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十位开国大将中，最具传奇感的一位。

资格老到什么程度？早年就是中国同盟会成员，1926年入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

打过的仗，从南到北；扛过的枪，从旧军阀到新中国。

他63岁授衔，是唯一享受元帅待遇的大将。

参与百色起义、重建新四军、广西剿匪，每一场都是关键战役。

36位军事家中，他名列其一。

毛主席评价他“老成持重，威望颇高”。连李宗仁回国见他，都要先立正，再鞠躬。

1965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

李宗仁回国当天，诸多重量级人物都去迎接。

但李宗仁之后的拜访行程，却令人意外。

他没有去见任何一位开国元帅，也未主动联系旧日部属，而是专程拜访了张云逸。

那天，他身穿便装，悄然抵京，走进了南池子的一间老宅。

门一开，面对亲自迎出的张云逸，他没有寒暄，先是笔直立定，继而深鞠一躬。

动作缓慢，分量十足，带着几分迟来的敬意，也许还有点隐约的歉意。

1892年，张云逸出生于海南文昌的一个贫苦农家。

家境清寒到什么程度？少年时，满地打赤脚，只在重要场合才舍得穿上那双奶奶亲手缝的布鞋。

穿坏了，连替换的都没有。

艰难的生活磨炼出他早熟的性格。

年纪轻轻，他便踏上闯荡之路。

聪明、沉稳，又肯吃苦——这些品质被一位加入同盟会的乡贤看在眼里，于是带他离岛赴粤，投身革命洪流。

仅16岁，张云逸便正式加入同盟会，成为清末一批最年轻的革命分子。

辛亥革命后，他考入黄埔速成班，成为那一届的“风云种子”。

与他同窗的，是叶挺、薛岳这样的战将。

1926年，他秘密加入共产党。

那一年，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的少将参谋长——以如此身份转身入党，绝非偶然，而是信念使然。

此后几十年，他与国民党缠斗不断。

既打仗，也谈判。

尤其是组建新四军那年，他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斡旋，因为资格老、声望高，连对方都不得不敬三分。

会谈进展顺利，不是因为运气，而是他站在桌边，本身就是分量。

抗战时期，形势复杂。

国民党藏在后方，新四军死守前线。

前者却反复设限，屡屡警告：“兵太多不好。”

到了江北，李宗仁也劝新四军“适可而止”。

但张云逸直接告诉他，“要抗日，就得有力量。”

1927年，张云逸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

那时他已经是一名秘密党员。

七月底，在江西九江，他亲自策应并掩护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团长周士第等人，参与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此后，他几乎踏遍了所有关键战线。

他与小平同志并肩，领导百色起义，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江西苏区，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参与组建中革军委，主持三次反“围剿”作战，最终踏上漫漫长征路。

他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但一次次的任务，他总能完成得滴水不漏。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粤桂湘赣等地，组建统一战线。

新四军成立，他从参谋长干起，历任第三支队司令、副军长兼二师师长、代理军长，几乎参与了整个建军过程。

后来，他参与指挥华东解放战役，调兵遣将、布局谋篇，战果赫赫。

到了1955年，国家正式实施军衔制。

这一年九月，怀仁堂内庄重肃静。

授衔典礼进行到一半，周总理双手捧着烫金的大将军衔命令状，缓步走向张云逸。

那一刻，他的眼中泛起了泪光。

事实上，在授衔酝酿阶段，他几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年事已高，体力不济，不愿再担此重任，请求改授他人。

这份犹疑，并非矫情。

自1951年指挥广西剿匪胜利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

1952年春卧病不起，整整休养一年。

1953年，身体稍有恢复，他立即向中央要求重返岗位，被安排到监察委员会担任副书记，再次投入工作。

他从不热衷名利，更不追逐头衔。

得知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反而诚惶诚恐。

最终，军委将他的请求上报毛主席和周总理，答复只有一句：不予批准。

毛主席对此是这么说的：

“张云逸同志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形下， 以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南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功勋卓著，受之无愧！”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张云逸出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兼任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

与此同时，他还身兼广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等数职。多重身份，沉甸甸的责任，全压在这个年近六旬的老将肩上。

彼时，广西尚未完全解放，局势未稳。

10月，张云逸亲赴前线履新。

他一路南下，一边调研华东和华南解放区的经验，一边协调干部力量。

到了广西，他主动要求将原籍广西的干部调回本地，为即将开始的治理工作打下骨干基础。

进驻广西后，张云逸第一时间着手建立军事管制体系。

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重要城市相继设立军管会。

12月9日，广西军区正式成立，他亲自兼任司令员与政委。

次年2月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由他担任首任主席，全面主持地方政务。

接手的这片土地，百废待兴。

广西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连一颗钉子、一根蜡烛都要从外地运来。

张云逸冷静评估形势后，果断拍板：不搞从零起步，而是整体迁移。

他亲笔写信给陈毅，请求将上海部分成熟企业连同技术设备、管理人才一并迁至广西。

这一举措，直接把数批上海工人及其家属带到了广西，改变了当地的产业生态。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官”，但却被称为“懂经济的军事家”。

在行政与工业建设之外，他还主抓金融体系重建。当时广西币制混乱，物价波动剧烈，财政赤字严重。

他迅速部署统一货币、平抑物价，主张“稳财政，强基础”。

1950年2月18日至24日，他主持召开广西首次财经会议。

会议明确四项核心：整顿税收、开辟财源、厉行节约、压缩开支。目标只有一个——尽快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数月之后，成效初显。到10月，全省财政状况明显改善，金融秩序趋于稳定，经济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对广西而言，张云逸的贡献，绝不仅止于治理与重建。

他留下的，不只是账面上的政绩，还有一项直接改写区域命运的决策。

翻开新中国成立前的地图，那时的广西，没有海岸线，是实打实的内陆省份。

而今天的广西，却拥有北部湾的大片海域，从北海到东兴，一路通海。

而这离不开张云逸。

那时候他多次向叶帅提出，从广东划出北部湾海域归广西管辖。

这块海域，在孙中山先生的规划中，曾被视为“未来民主中国的重要深水港”。

但在那个战备优先的年代，很多人反对。

可张云逸的逻辑很清晰。他坚信，一个不通海的西南省份，难以在国家未来的对外格局中占据位置。

他顶住压力，坚持到底，最终将这段海岸线收入广西版图。

多年后，这条海岸线的战略价值逐步显现——北海、钦州，成为中国通向东盟的重要港口。

广西也因此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政绩之外，张云逸对民众的态度，几乎可以称得上“反差感十足”。

身居高位，却极力反对官架子。

他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亲民、接地气、没有距离感”。

一次，有访客来家中求见，警卫隔门问话。

他听见后直接训话：“隔着门说话不礼貌。让人进来，坐下说。”

他不只是说，还身体力行。

在山东下乡调研时，进了老乡家，主人赶忙拿出大瓷碗，用抹布草草擦了擦，准备倒水接待。

参谋见状，悄悄拿出自带的杯子，被张云逸当场呵斥：“拿走！”

随后，他毫不迟疑地用老乡的碗喝水，与众人同坐共饮。

离开时，他更是批评随行人员：“你进人家家门，人家请你喝水，是信任你。你却掏出自己杯子，不就是嫌弃人家？我们以前打仗，哪有这讲究？”

在广西期间，他住在南宁桃源路3号。穿的常是布衣，走在街头，无人能看出这是“广西第一把手”。

他时常独自进菜市场，与小贩攀谈；或到农户家中，听民声、聊生活。

甚至有一次，在柳州途中看到山上农民砍柴，他竟让司机停车，上山与他们交谈。

看到手持砍刀的山民，当时警卫紧张得要命，毕竟在那个土匪特务仍未肃清的年代，谁都不敢大意。

但他始终神色平静，话语自然。

还有一回，在去百色的途中，碰到山林失火。

他不顾身份，直接下车，与百姓一同上山救火。

火灭了，才重新上车，继续赶路。

这位身经百战、历任要职的老将军，真正的威望，并不靠军功章堆出来。

他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低调作风、务实精神，为民所信，也为后人所敬。

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张云逸大将的传奇故事

林茂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