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北方当局”的召唤
1949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中国大地展开。在这139天的作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均每天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个正规师。三大战役总共歼敌154万人。蒋介石大势已去。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大地上的决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命运。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兵败如山倒,不得不逃往台湾。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面临抉择:如果回国,是回中国大陆,还是前往台湾?
这一批海外的中国知识精英,成为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那形势有点像纳粹德国即将崩溃之际,德国的火箭专家成为美国、苏联双方争夺的对象。
当时,尽管蒋介石政府即将被逐出中国大陆,但是在美国华人之中,蒋介石政权仍拥有很大的势力。当时的美国与“中华民国”有着外交关系,“中华民国”驻美国的使馆派人动员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前往台湾。
钱学森在美国已经是屈指可数的火箭专家,而他的岳父蒋百里虽然已经过世,但先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跟蒋介石有过那么多的交往,所以他理所当然成为国民党政府争取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钱学森身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广有影响。倘若钱学森能够去台湾,将会带动一大批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前往台湾。何况钱学森出国时拿的是国民党政府发给的“中华民国”护照,属于“中华民国”公民,属于“中华民国”驻美国的使馆的管辖范围。
钱学森不想去台湾,但是又不能公开作如此表态。于是,在1949年,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以便把手中的“中华民国”护照改换为美国护照,这样就可以不再受制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当时,钱学森填了美国的入籍申请表。钱学森还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一带看房子,准备买房子,似乎要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以避免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人员的纠缠。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留学生和学者中的联络工作,也非常活跃。
1949年5月20日,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葛庭燧给钱学森写信,动员钱学森回国。之后,钱学森一直保存着这封信。
葛庭燧在信中写道:
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之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弟虽不敏,甚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弟深感个人之造诣及学术地位较之整个民族国家之争生存运动,实属无限渺小,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之伟大争生存运动有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
葛庭燧在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1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中有关原子弹及远程雷达的研究。1949年2月,葛庭燧等在芝加哥发起并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他担任理事会主席。
葛庭燧当时并非中共党员,但是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着密切联系。1949年10月1日,葛庭燧在芝加哥以留美科协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一个纪念会,并在会上高举五星红旗。他还邀集了34位在芝加哥的清华大学留美同学,打电报给在国内的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转致对新中国的祝贺。
1949年11月,葛庭燧和夫人何怡贞带着7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回国。1955年,葛庭燧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1979年,葛庭燧加入中国共产党。
葛庭燧在1949年5月20日写给钱学森的信中,附了曹日昌教授1949年5月14日从香港写给钱学森的一封信,表达了“北方当局”的召唤。那“北方当局”,不言而喻是指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中国共产党。
曹日昌与钱学森同龄,生于1911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194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1947年曹日昌在英国由陈天声和刘宁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一年他在剑桥大学毕业,8月由英国到香港,成为香港大学公开招聘的第一位全日制心理学教师。曹日昌同时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兼职,从事于联络、争取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回国。那一时期从海外回国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是由曹日昌经手联络,经过香港返回中国内地的。
曹日昌致函钱学森,表达了“北方当局”的关切,欢迎钱学森回国。
后来,葛庭燧在1999年曾经回忆说:
1992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合肥为庆祝杨振宁70寿辰举行了一个学术报告会,杨振宁讲了碳60的研究概况,我也讲了回国若干年来在国内获得的研究成果。
在报告的最后,我谈到我与杨振宁同在芝加哥大学四年(1945~1949),随后虽然分别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一点成绩。这说明我们同是一根生的中国人无论在国外和在国内都能够在世界的科学上有所建树。在这一点上,我们说科学是无国界的。
在庆祝杨振宁寿辰的当天,我赠送他五匹唐三彩的小马,并祝他长寿和落叶归根。他看到礼物和颂词以后轻轻地对我说:“你曾给钱学森写过信。”
这当然指的是在1949年替中共地下党转信给钱学森时写给他的信。我猜不出杨振宁说这句话的意思,但却引起我万分感慨。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钱均夫给钱学森来信,说是身体不好,常常胃痛。钱学森对父亲非常孝顺,当时钱均夫的生活费是由钱学森负担的。1945年,钱学森的杭州同乡、电机专家朱维衡到美国留学,钱均夫跟朱维衡父亲相熟,两家一度商定,钱学森把给父亲钱均夫的生活费寄给在美国的朱维衡,而在杭州的朱维衡的父亲则把相应款项汇给上海的钱均夫,这样双方都避免了跨国汇款的麻烦。
就在钱学森准备以探望父亲的名义回国的时候,1950年6月6日,钱学森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时,突然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两名探员的审问,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五年的磨难和抗争……
一将难求
“钱先生,请坐车”
1955年10月8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上午,钱学森一家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美国到达香港九龙;
中午,跨过罗湖桥,抵达深圳;
晚上,到达广州。
得知钱学森平安归来,周恩来打电话给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指示要热烈欢迎、亲切接待钱学森及其家人。
周恩来总理说:“要好好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后来,钱学森在回忆周恩来时,这么说道:“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
正是根据周恩来总理“要好好待钱学森”的指示,在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的时候,从北京专程赶来的中国科学院秘书处负责人朱兆祥,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已经在罗湖桥深圳一侧等候,并在钱学森回国之初,陪同钱学森走访全国各地。
1955年回国前的钱永刚和钱永真于美国(陈天山提供)
朱兆祥先生在50年后回忆说:
当我到广州时,陈毅副总理已有电报来请省府关照。地方上很支持,派了一位副处长陪同我前往深圳协同工作。
1955年10月8日深圳罗湖桥头动人心魄的一幕是很难忘怀的。当时我们已经从中国旅行社探知,钱先生等30位离美归国人员所乘邮轮将在九龙靠岸,当时的港英当局屈从美国的压力,对钱先生等一行将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屈辱名义来对待。
近中午时分,罗湖桥门打开了,这支光荣的爱国者队伍踏上界桥,面向祖国,步行过来了。正当我们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先生一家之时,我的手突然被队伍中的一位先行者抓住,使劲地握着。我猛转身,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我意识到,此时此地我这个人,虽然原来谁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却被看做伟大祖国的代表了。我也极为感动。
就这样,一个挨着一个,每个人都带着激动的泪痕跨入国门——我终于接到了钱学森先生一家。永刚和永真两个天真的孩子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喊着:“Uncle Zhu, Uncle Zhu”(引者注:即“朱叔叔,朱叔叔”),他们也和父母一样沉浸在回到祖国的幸福之中。
同时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帕萨迪纳出发,和钱先生一家一路同行的还有李正武、孙湘教授一家。进入深圳车站休息室坐定后,我把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和院学术秘书钱三强先生的欢迎函面交给他们。
钱学森先生站了起来,再次和我们握手,并走到李教授跟前说:“正武兄,这下我们真的到了中国了。恭喜!恭喜!”两个人又激动地握手。孙湘教授把怀中的孩儿递给丈夫,从手提包里取出他们随身带来的离美那天出版的《帕萨迪纳晨报》给我看,上面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
这天,钱先生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开始了生活上崭新的一页。
在如今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朱兆祥在1955年10月16日从浙江杭州加急发给中国科学院并转外交部的电报,这份电报同时抄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这份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电报,真实记录了钱学森刚回国时的情况:
“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
1955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右一为钱学森,右二为殷宏章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回到上海与老父钱均夫合影
电报说,钱学森归国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碍,“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
电报称,“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五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
钱学森说,“在美国估计有四千留学生,绝大部分愿意回国,但都有各种顾虑,如恐怕提出申请美国不准因而影响职业和生活,也有人旅费不够。希望政府给他们旅费补助,这样一定可以争取很多人回国。”
在钱学森到达广州的当晚,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郑天保、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华南工学院院长罗明燏、华南医学院副院长梁伯强等到火车站欢迎,这充分表明祖国对钱学森归来的高度重视。
在钱学森到达广州的翌日,在朱兆祥的陪同下游览广州,参观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也参观了毛泽东1926年在广州讲课的地方——农民运动讲习所。
1955年10月13日,钱学森一家团圆照
晚上,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前身)广州分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这是钱学森回到祖国之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钱学森受到热烈的欢迎。
10月10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乘火车从广州前往上海。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钱学森抵达广州的新闻。
那时候的沪穗之间交通还很不方便,要乘火车,速度甚慢。尽管乘坐的是快车,火车直至10月12日上午,才抵达上海。
从1947年钱学森与新婚妻子蒋英告别父亲钱均夫离开上海,如今已经整整八年,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七岁的儿子钱永刚和五岁的女儿钱永真归来,74岁的钱均夫分外欣喜。尤其高兴的是,翌日——10月13日,正是钱永刚的生日,全家吃面,表示庆贺。唯一的遗憾是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不幸病逝,未能亲眼一见孙子和孙女。
钱永刚生日那天,在上海愚园路家中拍摄了团圆照。照片的右侧是钱均夫的干女儿钱月华。
钱永刚和钱永真当时一口英语,讲起汉语来反而不利索。
父亲钱均夫为了欢迎钱学森归来,特地买了一套钱学森喜爱的“中国历代名画”复制品送给他。
为了便于钱学森回家看望,朱兆祥安排钱学森一家住在附近的宾馆。钱学森一家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家与父亲团聚。
回到宾馆之后,钱学森就接到电话,提醒道:“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
不言而喻,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严密保护。即便是这几分钟的路,也务必请钱学森乘坐为他提供的专车,以保障他的安全。
10月15日,钱学森一家前往杭州。又见西湖,又见方谷园,只是母亲已经故去,钱学森率全家祭扫母亲章兰娟的墓,不胜唏嘘。
钱学森在杭州重游西湖,会晤亲友。他还来到浙江大学参观。当时,《人民日报》这样报道:
在杭州浙江大学参观的时候,他被学生们热情地包围起来,他看到新中国青年学生们充满着学习求知的热情,看到学生们美好的学习环境,这一切都使他非常感动。在上海和杭州的工厂参观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祖国工人的幸福生活和高度的工作热情,看到了中国工人自己亲手制造的各种机器,这是他多少年来就梦想着实现的。
1955年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右)和周培源(中)到北京火车站迎接钱学森
在杭州五天,于10月20日返回上海。
在上海,钱学森两度前往母校交通大学,看望师友,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举行茶话会,欢迎钱学森归来。
10月26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陪同下乘坐火车前往北京。
10月28日上午,火车抵达北京。在火车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首都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20多人热烈欢迎钱学森一家。
钱学森一家人住北京饭店256、257房间。北京饭店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10月29日清早,钱学森来到天安门广场。作为“老北京”,钱学森曾经多次来到这里,然而如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天安门城楼正中挂着毛泽东主席画像。
钱学森满怀深情地说:“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10月29日上午,钱学森拜访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稼夫和吴有训。
钱学森非常怀念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度过的六年。10月29日下午,他回到母校,看望当年培育过他的老师们。
钱学森(左)回到祖国后,和前去访问的新华社记者谈话。他说:“我终于回到了日夜想念着的祖国,今后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
1955年11月5日,陈毅副总理(右)接见钱学森
北京饭店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仅一箭之遥,钱学森带着全家步行去逛东安市场。当他回到北京饭店,又接到电话:“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
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变得非常忙碌,各种各样的行程排得满满的。钱学森在北京参观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单位,参观首都高等学校。
11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宴会,欢迎钱学森归来。
11月4日,钱学森出席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主持的座谈会,就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和学者的回国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1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钱学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欢迎钱学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