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给中国工农红军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了一封密电， 电报的核心内容是要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央和军委纵队主体在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顽固坚持南下川康边发展的主张，其个人野心已经发展到了企图凭借人多枪多裹挟中央、危害中央的地步。

右路军收到这封密电时，恰逢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会议。陈昌浩正在讲话。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先是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当即转交给陈昌浩，可陈昌浩的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随手又交回给叶剑英，叶剑英一看内容，顿时觉得事态严重，需要审慎处置。尽管内心很着急，表面却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佯装出去如厕，骑马飞奔到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一看电报内容，表情非常紧张，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然后对叶剑英说： “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觉你到这里来过。”叶剑英随即对毛主席说： “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红3军去。”毛主席嘱咐他赶回去，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叶剑英立即返回前敌总指挥部，趁陈昌浩的讲话还没有完，把电报交还给了他。

毛主席送走叶剑英以后，立即同张闻天、博古赶到红3军驻地阿西，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战略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爆发的冲突，决定迅速离开阿西，脱离险境，率领红1军和红3军先行北上。为了争取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率领部队跟中央走，当天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他：“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徐向前是这种态度，就没再说别的，要他早点休息，便告辞而回。

徐向前的话说得很委婉，语气也很客气，但表达的立场和态度却是非常明确的。张国焘坚决反对北上，要想两军不分开，四方面军不分成两半，只有南下这一条路。此前，陈昌浩已经表态同意南下。如此一来，右路军的军政首长都主张南下，那么毛主席和中央为了贯彻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除了率领红3军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同红1军会合之外，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9月10日凌晨2点，毛主席和中央按既定方针，率领红3军、军委纵队向北开进，去俄界同红1军会合。由于是秘密行动，四方面军的人根本不知道。徐向前刚刚起床，就接到部下的报告，说参谋长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和陈昌浩大吃一惊。很快，接到前面的部队打来的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布置了警戒。红军大学政委何畏跑来询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如此重大的事件猝不及防的发生了，徐向前的思想上深受刺激，在床上坐了半个小时说不出话来。

前方部队不清楚情况，又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如果他头脑不冷静，下决心打，徐向前也是很难阻止的。千钧一发之际，陈昌浩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从而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当天上午，前敌指挥部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像是炸开了锅。徐向前心情糟糕到了极点，躺在床上蒙着头，不想说话。陈昌浩的的情绪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徐向前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几年共事下来，心情并不愉快，盼着摆脱他们。懋功会师后，自己就告诉陈昌浩，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另一方面，如果右路军跟随中央北上，四方面军就要分成两半，他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自己一手带大的，自己和战友们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支队伍。要是分成两半，各走一方，讲理智讲情感，他都难以接受。

就在当天，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他们率领队伍北上；并说“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陈昌浩已经决心南下，指责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是跟着中央走？还是听张国焘的，带着部队南下？徐向前反复思考，彻夜难眠。陈昌浩的在四方面军的威信很高，不仅能说会写，打仗也很勇敢，从职务上讲又是政治委员。陈昌浩要是不答应，自己一个人是带不走部队的，最多只能悄悄地带走身边的几个人。最终，徐向前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关于这个抉择，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痛心疾首地表示：“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红四方面军跟随张国焘南下的时候，有8万之众；一年之后到达陕北，减员过半，只剩下3.7万余人了。毛主席在率队北上时就预言：“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跟上来的。”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微信公众号：南疆烽烟正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