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轰然坍塌。

蒋介石的“退路”奉化溪口也出了岔子——原绥靖总队第六大队800余人突然起义，领头的是副总队长方步舟。

但问题随之而来：方步舟，该怎么安置？这位“起义功臣”，身份实在棘手。

往前追，他可是老牌红军。参加过南昌起义，当过红军师长，还参与创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

可惜后来脱队，转身投了国民党，摇身一变，成了“青年救国团”的中层。

如今他率队归来，接应他的偏偏是老战友谭启龙。

是该以“同志”礼遇，还是以“叛将”论处？

谭启龙左右为难，最后只得请出陈毅。陈毅得知后回复8字。

方步舟可以说有着十分复杂且传奇的经历。

从黄埔军校起步，他接受的是正统军事教育；紧接着就跳进硝烟滚滚的南昌起义，一头扎进革命洪流。

后来，他在红军里一路升任至师长，还参与创建了湘鄂赣苏区的重要根据地——鄂东南，堪称基层武装的核心骨干。

但就在红军事业如火如荼之时，他突然离队，选择投入国民党阵营。

进入国民党后，方步舟依然活跃。

他的部队被纳入蒋经国直接掌控，被称为“御前部队”。

他本人则担任第九战区第二纵队少将游击司令，在敌后活动中极具分量。

但这位“御林军”主帅在解放战争最后关头又来了个大转弯，带部起义。

方步舟曾与许多高级将领共事过，包括彭德怀、贺龙、滕代远、傅秋涛、钟期光、谭启龙等人。

他们有的是他的领导，有的是他的部下，甚至是战友。

那么方步舟到底经历了什么？

方步舟，原名项升平，字充如，又名向光如，1900年10月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项谷文村。

其出身于本地相对殷实的工匠家庭，父亲项德明以泥瓦工艺为业，母亲姓方。

其后，方步舟取母姓为名，在革命生涯中以此化名广为人知。

1923年，考入黄埔军校，为首期学员。

在校期间接受系统军事训练，毕业后服役于国民革命军，参与北伐相关战役。

1925年，由党组织安排，返回大冶担任县立工业学校校长，开始兼顾教育与政治宣传工作。

翌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硚口办事处干事，转入工人运动系统。

1927年，任大冶县农民协会秘书。

5月，经黄石地委农委书记李襄群（即李实）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早期基层骨干成员之一。

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在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担任班长及党支部书记。

起义失败后随部南下至潮汕，战败后潜返武汉，迅速与湖北省委取得联系，转入地下活动。

此一阶段，他继续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并参与恢复和发展阳新、大冶等地的革命网络，为鄂东南地区根据地的初步构建打下基础。

方步舟的革命活动进入实质性上升阶段，是在1928年至1935年间。

湖北省委派其与李朝珠赴阳新、大冶地区筹建阳大县委，后由方继任县委书记。1928年阳新县委正式成立，方任书记。

此后历任鄂东特委组织部长、鄂赣省鄂东南道委书记兼军区北路指挥部政治委员、湘鄂赣省委巡视员等职。

1935年后，又兼任湘鄂赣军区参谋长、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红军第十六师师长，成为湘鄂赣边区党政军系统中的重要人物。

然而，1937年初，方步舟与省委书记傅秋涛在军事策略问题上产生分歧。

因无法调和分歧，他选择脱离红军，从鄂赣边界出走，计划前往赣北与特委书记俞照光会合。

在阳新沙州店途中被地方民团逮捕，后移交至武汉行营。

1937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方步舟亦顺势进入“过渡状态”。

当年，他参与了在湖南平江举行的地方和平谈判。

1938年，日军重兵逼近长江中游。华中地区战线拉长，后方秩序动荡。

方步舟趁机重返鄂东南。

依托其早年在通山、阳新、大冶等地积累的社会资源与政治影响，他迅速动员旧部及地方青年，重新组织抗日武装，重建地方政权结构。

据不完全统计，其部队很快扩展至三千人左右，自称“湘鄂赣抗日游击总指挥”。

与此同时，他宣布成立“武鄂阳大边区政府”，自任主席。

在鄂南、赣北一带，时人多称其所部为“方部”，显示其在地方武装体系中的代表性。

在这段日子里，“方部”的抗日游击工作确实有起色，于是在这年五六月间，方步舟派代表刘正旭前往新四军平江办事处，希望党组织派遣政治委员入驻部队。

但平江方面出于谨慎，拒绝了这一提议。

1939年，随着日伪压力增强及地方武装管理趋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决定对“方部”予以收编。

经报请批准，方步舟被任命为第九战区第二纵队游击司令，授予少将军衔。其部编入“青年救国团”系统，受国民党军令节制。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的方步舟虽已“名归国军”，但在实际操作中，他对残留的同志持宽容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庇护。

1943年，事件发生突变。由于持续包庇部队中的党组织成员，被国民党当局以“纵匪殃民”罪名拘捕。

案发后，九战区即刻予以清剿处理，方本人遭长期羁押。

五年后，经多方保释，方步舟获释。

此时政局已彻底逆转，国民党控制区域日益收缩。

此后他退居汉口，在市井一隅经营煤炭生意。

1947年冬，国共内战全面反转，战场失利、基层动荡，令国民党在华中地区陷入空前被动。

此时，除了动用正规部队，蒋介石也不得不依赖一批有经验、肯“用命”的地方将领，维持政令运转。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防部绥靖总队长刘培初开始频繁造访一位“旧人”——方步舟。

两人是同乡兼同窗，彼此知根知底。

刘清楚，方虽沉寂多年，但在地方依旧有人脉，在战场也不是生手。

劝说持续了数月。方步舟最终接受了安排。

1948年1月，正式出任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重新披挂上阵，名义上重归国民党武装体系。

但这一“归队”，表面热闹，内心冷静。

事实上，从受命那天起，他就开始为“另一个方向”作准备。

他先是低调派出支队长肖期前往洪湖，与地下党建立初步联络。

5月，又通过关系与沔阳县委书记陈秀山取得直接联系。

陈的判断很明确：时机未成熟，暂不动，伺机而动。方步舟于是留在武汉，等待局势变化。

然而，国民党中央对他始终持观望态度。他曾是红军师长，旧账虽未重提，但也从未被遗忘。他部队编制虽小，但骨干成分复杂、指挥体系相对独立。

这对正处于收缩中的国民党来说，显然不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存在。

出于“排险”考虑，国民党最终决定将“方部”调离武汉，迁往东南沿海。调令下达，地点是浙江。

1949年1月，绥靖总队被整编为“青年救国团”第二总队，团长由蒋经国亲自兼任。

这是一次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改编——既是集中管理，又是筛选忠诚。

很快，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溪口，开始挑选愿意“陪他退守”的部队。

要求极严，只收“绝对可靠者”。稍有嫌疑，统统排除。

在多轮筛选后，最终在俞济时举荐下，蒋经国点头同意，由第二总队担任溪口外围警戒。

方步舟带队到达宁波后，获准晋见蒋经国。

后者开场不谈任务，只讲忠诚。

他说：上坡时，有人跟不稀奇；下坡时，你能从湖北来到我们身边，这才是真忠诚。

方步舟听完，没有多话。

他只是按照计划，一步步推进自己的安排。

不久，他以“集中整训、提升效率”为理由，请求将部队从宁波城内移至郊区。

这一申请顺利通过。

部队迁出城区，地形变得开阔，通信线路掌握在己方手中，起义的地理条件初步形成。

转折发生在1949年4月23日中午。

情报突然传来：起义计划或已外泄。方步舟果断决定，当日行动，不再拖延。

他命令特务连先行，切断所有通信线路，设置路障。他本人亲自带队，沿着泥泞山路向四明山区急行军。

天色阴沉，雨下不停。道路泥泞不堪，部分重装备被迫丢弃。

重机枪连因机动缓慢，被敌军拦截溃散。其余八百余人连夜赶至四明山麓水井底一带，完成初步集结。

消息传出，四明工委反应迅速。

书记陈布衣、委员薛驹亲率主力部队前往鄞县乌岩村迎接。

他们没有发布命令，也没有过多审查，而是直接组织了一场欢迎大会。

当地百姓也自发行动，送来酒肉粮草，慰劳起义部队。

随后，工委宣布授予起义部队“光明部队”番号。

几天后，浙东临时委员会专电祝贺，表示高度肯定。

起义完成后，光明部队迅速整编，与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先后参加了黄古林、樟村、梁弄、上虞等战斗，有效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力量，为浙东根据地的扩展与稳固提供了重要支撑。

1949年4月，方步舟在浙东四明山一带率部起义，正式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

这支起义部队，人枪各千余，武装完备，队伍整齐，在当地形成一定声势。负责接应的，是由王建军、谭启龙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

方的归队，引发了高度关注。

他的身份太过复杂，既是曾任红军师长的“老同志”，又是蒋经国麾下的“御前部队”头目。

一时间，七兵团的负责同志并不好决断，于是决定将其送交南京，由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作出统一处置。

陈毅主持了三野前委关于方步舟问题的专题会议。

与会者对其经历进行了系统梳理。

权衡利弊之后，前委给出了八字评价：“将功折罪，既往不咎。”

会后，陈毅指示钟期光同志与南京市委书记彭冲沟通落实。

1949年10月，方步舟被安排前往华东军区政治部统战系统学习。

短暂过渡后，于1950年8月被调任安徽省宣城农场，出任副场长。

1958年，他又被调入南京市民政局任副科长；次年，调任青龙山农场（后改名“好红卫林场”）生产科副科长，并兼任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方步舟并未选择彻底退隐。

相反，他投身党史与军史资料的整理与撰写，向中央、省、市各级相关机构提交了近百万字回忆文稿。

这些稿件涉及南昌起义、红十六师组建、鄂东南苏区发展、抗战时期地方武装建设等重大历史节点，部分已整理成书，其中包括《红十六师历史》《鄂东南革命斗争史》《抗日战争史》等。

这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尤其对研究湘鄂赣根据地、鄂东南游击战史、大冶革命史等专题，提供了不少原始线索。

回顾方步舟的一生，确实不能以简单的是非二元来评判。

他出生于1900年，辞世于1990年。这90年，几乎与整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同步。他经历过清末的旧制、民国的乱局、抗战的烽火、解放的转折、新中国的成立，乃至改革开放的初期。

他既曾在党最困难的时期坚守，也曾因路线分歧而脱离，进入国民党体系；但在1949年最关键的时刻，他又选择了回到人民阵营，率部起义，最终归队。

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鄂东南根据地的创建、抗战游击体系的构建，以及起义部队的整编中，他都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实际贡献。

最终他也回归，回报了党和人民。

方步舟的飘浮人生 邹天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