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战功赫赫，性格彪悍，绰号“好战分子”。

哪有战斗，哪就有他，他的指挥才能，公认一流。

廖耀湘称其为黑土地上的“旋风司令”；军迷推崇他，视其为解放海南岛的头号功臣；三八线上的美军，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遇到过的最难缠的对手。

但就是这样一位战将，解放战争期间，四野从未让他当上兵团司令。

按常理推算，第12兵团成立，他理应出任第一副司令，然而实际结果却是陈伯钧在前，他在后，仅列第二副司令，这是为何？

许世友曾被问及，在中国众多将领中，他最钦佩谁？

他的回答就是韩先楚。再问缘由，答曰：“他有勇有谋。”

韩先楚战功显赫，步步向前。

1937年9月，他从抗日军政大学奔赴前线，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副团长，随即投入平型关战役。

1938年2月，升任344旅副旅长。

1941年1月，受命赴延安军政大学深造。

1946年2月，东北战局紧张，他被调往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彼时，国民党军已捷足先登，占据山海关、兴城、锦西等要地。

1946年2月，四平、长春相继失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被迫北撤至松花江以北，形势岌岌可危。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决策，命第三纵队与第四纵队联手发动保卫临江战役，并设立前方指挥部，正副指挥员分别由三纵司令员曾克林和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担任。

3月31日，韩先楚接到命令，当日便风尘仆仆赶赴三纵驻地，立即召开作战会议。

战前决策并非一帆风顺，会议现场争论激烈。

焦点在于究竟该围歼哪一股敌军。

三纵主张攻打国民党军暂编第二十师，而韩先楚则力主围歼第八十九师。

他当场分析：“八十九师刚从热河调来，人生地不熟，对南满地形、交通毫无了解。我们若能充分利用这一弱点，实施诱敌深入战术，将其引入预设战场，各个击破，短时间内即可取得胜利。”

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最终只能将方案上报至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与副政委陈云。

仅仅两个小时，复电传来：“完全同意韩先楚的意见……”

4月2日晨，枪炮轰鸣，战斗正式打响。

4月3日下午3时，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按部就班推进，丝毫未察觉已深陷死局。

此时，韩先楚已在幕后布好杀局，只等敌人自投罗网。

他指挥第三、第四纵队同时行动，时机恰到好处。

包围圈合拢，八十九师猝不及防，乱作一团。

最终，战斗尘埃落定，八十九师连同增援的国民党军一整个团，全军覆没，师长张孝堂、副师长秦世杰双双被俘，7500余人尽入囊中。

临江战役，至此大获全胜。

这场胜利只是韩先楚军事生涯中的一幕。

1947年9月，他升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他继续统帅三纵，驰骋疆场。

东北战场上，韩先楚的名字成了国民党军的噩梦。

他的指挥风格雷厉风行，兵锋直指敌军要害，行动之快，让敌人防不胜防。

坐镇东北的几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竟不约而同给他取了个绰号——“旋风司令”。

杜聿明，曾是东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屡次与韩先楚交锋，败多胜少。

最终，他因惨败被调离东北，临行前无奈感叹：“最难对付的，就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

1949年1月，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胜阶段。

五大野战部队整编，划分为16个兵团。

此时的兵团，相当于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中的“集团军”级别，每个兵团下辖3到4个军，统领数十万大军。

第四野战军百万之众，被拆分为四个兵团，各有主帅。

其中第12兵团由萧劲光统辖，麾下40、45、46军。

而韩先楚，依旧是40军军长，并未获得兵团司令员的任命。

第12兵团成立后，他本应顺位担任第一副司令，结果却落在了第二副司令的位置，第一副司令的头衔，给了陈伯钧。

韩先楚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远超陈伯钧，然而为何在兵团主官安排上，给了他第二副司令的位置？

关键的原因就是韩先楚的资历尚浅，而陈伯钧的资历，摆在那里，重若千钧。

他是1927年秋收起义的亲历者，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

长征前，他经历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参与创建赣西根据地，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屡立战功。

长征途中，他年仅二十几岁，便担任红一方面军十三师师长、五军团参谋长，之后又历任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四军参谋长，再到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

他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直至将台堡三军大会师，完整走完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路线。

在红军高级将领中，能在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都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寥寥无几，陈伯钧，正是其中之一。

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率部征战，在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战术指导下，边打边学，战术愈发老练，战斗力不断提升。

他任连长时，冲锋在前，屡次担任攻坚任务。在永新北乡的战斗中，他亲自指挥，浴血奋战，腿部中弹，负伤倒地，却仍旧坚持指挥作战。

龙冈战役胜利后，他又率部追击谭道源师，猛攻不舍，将敌军打得措手不及，歼灭过半，缴获步枪两千余支，机枪四十六挺，战果辉煌。

在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役中，他战功累累，却也身负重伤三次。

因英勇作战，他获得了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当毛主席因“左”倾路线受到打压时，陈伯钧也未能幸免。

他坚定支持毛主席的主张，却因此被撤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往红军学校学习。

此后，他任红五军团参谋长，但因不满当时错误的指挥方式，直接上书红军总部表达异议，最终被批判，降职为红十三师师长。

即便遭遇挫折，他仍斗志昂扬，率领红十三师以硬仗著称，屡战屡胜，被誉为“红军坚师”。某次战报传到毛主席手中，毛主席看完后兴奋不已，当场喊出：“十三师万岁！”

1934年10月18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突围，踏上长征之路。

陈伯钧率部随红一方面军西征，而他的十三师，则被指定为全军后卫，负责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湘江战役爆发前夕，战况危急。

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送来中央代表陈云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

陈伯钧接信后毫无惧色。面对敌军前后夹击，他未作丝毫犹豫，当即下令死守湘江，哪怕拼光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确保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江。

战斗惨烈至极，枪炮声震耳欲聋。敌军不断发起猛攻，十三师官兵血战一整天，阵地几度失而复得，鲜血浸透战壕。

陈伯钧身先士卒，甚至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伤员，自己步行作战，与士兵并肩迎战。

敌人潮水般冲来，十三师官兵倒下一个，便补上一个，最终在死亡线上死死拖住敌军，为中央红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渡江时间。

战后，湘江畔尸横遍野，红军损失惨重，但主力部队成功渡过湘江，继续西进。

陈伯钧因在这场战役中的卓越表现，被红军将士敬称为“铁屁股”——无论战局如何艰难，他都像铁钉一样钉在阵地上，丝毫不动摇。

多年后，刘伯承回忆往事，感慨道：“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

1972年，聂荣臻元帅曾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血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能否顺利渡江，真不敢想象。”

相比之下，韩先楚虽然战功卓著，但早期资历不算显赫。

在红军时期和抗战初期，他的军事生涯尚未大放异彩。

而陈伯钧的履历要耀眼得多。韩先楚最具代表性的战役，还是长征时期25军在独树镇的突围战、长乐村追歼战中的马庄争夺战。

这些战斗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影响力有限，未能成为震撼时代的经典之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伯钧官至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而此时的韩先楚，仅在115师担任副团长，职务层级相差悬殊。

若论革命资历，他比陈伯钧整整晚了很多。

韩先楚本有机会在抗战中更进一步，但一场风波让他意外脱离了一线战场。

事情的起因是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的叛逃，这导致旅政委黄克诚对红十五军团的旧部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整顿措施。

韩先楚性格耿直，素来刚烈，见此情形愤然提出调离，最终被安排到后方。

这让他错失了在抗战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最佳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军中的晋升路径。

兵团司令员不仅要具备卓越的战场指挥能力，还必须在军事与政治领域均衡发展。

换句话说，能打仗是基础，会治理才是核心。

韩先楚虽是公认的“好战分子”，在一线指挥上无人能敌，但要统筹全局、处理政工事务，他并非最佳人选。

而四野四大兵团的司令员——萧劲光、程子华、刘亚楼、邓华，皆有双重资历，不仅是军事主官，还曾在政治岗位上历练，属于真正的“帅才”。

他们不仅能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也能在后方运筹帷幄。

此外，第一副司令员的席位，同样被资历深厚的将领占据——陈伯钧、李天佑、黄永胜、洪学智，他们都是东北民主联军时期最早的纵队司令员，长期以来肩负着更高层级的指挥任务。

相比之下，韩先楚虽战功赫赫，但在军内的资历与位置，终究还是稍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