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山东几乎是空白一片。既无成型红军，更无稳固政权。

但抗战后期，山东抗日根据地迅速成为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

人口众多，兵力强大，歼敌数目遥遥领先全国，党组织扩展之快，出人意料。

这场突围并不轻松。抗战初期，山东局势混乱，政策失衡、政权不稳、战略摇摆、动员乏力，“肃反”更一度失控。

115师来自中央，山东纵队扎根地方。两军并存，指挥权却悬而未决。

自1939年115师东进，中央与北方局多次尝试调整指挥体系，试图一统山东。

但权责不清、人事复杂，效果寥寥。

直到1943年，毛主席拍板定将山东全权交由一人统领，局势由此扭转。

提起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根据地，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也许是晋察冀、晋绥、冀鲁豫等名号响亮的区域。

但若论发展速度之快、战略地位之重、群众基础之厚，山东抗日根据地无疑是最为特殊、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战争开始前，山东的红色土壤几乎是贫瘠的。

在南方，红军三大主力纵横捭阖，苏区星火燎原；而在山东，不仅没有建立起一支红军武装，连政权雏形都未曾出现。

1933年，省委两度被叛徒出卖，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自此，山东党组织与党中央失联长达两年，孤军奋战，境况极其艰难。

中央掌握的信息中，几乎无从得知山东党的真实活动。

然而到了抗战尘埃落定时，山东的面貌已彻底改观：3500万人口，占全国敌后根据地人口的三分之一；33万正规军，占人民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累计歼敌60余万，占全国抗战武装力量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30万党员，占全国党员总数四分之一。

如此规模的跃升，在全国各根据地中独树一帜，实在很难想象其中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巨变。

山东根据地的形成方式，也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

大多数根据地，是由主力部队先行突入，随后清剿敌军、动员群众、建立政权。

而山东则反其道而行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南下，山东各地防御空虚、民怨沸腾。

地方党组织把握时机，主动起义、迅速组织武装，填补权力真空。

中央随即派出八路军115师主力及129师一部驰援，鲁西北、冀鲁边区的抗日火种逐渐燎原。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山东形成了“地方武装为主、中央军协同”的作战格局。

八路军山东纵队与115师分兵作战、彼此支援，在冲突与协作中逐步融合。

直到1943年，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军区政委，中央确立一元化指挥体制，局势终于稳定。

山东根据地自此走上正规，进入全面扩张阶段。

这期间，山东的党政军领导人更迭频繁。

黎玉、郭洪涛、朱瑞、罗荣桓等人先后主政，每一位都经历过战火的考验。

有人力主军事进攻，有人强调政权建设，也有人因思想保守、作风偏左而引发争议。经历不断试错与调整，最终确立以罗荣桓为核心的坚强领导班子，为山东的持久发展打下基础。

抗战胜利之后，山东部队迅速北上，63000人横渡渤海，组建起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骨干。

关内方面，山东成为国民党重点打击的战略要地。

八路军遗留下来的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部队会师，组建华东野战军，接连赢得晋南、莱芜、孟良崮等重要战役。

周总理在1947年小河会议上作战绩汇报时，将“华东”列为最先表扬的地区，其主战场正是山东。

第三十八军、第二十七军等后来的赫赫名部，皆在山东起家。

这场从无到有、从乱到治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早在北伐之前，山东便深陷北洋军阀统治之中。

军阀混战此起彼伏，而山东恰是北洋军反复南侵的桥头堡。

1928年北伐胜利未久，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展开大规模军事对抗。

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40万，主战场恰落在津浦与陇海铁路沿线，山东自然首当其冲。

韩复榘

此后，山东被韩复榘控制。

他集政治与军事大权于一身，以十万大军牢牢掌握山东命脉，对共产党组织实行严酷镇压，反复围剿革命力量。

与此同时，山东党组织内部则陷入“左”倾盲动，未能审时度势。

在敌强我弱、局势极不利的条件下，仍多次发动起义，导致党组织一次次被摧毁，辛苦积累的基础付诸东流。

1933年，灾难接连而至，省委两度被叛徒出卖。

面对濒临崩溃的局面，1936年5月，北方局派黎玉赴山东，重建省委，整顿组织。

黎玉

黎玉上任后稳扎稳打，从恢复通讯联络、调整干部配置入手，为后续抗日布局打下根基。

时局骤变发生在1937年。

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同年12月，日军大举进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弃城逃跑，鲁中鲁西几乎瞬间陷入真空。

面对这一局面，黎玉等人果断行动，带领干部奔赴山区。徂徕山、天福山、泰西一带迅速点燃武装起义的烽火。

短短数月，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此时的山东，城市已被日军控制，但广大农村却成为“无人之地”。

中央抓住这一战略空隙，迅速发动群众、建立组织，抗日武装迅猛发展。

到1938年春，党领导的武装已达数万人。

然而，山东局势复杂。国民党残部、地主武装、地方土匪同样争相拉队、夺地盘，一时间“司令遍地”，局势混乱。

为实现真正的主导权，中共必须在山东拥有自己的主力部队。

1938年4月，黎玉亲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山东局势。

毛主席当即作出部署，任命郭洪涛率一批干部奔赴山东，充实省委班子。

郭洪涛到任后，从各抗日部队中抽调骨干，回归地方，建立起一套覆盖全省的政党网络。

同时明确以沂蒙山区为根据地核心，稳步推进武装斗争。

不久，省委升格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仍任书记。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形势陡变。日军将重兵投入根据地“扫荡”，而国民党则在日方诱降下愈发消极，并加紧反共。

此时，党中央果断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山东的分量再次上升。

1939年，徐向前（前左三）、朱瑞（前左四）、黎玉（前左二）等合影。

1938年11月，张经武二度进鲁，与黎玉一同率百余名干部抵达山东，12月将各地武装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王建安分任正副指挥，黎玉任政委，部队扩展至两万人。

山东根据地由游击分散走向正规建制。

此后，省委改组为“山东分局”，由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人统一领导全省党政军工作，全面部署敌后抗战。

1938年秋，延安作出决定，八路军115师主力即将东进山东。

彼时，中共中央已明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

早在115师师部到来之前，部队已开始有序推进。

1938年9月，343旅政治委员萧华率领政治部及一个主力营先行挺进冀鲁边，与当地抗日武装整合，开辟新局。

12月，685团进入湖西地区，与地方力量合编为“苏鲁豫支队”，由此创建湖西抗日根据地。

1939年2月14日，115师代师长陈光与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和686团自晋东南出发，3月初抵达山东。

朱瑞（右二）和罗荣桓（左二）黎玉（左三）

进入山东后，部队迅速分兵部署。

团长杨勇与张国华率部留驻运河以西，着手构筑根据地。

陈光与罗荣桓则继续率主力东进，奔赴东平，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着手实施罗荣桓提出的战略布局：“依泰山、伴东平湖，向四周辐射，构建泰西根据地。”

5月11日，陆房一役爆发。敌我力量悬殊，在敌军5000人重围下，115师师部与各参战部队强势突围，歼敌千余人，自身虽付出360人伤亡的代价，却赢得了战略胜利。

蒋介石甚至亲自致电朱德、彭德怀，对此役表示“殊堪嘉慰”。此前中央并未就115师东进山东一事与国民党协商，这场战役的胜利，等于逼迫国民政府在现实中“默认”了115师的合法存在。

不久，八路军又在梁山发动伏击战。

在日伪军火力占优的劣势下，依靠灵活战术，斩获敌军300余人。

接连两战，打击了敌军士气，极大振奋了山东军民的抗战信心，为鲁西根据地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年9月，陈光与罗荣桓率“东进支队”深入鲁南，扎根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合力推进南线战场。

115师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山东抗战的格局。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115师与山东纵队虽同属中共领导，却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汇报，是两套系统、两个战场指挥核心。

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下，指挥权分立带来的协调障碍逐渐显现。

1939年3月，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电报毛主席，其中也认为“陈在军事、罗在政治上均难形成中心”，山东“缺乏骨干”，建议派徐向前支援，并提议朱瑞出任山东政治委员。

此后，山东战场出现三支成规模的主力部队：一是以原地方武装为基础改编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为政委；二是以115师343旅和129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的“东进抗日纵队”，萧华兼任司令与政委；三是115师师部和685团组成的“苏鲁豫抗日支队”，由陈光、罗荣桓统一指挥。

1939年6月，徐向前与朱瑞抵达鲁南，并于8月1日宣布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

10月，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合并，组建统一的领导机构，张经武调往延安。

郭洪涛也于同月赴延安，朱瑞接替其职，担任山东分局书记，并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

尽管如此，山东战场的指挥体系依然多头分散。

徐向前虽对抗日武装建设贡献显著，但在1940年中奉命返延。

第一纵队的番号随之被废止，山东纵队名义恢复统一。

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后排右四为罗荣桓。

1941年底，形势再次紧迫。日军动用五万兵力，在山东发动空前规模的“扫荡”。

根据地险象环生，部队损失惨重。

经历多轮反复教训之后，中央意识到，若不能尽快统一军事与政治指挥，山东抗战局面将难以为继。

进入1941年，山东抗日根据地虽然取得了不少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与军事指挥体系上，依然未能实现真正的一元化。

八路军115师与山东纵队分别为平行建制，各自执行任务，指挥分散，资源分流，战场协调时常出现障碍。

这种“两线指挥”的状态，严重影响了战争效率和根据地的整合推进。

194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与中央军委联合发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

一，山东分局、115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必须靠拢，形成统一的会议体制，由山东分局统筹党政军民工作；

二，山东纵队归115师统一指挥，以增强作战协同；

三，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成员包括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等人。

此后，朱瑞负责组织建设，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统管地方政务，陈光主抓财经。

1942年初，中央军委再度发文，将山东纵队更名为“山东军区”，由115师统一指挥。自此，山东纵队与115师合署办公，组织架构实现融合。

8月1日，“山东军区”正式启用，山东纵队大部改编为鲁中军区，军政一体化进程迈入实质性阶段。

115师政委罗荣桓(右)、代师长陈光(中)在山东。

与此同时，罗荣桓被正式确立为全省抗战的核心指挥。

此时他身患重病，身体极度虚弱，但仍咬牙坚持，承担起统一指挥山东党政军工作的重任。

在他的主持下，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广泛开展，有效改善了群众生活，也增强了根据地的自我供给能力。

然而最棘手的，是精兵简政的重整任务。

当时部队臃肿、指挥重复、战斗力分化严重。

罗荣桓明确提出“主力部队必须地方化”的方针，通过整编，将山东军区划分为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六大区域，保留13个兵力充足、组织严密的主力团，其余人员按区县划归地方武装。

在用人方面，罗荣桓强调“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他主张主力与地方、红军与土改干部合理融合，干部上下流动，打破壁垒，形成合力。

他提拔了大批本地干部如林浩、景晓村、张光中，也公正使用来自红一、二、四方面军的老战将，重组军区班子，确保各地政令畅通、军队稳定。

整编过程中，为提升基层战力，他将旅编为团、团编为营、营缩为连，裁撤冗员，释放大量干部下沉至一线。

虽有不少人职级降低，但这些基层骨干被保留下来，成为日后迅速扩军建制的中坚力量。

战后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降级”的干部，在最关键的时刻拉起了8个主力师、12个警备旅、4个独立旅，支撑起了华东战场。

到抗战胜利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已发展成全国最重要的解放区之一。

全区拥有2400万人口，正规部队超过27万人，地方武装与民兵近200万人，党员总数突破20万，占全国党员总量的五分之一。

山东不仅是敌后战场的核心阵地，更成为解放战争战略布防的重要支点。

此后，根据中央部署，山东承担起“北上东北”的重任。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明确提出：“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依赖的正是山东部队和干部。

由山东调往东北的部队达7万人，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中坚。

留守山东的20余万兵力，则与新四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为随后的大反攻提供强有力支援。

山东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由此更加凸显。

前后投入兵员总数逾百万，为全国革命战争贡献了不可替代的力量。

而这一切的制度基础、干部体系和组织准备，和罗荣桓在山东期间的成绩分不开。

罗荣桓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

水新营

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初期罗荣桓的补偏救弊

薛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