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越南进行的对华战争和侵柬战争已经历时10年之久。受到长期战争的困扰，再加上经济建设政策的失误，越南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但祸及千百万老百姓，而且直接冲击了越南军队，糟糕的情况致使大批部队，甚至一线作战部队因为“粮食缺乏而无法完成战斗任务”。

难以忍受的处境迫使越军的喉舌，即越南军委和国防部的机关刊物《全民国防杂志》，以及机关报《人民军队报》连续刊登高级将领对当局不满的文章和讲话，言辞尖锐，情绪激烈，矛头直指河内当局，反映出军队与当局的矛盾日益突出，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部队供应数量少、质量差，官兵身体素质下降

由于粮食紧缺，大部分部队不能按标准供应粮食、副食品和蔬菜，“必须自己养活自己”，情况较好的部队也只能得到标准定量的近50%。《人民军队报》总编辑陈公珉少将承认：由于没有足以糊口的粮食，许多饥饿的士兵只好“到农民那里偷盗甘蔗、大米和橙子”。他抱怨当局：这种状况比抗法、抗美战争时期还要糟糕，“国内和前线的士兵们往往只能吃到褐色的、掺了沙子的大米，还有早已过期的咸鱼”。

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监察委员会主任黎光和上将，在一次会议上指责当局：“说实话，我们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没有足够的药品，身体素质明显下降，无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后勤局主任阮仲川中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物价飞涨，许多方面失去平衡，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后勤供应”，“军队面临着十多年来最严峻的考验”，“一些部门不执行上级规定，给部队设置了许多障碍”。他还指出：关于部队后勤保障和供应等问题，“国防部向部长会议和各部、委提出了许多意见，以便积极处理和集中解决，但是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他指责农业、食品工业、商业、水产、能源、林业、轻工业和卫生等部门不执行1988年5月26日部长会议163号决议，对武装力量的生活保障、物资供应渠道“不统一、不协调，遇到很多障碍，而军队本身根本无法解决”，批评财政部不按计划指标给国防部拨预算经费。他说：“国家不能按规定标准的数量质量供应部队，现在部队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了”，“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全军许多士兵患有浮肿病和衰弱病，得不不到及时的治疗，这一病症正呈现蔓延的趋势”。

总后勤局副主任兼书记陈卓少将在1989年第8期《全民国防杂志》发表文章揭露，“目前，士兵粮食定量不足，服装破旧，住房无保证，疾病防治条件很差”。陈卓还指出，按规定步兵每人每天应摄入热量2800卡，但实际上只有2300卡到2400卡，因此“士兵体质越来越差”。有部分驻扎在北部边界的部队面临断炊的困境。文章抱怨，由于政府不能保证供应，按规定应该下发部队的塑料凉鞋、袜子、雨衣、背包等，大部分都拖欠未发。

二、军属负担沉重，官兵军心不稳

连续十年的侵柬战争和北部边境对华作战，使得越军官兵厌战情绪严重，而处于后方的军人家庭则食不果腹，承担着沉重的生活包袱，“十分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活”。这一严酷的现实，令部队思想混乱，军心不稳，逃兵和集体逃跑事件屡见不鲜。甚至被称之为“王牌”和“英雄”部队的特工部队也因为“后方家庭困难重重”，“而无法组织士兵完成战斗任务”。

特工部队司令阮思强少将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特工部队整个兵种与其它兵种一样存在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干部和战士不安心工作”，“官兵因过多地考虑个人和家庭的困难而违反纪律……不能不使人忧虑”。他在国会开会期间抱怨当局：“以前当兵的全力以赴为祖国解放而战斗，对家庭、后方的事情很少考虑，但是现在军人在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时，他们的后方家庭却一片混乱，亲人们要承担着沉重的负担，大多数军人的家庭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生活困苦，有很多困难急等他们退伍后去解决。”

首都军区司令卢江中将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农村生活最困难的家庭几乎全都是军属。军官的工资只够为自己交纳伙食费，根本没有一点余下的钱可以给家庭，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任何来源。正因为如此，当兵的对后方不安心，怎么能完成军队的任务呢!”报刊还透露，此类问题在和中国直接对抗的第一、第二军区，以及驻柬埔寨部队中尤为突出。越军总政治局主任阮决上将认为：军队的困难“远远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困难，对于已经离开军队的人来说，困难则更大”。

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越军官兵思想十分混乱，军队高级将领把这一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当局。越军总参谋长段奎上将针对国家因为经济困难而不关心解决军队后方的问题，指责说：这会“伤害那些拿着武器的人的思想感情”，并暗示当局，如此下去今后将难以完成征兵任务。

三、官兵待遇低，政策规定不合理

河内当局把军队当做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让其“履行战略义务”，除了对军队实行严格控制之外，对军队政策、待遇却很少考虑。越军还在执行30年前的老一套政策，这直接影响到部队的稳定。卢江中将批评道：现行的“军龄补助是1958年制定的”，当时“规定军队最高军龄补助为25年，而如今许多军官已在军队服役40到45年”，显然“这一规定已经不合理”’。他本人已在军队服役43年。

另外，“战斗补助规定是1985年9月制定的，但只是暂行规定，具有临时性质，对军队没有长久的效力”。“转业军人补助已于1985年9月取消，这也是不合理的”。一名中将军区司令说：“由于物价调整过快，货币贬值过大，而对军队生活保障政策又调整很慢，致使很久以来已经困难和匮乏的部队与社会其它许多阶层相比，又更加困难和匮乏”。在召开的越军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许多代表认为：目前军队物质待遇很低，当局“既没有照顾到军人，也没有照顾到军人家庭”，“只是将军人视为特殊的工人，任务就是保卫祖国”。

1989年第8期《全民国防杂志》发表越军国防工业和经济总局副主任陈仲篡少将和总技术局副主任阮葵少将的文章，文章指出，当局对军队专业技术人员和从事经济建设部队的现行政策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必须及时予以纠正、修改或补充。国防部财务局局长黎科少将批评当局：现行军官工资制度是1958年制定的，早已不符合实际情况，多次提出改革，但是都拖着不办，“是否职能机关把为军队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看成是份外事”，“一些职能部门对军队工资问题意见仍不一致，只看眼前，不顾长远”。

他认为，越军军官工资制度很不合理，军官月工资为5万到15万盾，而“特工司令阮思强少将月工资为10万盾”，只相当于20多美元。陈卓少将指出：士兵每月津贴费为3500到4000盾，在市场上只能买到4碗米粉或者4到5公斤大米。根本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标准。阮决上将承认：由于生活条件差，物质待遇低，“在希望升职晋级的青年军官中引起不安”。黎科少将警告说：“不改变这一落后的政策，将会影响武装力量建设和巩固国防”。

越军高级将领通过写文章或者发表讲话的方式，提出猛烈抨击，将军队和当局的矛盾公之于众，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反映了整个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而这一切，都是黎笋集团利令智昏，为了实现称霸中南半岛野心穷兵黩武，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恶果！

口号喊得再响，目标定得再大，理想设得再高，没有实力等于零，毕竟大家都要吃饭啊！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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