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中，有一项工作在于密切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军民一致的目的，这就是群众工作。在国内做这项工作，军队热爱人民，人民拥护军队，加强军民团结，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期间，由于是进入敌国作战，群众工作成为了参战部队面对的一个全新课题。比如：双方语言不通，对越南的风俗民情不懂，作战环境艰苦，战斗频繁，不便于开展工作；越南和我国一样，有大量的群众性武装组织，也就是民军，同时越军习惯于化装成平民，难以辨别是军是民，危险性较大；真正的越南普通老百姓为了躲避战火，钻进深山密林，我军所到之处，人都看不见几个……

出于上述原因，无论是当年的参战指战员还是现在的不少网民，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越南做群众工作。比如：越南搞的是全民皆兵，全部都是敌人，统统应该严惩不贷，做群众工作是“放虎归山留隐患，瞎子点灯白费蜡，烧香引鬼害自己”，主张“对忘恩负义的人，杀他个片甲不留”。这样的观点，当然不是无中生有，的确有相关事实作为依据。但是这样简单的一刀切想法，否定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1、从人的本性出发，普通老百姓只希望“苟全性命于乱世”，对于战争的态度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因此拿起武器坚决对抗我军的，不是大多数。哪怕是所谓“全民皆兵”的越南，其民军数量，从来就没有超过其总人口的10%。

2、越南在抗法、抗美战争期间，接受了我国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援助（高峰期我军入越部队达到32万人），越南北方老百姓对此的印象还很深。例如东溪邮电局有个姓黎的女员工，带着女儿留在家中，125师373团宣传组登门做工作。这名女子就表示，之所以没有进山避难，是因为过去在第三军区服役时，同我国援越部队有过接触，深知我军纪律严明，不会伤害普通群众。后来她还积极协助我军，做了一些安抚当地百姓的工作。

3、从1974年开始，黎笋集团为了进行对华战争准备，采取了净化边境的强制措施。要么集中，要么内迁，不允许和中国方面来往。此举导致了越方边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情绪。尤其是越西北的少数民族，他们长期受到京族的欺压，历来和军队、官府关系恶劣。

4、中越两国边境少数民族处于跨界而居的状态，许多人有亲戚关系，一直密切往来，素有“认亲不认界、认族不认国”的传统观念（因此他们不认为越南是祖国，所谓的“越奸”也并不成立）。这就为我军通过我方少数民族边民争取越南老百姓提供了扎实基础。

越南经济落后，老百姓生活贫苦，给他们提供物质上的实惠效果最好。我军采取的主要办法还是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样，开仓济贫，发放物资。一方面把缴获的粮食（云南方向发放了50多万斤）、衣物、生产用具、日用品发放给越南群众；一方面还拨出专项资金作为群众工作费开支，购买一批物资送给越南老百姓。比如云南省军区就从国内购买了香烟、火柴、肥皂、头痛粉、盐、食用油、煤油、电池、清凉油、布匹等物品，运到战区分发给越南群众，为此耗资16900元。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群众，是指不与我军为敌的老百姓，如果拿起武器对抗我军的，则必须将其视为敌人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予以坚决消灭。

13军在作战期间，先后有49名越南老百姓带路，64人次报告情况，由此找到弹药库4座，交出各种枪93支，子弹7745发，炮弹128发。

124师371团7连攻打高平时，将一名老人送回家中，并且给他提供粮食，他带着战士到后山独立小房里抓获了3名武装公安。

165师493团政治处郑副主任，带领工作队在那林村做群众工作，发现一名李姓女子对我军态度友好，便派出军医给她的小儿子和儿媳妇看病，她于是给工作队反映了村里民军的详细情况，顺利搜出8支枪，205发子弹。

149师446团新战士兰胜宾，掉队之后饿得昏倒在地上，一名越南苗族群众不仅给他吃饭换衣服，收留他住了一晚，次日还步行十多里路，送他回到了部队。

58师的一个车队在向高平省重庆县开进时，一名妇女拦在车前，打着手势比划公路上有地雷，根据她的指认，工兵在200米路段上排出地雷25枚，其中1枚就在第一辆车的轮胎前面不远的地方。

云南省军区一个工作组给某村负责人（此人最开始害怕被我军杀掉）做工作，给他刚生小孩的妻子送去白糖6斤，他在交出自己藏匿的枪支弹药的同时，还动员其他村民交出武器40多件。

149师在沙巴战斗期间，开仓济贫920多人，其中有200余人为部队推车送水修路，有8人做向导带路，有10余人提供情况，帮助部队毙敌3人，俘敌4人。

云南省军区边防13团派出工作组84个，动员了1万多名老百姓回家，当地民军和群众交出131支枪，2215发子弹。

165师493团见一个农姓老人的孙子饿得直哭，便送去了饼干和罐头，此人于是进山带回了儿子和其他乡亲，并让儿子带路，领我军活捉了6名越军士兵，缴获1挺机枪，3支冲锋枪，32枚手榴弹，2400多发子弹。

163师488团一个连包围一个山洞之后，请来一位当地老人喊话，顺利招降越军5名。有的老百姓提供本地民军的姓名，连队以此为依据，搜出枪8支，子弹200多发。

55军群众工作队中的一名地方队员，朝同登地区的一个山洞喊话，正巧他的表姑也躲在洞里。她于是把100多人带了出来，部队从中甄别出越军15名。

41师121团攻打孟康县发隆镇之前，通过我方的少数民族民兵，做通了越方民军的工作，争取了近百人。不仅对越军的部署情况有了掌握，而且担任穿插任务的4连，在对方的带领之下，顺利通过7个哨卡，不发一弹、不伤一人，提前穿插到位。

上面的这些事例，只是作战中通过做群众工作取得成效的一小部分。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如果我军作战的时间再延长一些，通过争取越南老百姓的方式清剿残敌，取得的战果会更大。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分化瓦解，为我所用，这才叫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键盘侠们是不懂得什么叫实事求是的，他们只会叫嚣“一个不留”。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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