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的山岳丛林里，猛烈的枪炮声整整持续了一个月。这场短暂而激烈的边境局部战争，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还击越军入侵，保卫南疆，争取国家建设和平国际环境而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这一仗，时间虽然不长，规模却是不小，解放军方面有55万人参战，越军方面有20万人（含民军）参战。

在历时一个月的战争中，投入重兵的中越双方都有部分人员被对方俘虏，那么两军究竟各自有多少人被俘？这些人又是什么时候被遣返释放回国的呢？

双方被俘人员的遣返、交接工作是由两国红十字会具体负责的。1979年5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为释放第一批越方被俘武装人员致电越南红十字会，表示同意越南红十字会的建议，将派出代表于近期在广西中国友谊关口岸，与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办理交接被俘武装人员中的伤病员事宜，并商谈双方红十字会代表团会谈的时间、地点和其他有关事项。

5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与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在中国友谊关口岸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中国方面将于5月28日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释放118名越南伤病被俘人员。越方也表示同一天将释放20名中国被俘人员。 双方还达成协议，第二次会谈将于5月26日，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越南境内一侧举行，双方将讨论全部释放被俘人员的计划、时间等问题，并互相交换全部被俘人员的名单。

5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与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双方交换了全部被俘人员的名单，并达成协议，这些被俘人员共分五批释放完毕，交换地点都在中国广西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零公里处。我方交给越方的被俘人员名单是1638名，越方交给我方的被俘人员名单是240名（其中1名在遣返之前死亡）。双方被俘人员分五批释放交接的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批，5月21日，我方释放越南被俘人员伤病员120名，越南释放中方被俘人员伤病员43名。在整个交接过程中，没有一名越南伤病俘讲一句不友好的话。但是当越伤病俘过境后，越方接俘人员以各种形式强制他们把随身携带的东西全部丢到交接线上。给重伤俘换担架时，他们把重伤俘的背包丢在路边，并示意其他过境越俘把东西丢掉，但有的越俘还是执意把背包背走了。

女俘谭氏师想从我方赠送的塑料袋中取出自己的毛衣，却被越方接收人员强行夺去丢掉。他们甚至不让伤残人员携带我方送的拐杖，并强制丢掉。有的接收人员还夹着俘虏两臂，强行夺去他们的背包和其他东西。越方接俘人员的粗暴态度，引起了一些越方红十字会人员的不满和在场东欧记者的耻笑。越军排长吴光成被挟着两臂，丢掉他的拐杖时，痛得大叫起来。一名东欧记者连连耸肩摇头，并显出苦笑。

由于是第一次交换俘虏，这天到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我方一侧有英国、法国、日本记者12名；越方一侧的有印度、东德、匈牙利、苏联、日本记者30多人。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在场观看了交接的全过程。

第二批，5月28日，我方释放越南被俘人员伤病员118名，越南释放中方被俘人员20名。凌晨4时50分，一辆从云南驶来的卫生专列抵达凭祥市隘口火车站。车上的越俘在车站稍事休息后，吃了一顿丰盛的正餐，然后登上车站准备的12辆救护车和7辆大客车，由中方医务人员护送，把他们接运到友谊关口。10时15分，他们步行或被用担架抬至零公里处，由越南红十字会代表接收。应中国红十字会的邀请，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多米尼克·保海尔到零公里处现场观看了交接过程。

就在双方红十字会代表团办理手续时，越南武装人员于9时28分，在距离零公里处400多米的越方一侧高地上鸣枪2发。上午10时55分，1名越南武装人员持手枪，潜入距离中国湘桂铁路友谊关地段200多米处，距离零公里处直线距离约600多米的地方进行挑衅。中方代表李杰随即向越方提出强烈抗议。

第三批，6月5日，我方释放越南被俘人员487名，越南释放中方被俘人员55名。由于总结了前两次遣返工作的经验教训，这次遣返工作组织得比较严密，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在整个交接过程中，越俘情绪比较活跃，都与我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许多俘虏用刚学会的中国话说：“叔叔再见！”、“中国好！ ”有4名男俘与我方工作人员拥抱，挥泪告别，有11名女俘紧紧地拥抱着我方护送的女医生、护士，翻译，热泪盈眶，不忍离去，有的还抱头痛哭，泣不成声，情景十分动人。

所有俘虏都将我方发给的背包和其它东西带到越方一侧，没有一个俘虏流露出不友好的言行和出现丢背包在我方的现象。多数俘虏在临别前一再感谢我方。，并表示，今后一定要为恢复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多做工作。

越俘过境后，越方接俘人员基本上采取以前的做法，要俘虏把随身携带的东西全部丢到交接线上。但在方法上比过去更加狡猾，没有象第一次那样露骨，而是一面假意表示欢迎俘虏归国，一面又由后边的工作人员强迫俘虏把背包卸下。开始他们强行拿下七个背包，给苏联、古巴的记者拍照，后又在这些记者的指使下，扣留了200多个背包供他们拍照。但也有的越俘不予理睬，坚持把背包背走的。

交接时，国际红十字会的3名代表观看了交接全过程。中越双方红十字会代表在场，我方没有外国记者，越方有6名外国记者在现场进行采访。

第四批，6月13日，我方释放越南被俘人员557名（另有1名于5月30日死亡），越南释放中方被俘人员65名。这次先由越方交还我方被俘人员，此次回归的我方被俘人员在越南受到的待遇都不好，直到6月12日晚上才得知即将被释放的消息，换下了囚衣。他们入境之后，纷纷把越方在释放前夕发给他们的衣服和用车外胎做成的鞋子脱下扔到路旁，向新华社记者诉说遭受的恶劣待遇。123师医生巫远新一跨过零公里分界线，就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在他带动下，其他获释回到祖国的人员也都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

我方释放的越方被俘人员大多数表现较好，情绪正常。他们在从云南到广西的途中表示，“中国人说话算数”，“中国的宽俘政策是好”，表示回国后“一定要为早日恢复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和中国打仗”。但由于事先考虑不周，把一个表现不好、一直隐瞒身份、到释放头一天才公开自己公安人员身份的女俘武氏桂排在头名释放。她离境后，脱下收容所发给的衣服，扔回我方。在她的影响下，十几个女俘也学她的样子，把收容所发给的衣服脱下扔回我方。此外，还有一些越俘过境后，把背包扔在现场我方一侧， 个别的还打开背包换穿了自己的衣服。

双方各有一名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到现场观看交接情况，在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我方有10名(英国7名、西班牙3名)，越方有6名。

第五批，6月20日，我方释放越南被俘人员354名，越南释放中方被俘人员55名。这一批被释放的越俘，没有一个在我方流露出不友好的言行，遣返秩序也一直比较好，所有越俘都与我方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在31名女俘中,有16人激动得流下眼泪，21人和我方女工作人员拥抱。最后一名叫许开良的越俘拒绝遣返，在零公里处宣读了拒绝遣返的声明，并答复了记者的提问。

越方为了报复，实施了预先策划的举动，扣留我方一名叫刘玉的被俘人员，由越方翻译代读事先准备好的要求在越南居留的所谓声明(后经查实，刘玉真名冯发全，是云南方向某部队战士，1979年4月17日越境叛逃)。我方代表立即向越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在交接书上批注：“越方违反协议，强行扣留一名中国被俘人员，这是卑劣的报复行为，中国方面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保留要求遣返这名中国被俘人员的权利。”

滑稽的是，据我方驻友谊关边防部队观察，越俘过境时被越方工作人员强行扣留在现场的背包等物品，均在交接当天傍晚，被越南靠近零公里的部队抢走了。他们来的时候打着有红十字的白旗，边走边摇，示意我方边防部队不要开枪；走的时候，有的一个人就抢走好几个背包，场面令人忍俊不禁。

只要有战争，就会有战俘。战俘不一定意味着耻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些战斗到最后时刻，弹尽粮绝，极度饥渴，伤重力竭被俘的军人，谁能说他们不是好汉呢？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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