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即位后,通过大修文治、清算宗室和构建自己的政治核心班底,自认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统治体系,而好大喜功的杨广注定不会只在国内展示自己的功绩,还表现在威服四方、扩张领土方面。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二百多年的纷争统一中国,尤其是经过了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之治,到了杨广即位后国力已经逐渐强盛、府库丰盈,无论从当时的国力还是杨广的个人性格方面来看,隋朝都不会继续实行在隋文帝杨坚时代比较保守的对外策略,开始展示出一种强盛的姿态。杨广即位之初,就在长安专门设置了四方馆,以招待四方使者,史称"蛮夷朝贡、前后相属"。从当时隋朝对外策略的效果来看,也确实达到了交流盛况空前的局面。
其中,隋朝对外策略上最为用心的当属突厥。
隋朝从建立伊始,就面临来自北方突厥南侵的危险,而目突厥作为游牧民族,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法,让隋朝颇为头痛。除了突厥之外,当时北方还有契丹、奚、室韦等部族,以突厥的实力最为强大,这些部族基本臣服于突厥,所以隋朝一直都把突厥视为头号强敌。
杨广即位,隋朝经过了对突厥的二十多年的战争和招抚后,突厥其中之一的东突厥已经臣服于隋朝。东突厥臣服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就是北方的那些少数民族部落开始纷纷依附于隋朝,杨坚在位时将他们全部统归到启民可汗的帐下。可以说,到了隋文帝在位的仁寿年间,隋朝对突厥的策略由离间和征讨逐渐改为羁縻(笼络牵制)。
杨广即位初期,启民可汗一方面继续利用隋朝这个靠山,加强对草原部落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帮助隋朝镇守北部边疆。启民可汗一直对隋朝忠心耿耿,这一点无论是隋文帝杨坚还是杨广在位都没有变。但是,突厥毕竟是游牧民族,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政治制度都和中原王朝不同,虽然启民可汗忠于隋朝,但不能将其视为和隋朝是同一政体,这也是隋朝会和突厥继续大打出手的一个因素。突厥的生活方式是以畜牧为基础,这与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大不相同,衡量牲畜数量多少是突厥部落是否强盛的一个标志。可汗是突厥最高首领的称号,名义上拥有天命,但和中原王朝的皇帝具有绝对权力不一样的是,突厥的可汗对其子弟进行分封,类似于中国西周时期的诸侯,突厥称之为"铁勒",各自有封地,铁勒在封地上有绝对的自主权。可汗之下的最高官职叫"叶护",一般情况下由可汗的弟弟担任,地位属于储副的位置,相当于准可汗,一旦可汗出现什么意外,叶护可以顺位继承可汗之位。
突厥一般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分别置有军事单位"设",都有重兵驻扎,最高将领都由可汗的血亲担任。可汗派亲信到被征服的土地上进行监管,最高长官称为"吐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吐屯世袭制,因此就成了该土地上的实际主人。除此之外,突厥内部还有啜、俟斤、俟利发、达干、阎洪达等二十多种爵位,都是世袭罔替,并有军队。行政组织上以"帐"为基础单位,几个帐为一个"落",十几个"落"为一个氏族,数个氏族为一个部族,部族酋长成为大匐,可汗的继承人选就是由这些大匐和众多贵族组成的贵族会议决定。
所以突厥可汗的位置并不那么稳固和具有绝对的权力。东突厥启民可汗自认为是隋朝的臣子,经常入朝拜见隋朝皇帝,但是他毕竟在突厥的行政制度管控之下,所以很多事情他是无法改变的。例如大业二年(606年),启民可汗前往洛阳朝见杨广,杨广试图以繁荣的中原文化让突厥人更加心悦诚服,启民可汗及其下属经过几个月的文化熏陶,对中华文明产生膜拜之情,于是请求更改自己的服饰冠冕,可杨广没有答应。
杨广之所以没有答应启民可汗的请求,原因在于他考虑到突厥风俗难易,如果启民可汗更改了服饰,不一定会得到突厥各部族的认同,而且充当傀儡也有失启民可汗的身份,更可能会遭到突厥部族的唾弃,甚至会成为整个突厥的公敌,进而破坏杨广对突厥的整体战略布局。不过,杨广虽然没有答应启民可汗的请求,但他答应前往突厥进行巡狩,一方面是对外宣传繁盛的中原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炫耀武功,这就是杨广北巡突厥的直接原因。
大业三年(607年)四月,杨广出发开始首次北巡。出巡的目的就是"炫耀",所以巡视的队伍十分庞大,不仅有数百名官员跟随,还有五十万军队,十万匹战马,僧侣、道士、女官以及戏班都跟随出行。预定线路是先到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旗黄河南岸),从那里北出塞外,绕道由突厥走草原前往涿郡(今北京市),等于在今天内蒙古草原转了一大圈,由于队伍庞大,杨广担心引起突厥民众惊恐,便先派长孙晟前往启民可汗的牙帐通报巡视计划。
启民可汗接到长孙晟的通报后,立即派儿子拓特勤去朝见杨广,请求自己能够进入塞内亲自迎接天子舆驾,杨广没有同意,继续带着队伍向塞外前进。杨广在六月到达连谷,在那里展开了北巡的第一场狩猎,连谷是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草原的接合部,以前是中原王朝与北部少数民族交战的古战场,杨广在位时已经变成了和平之地。杨广在那里进行狩猎活动时,想起了当年父皇杨坚经过奋斗终于统一天下,国家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自己能够有今天如此安稳的位置,完全是父皇的功劳,于是诏令为先帝建造庙宇,以彰显其赫赫功绩。
通过杨广为先帝杨坚立庙这件事可以看出,杨广北巡的目的还不仅仅在于向突厥宣传中原文化,彰显隋朝建立的功业尤其是先帝杨坚"开皇之治",让突厥人臣服在隋朝巨大的光环下,是杨广的目的所在,杨广或许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六月,杨广一行人来到黄河沿岸的榆林,启民可汗与义成公主前往迎接,为杨广献上三千匹骏马,杨广十分高兴地赏赐给了启民可汗绢帛一万二千段,同时高昌、吐谷浑听闻杨广北巡的消息后,也都前来进贡。
七月,杨广到达启民可汗的大帐,在帐内设立隋朝仪卫和旌旗,设宴款待启民可汗等突厥重要部族首领三千五百人,并赐予所有人绢帛共计数万匹,而后杨广又设百戏之乐,与启民可汗等人在帐内共同庆祝。宴席上,杨广下诏表彰启民可汗,赐其路车、旌旗、鼓吹等,宣布启民可汗以后进拜时,可以不必表出自己的名字,意思是位在其他突厥部族首领之上,以显示对启民可汗的特殊优待之礼,等于将东突厥置于附属国的地位,启民可汗可以保持对领地的高度自治,但杨广认为华夷终究有别,所以始终没有同意启民可汗改服易饰的请求。
事实上,杨广华夷有别的这个观念,让他始终对突厥人保持着警惕,就在杨广设宴款待启民可汗的一个月后,他就诏令征发百余万丁男修筑榆林以东的长城,以加强对突厥人的防范。值得一提的是,在杨广看来,崇山峻岭间修筑的长城,既显示了大隋王朝的强盛,又确立了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杨广的思想显然不是华戎一体,而是要让夷狄臣服于自己的脚下。
到了八月秋高气爽的时节,草原地带也进入了一年的黄金时期,杨广从榆林出发出塞北巡。由于天气渐冷,杨广没有按照最初的计划向东前往涿郡,而是就近取道马邑回到塞内,启民可汗一直护送杨广回到塞内后才返回牙庭,杨广一行人于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为了方便明年继续出塞北巡,杨广还特意修建了晋阳宫。
大业四年(608年)正月,启民可汗再次朝见杨广,杨广决定于三月间第二次出塞北巡。这次出巡,杨广准备得更加充分,下令在太原以北设立娄烦郡,并在汾水的源头建立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当时启民可汗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应约前往迎接杨广,于是杨广便下诏褒奖启民可汗,为其营建城池,但是他依旧没有忘记防备突厥人,再次征发丁男修建长城,一直到八月祭祀北岳恒山,下诏所过之州县皆免除一年赋税,修长城者免除一年赋税。
不过,杨广第二次北巡始终未能与启民可汗见面,启民可汗不久后因为年老体衰病逝,杨广得到消息后,悲痛之下扶立其子咄吉世为始毕可汗。次年,民族事务专家长孙晟也因病去世,此后杨广对突厥的关注度开始降低,虽然始毕可汗继续奉行父亲启民可汗对隋朝的友好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形势的变化,突厥又成为隋朝的心腹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