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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拉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帷幕。那么，究竟谁是丰岛海战的挑衅者呢？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是日本挑起了衅端。

但是，日本当局却有意地把水搅浑，使人莫窥底蕴，以便颠倒黑白，混淆国际视听。这当然是一切侵略者惯用的手法。

本来，7月26日、即丰岛海战发生的第二天，李鸿章即接到日本袭击中国军舰的消息。当天下午，他致电驻日公使汪凤藻告知此事：

“二十三（阴历），日兵船在牙山口遇我兵船，彼先开炮接仗。”同时，还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

这说明尽管日本已经挑起了战端，李鸿章当时尚未下定应战的决心。

7月27日早晨，李鸿章收到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报告丰岛海战的电报，内称：

“二十一、二日，英轮爱仁、飞鲸装兵抵牙，均陆续上岸。二十三号，突有倭兵船多只在牙山外拦截我兵船，彼先开炮聚攻。济远等竭力拒敌，鏖战四点钟之久。济远中弹三、四百个，打在望台、烟简、舵机、铁桅等处，致弁兵阵亡十三人，受伤二十七人。幸水线边穹甲上有钢甲遮护，只一处中弹，机器未损。倭船伤亡亦多。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倭船紧追，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但见广乙交战，中敌两炮，船已歪侧，未知能保否。又远送军械之操江差船适抵牙口，被倭船击掉。英轮高升装兵续至，在近牙山岛西南，亦被倭船击中三炮，遂停轮而沉。”

在此电报中，除对于操江、高升的叙述不够准确，以及“鏖战四点钟之久”等语有所夸大外，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李鸿章读此电文后，一时也非常气愤，谓：

“华倭现未宣战，倭船大队遵来攻扑我巡护之船，彼先开炮，实违公法。”

但是，他却寄希望于英国干涉，认为高升号“上挂英旗，倭敢无故击毁，英国必不答应”。

丰岛一战，敌我强弱悬殊，济远舰只是被迫应战。它虽安全返航威海，但受伤颇重，因驶至旅顺船坞修理。据日本间谍锺崎三郎报告：“济远日前为我国军舰击伤，7月30日午后3点钟到本港船坞修缮，日夜均不停工，大约15日始可修好，因其所受破坏甚为严重。”

当时，济远以一艘弱舰而向三艘强于自己的日舰挑战，这原是不可能的事。

连日本历史学家亦指出：

“唯须注意者，为开战之责任究属何者之问题。济远管带方伯谦不独并未如日本海军方面所言整顿战斗准备，且对于数倍于自己之优势的敌舰队而谓为具有战意，亦属难于凭信。”

但是，日本当局却千方百计地推卸其罪责。丰岛海战发生后，上海已有电讯频传，消息迅速传至东京。7月28日，日本政府尚未接到正式战报，即致函英、法、德、俄、美、意等国公使，控称中国海军在“牙山附近炮击帝国军舰”，同一天，青木周藏致函英国外交部，亦称：“朝鲜最近传来消息：日本军舰在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在丰岛附近与中国海军交火，”

29日，日本海军省始收到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发来的战况报告：

“25日午前7时，济远、广乙自牙山出航，操江及悬挂英国旗之运输船高升号（印支轮船公司的轮船）满载清国兵，自大沽向牙山驶来。此时，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向牙山航进。双方于丰岛海面长安堆处相遇。二舰不仅不向司令官鸣放礼炮，反而作战斗准备，向我表示敌意。因该处范围狭窄，三舰转舵驶向外海。此时，浪速立即迫近济远，济远在桅杆上挂起日本海军旗，又加悬白旗，故浪速暂停炮击。

…济远进至浪速舰尾约300米处，突放其尾部鱼雷向我袭击。浪速发侧舷炮击之，并数次回旋射击。吉野亦发炮攻击。敌舰遂向威海卫遁去。”

报告中本来并没有，“济远进至浪速舰尾约300米处，突放其尾部鱼雷向我袭击这句话。但是，当时接阅电报的海军省主事海军大佐山木权兵卫，认为报告里没有明写谁是战争挑衅者，便私自加上了这句话，企图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强加在中国身上，山本尽管煞费苦心地修改了伊东的报告，谎称济远突放鱼雷袭击日舰，但却忽略了报告前面还有“浪速暂停炮击”一句，若非日舰首先开火，何来“暂停炮击”之说？可见，经过山本修改的伊东报告，仍然是破绽百出，真是欲盖弥彰了。

陆奥宗光读了伊东祐享的报告，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于是又加以修改润色，于7月31日通报各驻外公使，转致所在国外交部，内称：

“7月25日，中国军舰济远号、广乙号驶离牙山，操江号同运兵船从大沽前往牙山。日本军舰吉野号、浪速号、秘津洲号也向牙山驶来，在丰岛附近与这两艘军舰相遇，中国军舰未向日舰致意，反作交战准备，态度极不友好。济远舰在浪速舰后面不远处，浪速舰突然冲向济远舰。济远舰后退，并升起白旗。浪速号于是暂不开火。这时，运兵船从浪速号一旁经过，浪速又发空弹，示意其停船抛锚。运兵船照办了。与此同时，济远舰接近了浪速舰尾部，在距离约300公尺处向浪速号发射了鱼雷，但未命中。浪速号遂向济远号开火，吉野号也一起开火。最后，济远舰向威海卫逃去，日舰追了一阵，没有追上。”

将浪速“暂停炮击”改为“暂不炮击”，从字面上看似乎“合理”一些了，可这更进一步暴露了其所述内容的虚假性。

因为以上的一些说法同日方的其他记载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首先，按伊东祐亨的报告和陆奥宗光的通报，丰岛海战是由于中国济远舰在距离300公尺处先发射鱼雷而后日舰浪速号开火才引起的。到底济远舰是否向浪速号发射了鱼雷？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则称：

“7时52分彼我相距3000公尺左右距离时，济远首先向我发炮。”

一个说济远在300公尺处发射鱼雷，一个说济远在3000公尺处开炮，自己否定了自己。事实上，济远当时根本没有发射鱼雷。是浪速向高升号“发射了鱼雷，但未命中”，反安到济远身上了。

其次，按伊东的报告和陆奥的通报，浪速号开火在前，吉野号开火在后。

而《二十七八年海军史》则称：

“济远首先向我开炮，旗舰声野立即应战，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接着，秋津洲在55分，浪速在56分，亦以左舷炮向济远猛射”。

日本第一游击队三舰的“游击顺序”是事先早已确定好了的，是以吉野、秋津洲、浪速的纵队阵式航进的。所以，日方只能是吉野先开炮，然后秋津洲、浪速随之开炮。伊东和陆奥说浪速先开火；吉野随之开火，不仅不合平情理，也与事实相违背，连日本军方所编的战争史都无法为之掩盖。

这当然是有意作伪，以掩饰旗舰吉野的责任，好让人们觉得丰岛袭击并非日方的预谋，而是偶发的，并且日方是被迫自卫还击。这个谎撒得太离奇了，有谁会相信呢？

第三，按伊东祐亨的说法，双方军舰相遇时，中国军舰“不仅不向司令官鸣放礼炮，反而作战斗准备”。陆奥宗光也重复了这种说法。这是企图用济远先“作战斗准备”来证明济远首先攻击日舰的合理性。

事实上，后来发表的日本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的日记明确无误地记述：7月23日各舰长会议结束后，日舰便“进入战斗准备状态”，24日吉野等3舰向北搜索中国军舰；25日，“午前7点52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舰，即时下战斗命令。”

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先作战斗准备并在双方相距尚远时下达战斗命令的是日本舰队自己，而不是中国军舰。

最后，还回到正题上来：在丰岛之战中到底是谁先发起攻击的呢？

《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指出济远是在7点52分时开了第一炮。东乡平八郎日记只说是7时20分下达战斗命令，7时55分开战，既不提济远首先开炮，也回避了吉野何时开炮的问题。对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按理说东乡不应该不记。看来，他之所以不记，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

幸好保存下来的《济远航海日志》弥补了东乡平八郎日记的缺漏：

“七点，见三艘倭船前来。一刻，站炮位，预备御敌。四十三分半，倭督船放一空炮，…四十五分，倭三船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

由此可见，丰岛海战打响的时间是7时45分，而不是日方所说的7时52分；首先开炮的是日舰，济远只是被迫还击而已。

伊东祐亨的报告也好，陆奥宗光的通报也好，都是满纸的谎言，完全不足凭信。日本政府也明知谎言瞒不了多久，但它的重要目的是为发动这次大规模侵华战争寻找借口，只求能够蒙混一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丰岛海战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日本当局预谋的结果。当时，日本的国际法学者有贺长雄，即曾提出“以1894年7月23日联合舰队以交战目的出佐世保港之日为开战期”。这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因为日本联合舰队出佐世保港驶向朝鲜西海域，是根据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传达的大本营关于袭击北洋舰队的命令，故在7月23日就预定这次海战将要发生了。

正如有的日本历史学家指出：

“在无线电极尚未发明海上通信机关之最不完整的时代，向一且发动之舰队变更当初所下之命令，实近于不可能。且思及舰队目的地群山浦为陆上电报所未到达之地点，则日本国政府当舰队出港之际，同时已预期开战。此无待说明者也。”

并由此得出结论：

“发炮时间孰先？亦不成重要问题。开战的责任在于日本舰队。当时日本国称济远首先发炮而开战端，努力将开战责任转嫁于清国政府者，大概欲努力将‘日本国起于被动的’之概念传布于各国之故欤？…在日本国内暂置不论，但在第三国内全然不信此说。”

日本大本营在7月23日下令向中国开战的另一个证明，就是在命令联合舰队出佐世保港袭击北洋舰队的同时，又命令驻朝鲜的大岛混成旅团向中国陆军发动进攻。

杉村濬在回忆7月23日围宫劫政事件时写道：

“当时，混成旅团长大岛少将已接到大本营发来的讨伐驻扎牙山清兵的命令。即将出发时，由于京城事件紧急，向牙山的进军便推迟了一两天。”

日本军队虽然推迟了进攻牙山中国军队的时间，却于23日拂晓对中国驻汉城总理公署“围守攻掠”，代办唐绍仪慌忙“率同各员差由后院韩民宅内逃移至英国总领事署暂避”，同时，毁汉城电报总局“为驻兵之所”。委员知府李毓森亦率电报学生数人先避入德国领事馆，又移往英国总领事馆。可见，事实上，日本已在7月23日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了。

不仅如此大鸟圭介还于7月24日向中国“下战书”，讬英国总领事嘉讬玛“代寄天津”。嘉讬玛“作函婉却之”，并将“公文两角缴还。”

丰岛海战后，李鸿章认为日本挑起衅端一定会引起各国的公愤，于7月28日致电总理衙门“倭先开战，自应布告各国，俾众皆知衅非自我开。似宜将此案先后详细情节据实声叙。”

并提出：“汪使应撤回。”

于是，29日，军机处令李鸿章转电驻日公使汪凤风藻撤令回国；30日，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谴责并声叙日本无理挑衅之举：

“(日本)在牙山海面突遣兵轮多只，先行开炮，伤我运船，并击沉挂英旗英国高升轮船一只。此则衅由彼启，公论难容。中国虽笃念邦交，再难曲为迁就，不得不另筹决意办法。想各国政府闻此变异之意，亦莫不共相骇诧，以为责有专归矣。”

31日，又讽令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下旗归国。同一天，日本政府也宣布：“帝国与清国现进入战争状态。”到8月1日，中日两国皆发表宣战诏书，宣告了甲午战争的正式开始。

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朝野上下的主战议论占了压倒的地位。

但是，主战论者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速战论。

持此论者，其根据有四：

其一，日本是小国，与中国无法相比。

如谓：

“以倭奴弹丸小国，狡诈无信，年来谄事欧洲，袭其毛滓，讵敢夜郎自大，弃好寻仇”，应“认真拣选英锐，奋力一战，誓扫倭奴，以为跋扈不顺者警”。“想天戈所指，不难指日荡平。”

其二，日本人力财力有限，外强中干。

如谓：

“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土地，军力俱不及中国1/10。其得与之相抗者，唯大小兵轮40余艘，数有同耳。然数虽同，而坚大不及也，炮弹不伙也。加之人手无多，水陆不相护，战事未及十次，国中人财俱竭。观其搜括军资，税及倡寮，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空虚之状，已显而有征。度之于势，人强乎否乎？理既悖逆，势又孱弱，我中国于此不日本之胜，而谁胜乎？

其三，中国陆战必胜。

如谓：

“淮军长于陆战”，“以久练之淮军而制日，自可操胜算矣。我陆军之健壮，洋人咸服其勇，派能将一员领以前往，何日之畏也！”

其四，日本缺乏实战经验，且士气不振。

如谓：

“倭兵虽练，未经大敌，不难一鼓得手。”“日本兵素来未经大战，貌习泰西阵法，并非中坚，亦非同仇，籍民抽丁不愿者众。闻此次驱兵上船，有父兄临送吞声以行者，有中路逃逸落荒者。气亦不扬矣，必不能当中国之强奋而耐战。”

速战论者在战略上藐视侵略者日本，并不为错，但问题是他们对日本并没有真正的全面了解，因而在认识上有很大的片面性，认为速战即可速胜，在战术上犯了轻视敌人的错误。

速战论者有一个根本特点，认为特久战适于古而不适于今，因此反对实行持久战。

速胜论者把国之大小与国之强弱完全等同起来，否认敌强我弱这个基本事实，因此作出了速胜的错误估计，这样在实践中是必然要碰壁的。

中日开战以后的现实，本来已经证明速胜是行不通的。但是，速胜论者并无勇气承认现实，却设想采用奇攻的办法以获得速胜。

如有人主张：饬南洋、广东兵船先“规复琉球”，然后“长驱直进东洋长崎各口岸。”并认为：“我国乘此机会，大申挞伐之威，使其朝不顾夕，疾苦颠连，区区日本，更何以国？”

还有人提出的建议更具体：

“萃南北洋铁甲、钢甲、蚊船、鱼雷，各战舰连樯衔尾，鼓轮而东。捣其对马岛，覆其水师后援，而驻高陆兵之归路断，将不战自溃矣。捣其长崎，长崎破，而煤源绝矣。捣其神户，神户破，则由大阪铁道直达西京，而其国断而为二矣。捣其横滨，横滨破，则东京震动，势将迁都，全国可传檄而定矣。此万世之功，千载一时也。”

这种奇攻论，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不断有人用不同的形式反复提出来，甚至清廷也对此论甚感兴趣，可见当时其影响之大。

速战论者也是爱国志士，爱国之情可掬，动机是好的，但其看法则完全脱离实际，其行动就无法达到预定的目的。勉强做下去，败军辱国，结果和失败论者殊途而同归。

第二种，是持久论。最先提出此论者为驻英公使龚照瑗。

他在7月29日致电李鸿章，指出：

“英与各国劝和，闻又有条陈，但决不肯出一断语，恐转误事。事至此，与其俯就，终成不了之局，不如合中全力立不休之战，水陆稳战，进退自由，北和俄，南拒倭，不急功，不示弱，久持。”

7月31日，南洋大臣刘坤一婉转地批评了当时盛行一时的速战论，建议实行持久战。

锺天纬上书北洋，甚至提出：

“为今计，不如即借日本为敌国外患，警发我通国臣民，发愤自强，力图振作，，上则存卧薪尝胆之心下则坚敌忾同仇之志”，“力战两三年”，庶可使“战士愈精年智勇愈开，兵阵愈习”。

但是，当时相信持久论的人太少，“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持久论者所发出的微弱呼吁，终于被速战论者的入云高唱所淹没了。

第三种，是暂时相持论。

持此论者亦认为须与敌相持，但又认为相持时间不要很久。

如称：

“倭人国小而弱，苟无他国暗中帮助，何足与中国争雄？不过一时得所凭借，遂任意鸱张耳。但相持一年之久，必计穷力蹙而势不支，自俯首求和，惟命是听。”

还有人认为：

“窃料敌人兵力，如与我悉力相持，必不能至四五月之久。”

暂时相持论虽似乎是介于速战论和持久论之间的观点，实际上与速战论并无太大差别，故亦可归入速战论一类。

速战论之所以盛行一时，主要是基于普遍存在的盲目轻敌思想。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在奏陈军情折中指出：“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按之战争初期的策议，情况确乎如此。

持久论之所以不被注意，除为激越高昂的速胜论调所掩盖外，还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弱点，即拿不出真正切实可行的克敌制胜的办法。

如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本是持久论者，他曾指出：

“今我之兵船虽不如彼之多，器械虽不如彼之利，饷糈虽不足而尤可筹维，兵力虽不敷而不难召募，以中华之全力抗一外强中干之岛族，尽可绰乎有余。但须与之久于相持，耐心坚忍，胜圈可喜，败亦勿忧。倭虽凶横，而暴师既久，则货财无可搜括；，商贾不得懋迁，党议横生，兵心涣散，变故必可翘足而待。”

此话说得倒是有理；但将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敌国的变故上，究竟是不够的。

于是，他又主张先采取奇攻的办法：

一、“调天津、旅顺各战舰配以陆勇，乘暇陷隙往夺仁川”；

二、“召募勇士扰彼岛”，“乘其不意，潜行侵扰”，

三、密约日本“内地商民乘间而发，据其炮台”。奇攻得手后，“然后继以大军，声东击西，星驰电扫，扰其海岸，击其中权”。他认为：果能如此，则“其东西京有不岌发震动，涣然瓦解者哉！”

此皆书生之见，在实际上是绝对无法实现的。在这一点上，它又和速战论有相通之处。从中日两国宣战到决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如果从开战时算起，时间差不多接近两个月。在此期间，清政府由于缺乏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导，从而无法制订合乎实际的作战方针，指挥难能得力，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又怎么可能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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