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永恒传奇。但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仅两年时间内，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如何保全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不让刚刚成立的西周走向覆灭呢？周武王做了一个决定：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四弟——周公姬旦，由他来完成承前继后的光荣使命。

没想到的是，姬旦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周公姬旦，后世统称周公，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

周文王还在世的时候，周公就非常忠厚仁爱和能干，帮助周文王奠定了伐纣的基本盘。到周武王即位，周公又事无巨细地辅佐姬发，完成了武王伐纣的大事业。

按理说，周公有充足的实力和底气，在姬发去世后做起西周的掌舵人，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可是他，还是坚决地选择让周武王的儿子，自己的侄子姬诵继位，成为周成王。

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周公对权力毫无兴趣，而是他知道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不如父死子承的继承制度稳定，而且姬诵的母亲是姜子牙的女儿，姬诵的继位也是稳定姬姓和姜姓、周人与羌人政治同盟的重要保障。

周成王继位后，由于年龄太小没有治国能力，周公便开始以摄政王的身份来行使职权。

当时西周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一来，周武王当政时间太短，还没有来得及对国家进行系统地治理。周公需要拿出一套完全的政治制度，让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来，西周要管理商朝的遗民，要让他们服从周王朝的管理，老实本分，不出幺蛾子。可是这些人集中于朝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一带，而周王朝的首都却是在陕西镐京的，远离中原和东夷之地。

三来，周公自己，还有几个不省心的弟弟，分别是管叔姬鲜、蔡叔姬度和霍叔姬处，这三个人都野心勃勃，觊觎着王位。

怕什么来什么，周公摄政没多久，管叔、蔡叔和霍叔三位仁兄，便联合起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一同发起了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这场叛乱声势浩大，连带着山东那边的，商朝曾经的诸侯国奄国也跟着一起造反。奄国一反，整个东夷闻风而动，一起动乱起来。

作为新生政权的周王朝，危在旦夕，面临考验！

周公没有被严峻的形势击倒，他迅速联合了姜太公姜子牙，再次领兵东征。

虽然这场东征的影响力没有武王伐纣大，但却比武王伐纣更加困难。

按照《尚书大传》里面的记载，周公用了一年的时间打败了管叔他们，又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占领了殷都，第三年，周公带兵打到山东灭了奄国，整个叛乱才算是彻底平息。

在那个交通不太便利的时代，既能安排好大本营镐京的日常事务，让西周的本体不出乱子。又能对四面开花的敌对势力各个击破，不能不说，周公的确是牛大发了。

最关键的是，在国家恢复和平安定的局面后，周公还能继续做长远规划。他认为，周王朝的首都镐京远离中原，不利于管理全国事务。

所以，他决定在黄河与洛水交汇的地方营建第二都城，也就是“洛邑”，今天的河南洛阳。

让谁去修建这座新城呢？周公想到了商朝的遗民们。这些人还怀念着商朝的统治，极容易被煽动举起叛旗，但又不能用残忍的方式诛灭他们，那就给他们安排点儿活儿吧。

就这样，商朝的遗民们，被驱使着拖家带口，翻山越岭，来到了洛邑。从画设计图开始，这群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让一座建在荒郊野外的新城拔地而起，成为他们新的家乡。

与此同时，周公命人将殷商的首都夷为平地，彻底破坏了历代商王的陵墓，从而让这些殷商遗民再也没有了缅怀旧国的心理寄托。

做完这些，周王朝是暂时安定了，可是如何才能在意识形态上确保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呢？周公继续开动脑筋，制定了一套高度成熟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治国框架，统称“周礼”。

周礼具体都包含什么呢？首先是宗法制，从上到下确定尊卑位分。比如臣民要听君主的，儿子要听父亲的，弟弟要听哥哥的，妻子要听丈夫的。兄弟姐妹之间，所有人都要听正妻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的，杜绝家庭成员之间不服气、想上位的情况发生。

除了确定了尊卑地位，对不同等级的人的权利义务，周公也进行了明确划分。比如你的身份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颜色，可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坐什么样的席子，走路要保持什么样的姿势，全有规定，十分复杂。

贵族们每天应付这些繁琐的礼法，烦都烦死了，哪有工夫去搞事情？

在礼法治国的基础上，周公还有一套仁慈爱民的价值观，简称为“以德配天”。

简单说来，就是国君的工作不是去研究天神的旨意，而是根据道德准则来治理国家。只要统治者的行为符合道德准则，天神自然会授权其子孙继续统治天下。否则，你上再多的祭礼都没有用。

这真的是莫大的进步。

早年间，商朝的治国手段是非常血腥野蛮的，人殉、人牲大行其道，重视祭祀远远超过了民本。一旦有人不服从管理，也讲究以暴制暴，什么炮烙之刑、割鼻之刑、断足之刑，听起来都吓死个人。

可是周公却懂得从礼制上约束统治者和臣民，让大家在被教化的基础上，自觉遵守各项礼法制度，君主的权限不是无穷尽的。

对天下百姓，也讲究众生平等，不管你是周人、商人，还是东夷人，大家都是一个国家的臣民，谁也不比谁更高贵，大家都有生存权和财产权。

有一次，姜子牙提议要把商人全部杀掉，以绝后患。

“使殷无有其余，如何？”——《武王克殷》

周公却说：“所有的错，都是商纣王一个人的错，现在他已经死了，剩下的应该全部宽恕，让大家的财产田地保持不变。民众大家不分新旧，都按照仁德的新标准开启新生活就是了。”

“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克殷》

就这样，商朝的遗民被全部赦免了，就算是后来一些殷商人跟着武庚一起叛乱，周公也只是杀掉了武庚，对其余参与叛乱的商人再次宽恕，让他们去洛阳修城和继续生活。

这种宽宏大度的行事作风，即使拿到今天，也彰显着人本主义的风采。

也正因为周公的努力，周朝才形成了一个以“以德配天”思想为指导，以宗法制为核心，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国家，这在当时是一种伟大的创新和巨大的历史进步。

后来的孔子在研究了夏礼、商礼和周礼后，不顾自己商王后裔和东夷贵族的身份，公开承认自己祖先的体制不如周礼文明进步，同时成为了周公最狂热的粉丝，经常在梦里向周公请教问题。

到了晚年时还说：“我好久都没有梦到周公了，看来我的精力衰退的太厉害了。”

总体来说，周公的一生，不仅参与了文王之治和武王伐纣，还亲自制定了周礼，确定了“以德配天”的政治总路线，平定了“三监之乱”，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不说，对周王朝居功至伟。

而且最重要的是，周公所总结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刑”的治国原则成为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和内核，深深地影响了之后数千年的中国，奠定了中华大地的文明基调。

从这个角度来说，周公的贡献值和影响力，还是远远被世人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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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先秦上古一万年》《中华远古史》《殷商之变与华夏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