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四年（604年）十月，杨广将父亲安葬在太陵，立庙号高祖，谥号文皇帝，后世习惯称为隋文帝。
传统史书评价杨广能够继承皇位，是自己苦心经营的结果，而这种经营并非正当手段，而是费尽心机打击排挤兄长杨勇，利用父亲的猜忌心理除掉四弟蜀王杨秀。但前边我们也说了，很多事情记载模棱两可，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杨广是杨坚五个儿子中最有能力的，而且即位之初气度恢宏、志向远大，这从他即位之初就开始营建东都洛阳便可以看出来。
杨广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他势必会听到人们对他当上皇帝的一些评价，虽然很多内容都是负面的，但他并不在乎，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他期望即位之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功立业，甚至建立"奄吞周汉"的伟业，成为"子孙万代莫能属"的千古一帝。坦白地讲，无论杨广先前做过什么，既然已经成为皇帝，衡量他就只能用"政绩"，就像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杀兄逼父登上帝位，也并没有影响他历史上一代明君的形象，可见杨广能够将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子，是他登上皇位后迫切要思考的问题。
杨广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在即位转年的正月初一，就宣布改元大业，寓意要干一番大事业，要成就千秋万代的瞩目伟业，并宣布大赦天下。当时也有谶语认为是"于字离合为大苦末也"，并不吉利，但杨广并不在意，下诏立萧妃为皇后，长子杨昭为皇太子，隋朝就这样进入了第二代君主执政时期。
杨广成为皇帝顿时一扫多年的压抑之气，皇帝老爸和众兄弟都已经不再成为他的掣肘，他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但是纵观杨广在位的第一年里所干的事儿，他的起点并不好。
在即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广连续大兴土木，掘长堑、置关防、营建东都、大修离宫、开凿大运河、巡游江都等，役使数百万人口，可谓是轰轰烈烈，大手笔开始自己的登场表演，但是成效却自古至今评价不一。
营建东都洛阳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在隋朝之前已经有众多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王朝实行两京制，例如西周定都长安，周公姬旦营建东都洛邑，后来洛邑成为东周的都城。东汉时期也是实行长安、洛阳两京制，隋朝和后来的唐朝也同样如此。除了首都长安有中央政府之外，东都洛阳也有一套行政官僚班底，皇帝时而在长安，时而在洛阳处理政务。到了明朝则实行南京和北京两京制，清朝则实行北京和盛京两京制。
历代王朝实行两京制的目的在于强化国家的统治，在古代被认为是一项卓有成效的重要举措。
平定杨谅叛乱后，籍没流移的晋阳逆党有二十万家，杨广下令将其中大部分迁徙到洛阳附近，以便集中控制。洛阳周围群山环抱，地势平坦，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是个建都的好地方。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杨广到达洛阳，随即颁布了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令，在诏书中他详细述说了营建洛阳新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杨广看来，洛阳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都可以让他大展宏图，让他能够治理好国家。最关键的是，经历了杨谅造反事件后，杨广更加认识到了洛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从诏令的内容可以看出，杨广即位之初决定营建洛阳，乃是出于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洛阳战略地位的充分认识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杨广尤其提出了"民为国本，本固邦宁"来说明营建洛阳是为国为民。为此，他更是提出了"变则通，通则久"和"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名言，说明自己即位的改革乃是时代之需，是合乎道义顺天应人的。
当然，杨广营建洛阳的直接原因是杨谅造反，由于长安地处偏远，无法及时顾及中原地区，致使杨谅叛乱声势浩大，一度达到十九个州跟着造反，而从长安调兵前去平叛费时费力，甚至错过最佳平叛时机，以致山东地区被杨谅造反影响，成了到隋朝灭亡为止都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这让杨广一度十分惊恐，甚至到后来大业三年（607年）北巡河北时，杨广依旧念念不忘杨谅的造反事件，发出了"山东经乱，须加存恤"的叮嘱。
杨广之所以如此心有余悸，是因为山东地大物博，如果山东局势不稳，则国家的统治基础就不能稳固。后来唐朝人杜牧分析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中原形势时指出"山东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正因如此，隋朝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山东稳定。
从国家的发展战略角度来看，营建洛阳也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实际需要。隋朝承袭北周，从地处偏僻的秦陇地带进占关中，进而一统天下，其统治基础为关陇贵族集团，其优势就是军事实力。关陇贵族集团在掌握政权后更加看重军事层面的因素，努力加强军事优势以驾驭整个国家，但却形成了"内重外轻"之势，也就是着重经营以长安为核心的关陇地区，使长安成了西魏、北周和隋朝的政治中心，而对潼关之外的中原地区掌控能力则有所减弱。
当时中原文明面对的外部敌人大多来自西北部的突厥和吐谷浑，建都长安有利于抵御外族的入侵。但是山东地区距离长安有千里之遥，不仅人口众多，而且长久以来受东魏和北齐的统治，因此山东人对成为国家政权掌控者的关陇贵族集团并不认可，山东地区对隋朝而言一直是个不稳定因素。隋朝建立伊始就发生了三方叛乱，虽然隋文帝杨坚当时调集关中军队很快平定了这场叛乱，但整个山东地区对隋朝的逆反心理并没有消除。
江南的形势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比山东的形势更复杂，原因就在于隋朝虽然灭亡了南陈，但是江南人对南陈依旧抱有很深的感情，对隋朝的逆反更为严重。在南陈灭亡后的一年时间里，南方各地相继出现了叛乱，虽然叛乱在一年内就被平定，但隋朝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江南世家大族的政治势力，再加上南方很多少数民族不服隋朝统治，所以南方也是个火药桶。
杨广在决定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令里有"况复南服遐远"之句，这说明杨广看到了江南的问题所在，京城长安对江南比山东更加鞭长莫及，所以营建洛阳也是出于控制江南局势的考虑。
东都洛阳的营建正式开始于杨广即位的转年，大业元年（605 年）三月，杨广诏令尚书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以及阎毗、裴蕴、裴矩、何稠、元弘嗣等人共同筹划营建东都洛阳。杨广点名的人，当时都是手握重权或者技术能力突出之人，由这些人组成营建东都工作的班子，可以看出杨广对营建东都这件事的重视程度。整个工程从大业二年（606年）正月开始，前后历时十个月营建完毕，在那个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里堪称神速。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杨广最初发布的营建洛阳的诏令内容来看，当初他有勤俭节约的打算，并不想铺张浪费，想要在不长的时间里赶造出一个新都城，但实际营建过程并非如此。
整个工程由杨素担任总监，宇文恺担任副监及工程总设计规划师。
据史料记载，宇文恺接受营建东都洛阳的总设计规划师一职后，"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建都穷极壮丽，帝大悦之"。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宇文恺的设计制造一步步地进行，杨广最初务从节俭的打算便抛到脑后。
宇文恺在设计洛阳城的过程中，参照了以往他设计过的长安新城大兴城的构造，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比后世明朝的西安城大七倍，而且这样超大的城市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初步建设完毕，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当年宇文恺营建大兴城时，是由内向外建设，宫殿街市布局严谨，集中体现了大一统王朝的恢宏气度，体现出了隋文帝杨坚重整国家、走向统一的追求。现在宇文恺也和当年营建大兴城时一样，不是在汉魏故城上重建，而是在汉魏故城以西约十公里（今白马寺三里之外）处修建，当然这个地点是杨广亲自选定的。
从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到大业元年（605年）三月诏令杨素、宇文恺正式营建东都洛阳四个月的时间里，杨广亲驻洛阳，对工程加以指导，参与修建规划的修改和完善。在杨广看来，新都洛阳是他帝王之路的起点，寄托着他的理想和抱负，遗憾的是后来因为战乱的缘故，杨广主持营建的洛阳城地上建筑全部被毁。
洛阳新城营建好后，为了让新城能够尽快繁荣起来，杨广下诏"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东京，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大业二年（606年）五月，又迁徙江南诸州科上户六千余家。大业三年（607年）十月，又迁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这些措施都让洛阳新城迅速繁荣起来。纵观杨广在位期间，洛阳有二十多万户，人口达到了一百万，与长安并称东西二都，成为隋朝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杨广即位之后，以营建洛阳新城开场，让所有人全都惊讶不已，人们隐约觉得这个新君是以营建洛阳新城树立自己的新气象为起点，尽量让人们进入属于他的时代，而不是依旧沉浸在老皇帝"开皇之治"的荣耀中。不过，杨广营建洛阳新城虽然有他的战略考虑，但如此浩大的工程，有不少人认为杨广这个新君其实是个奢靡颓废、好大喜功之人，更有人认为新君即位应该一切从简务实，而杨广如此高调地亮相，国家的前途真是令人担忧。
当然，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忧心者，都不能阻挡杨广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营建洛阳新城仅仅是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