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劳动力或者提高劳动者的人均产出。
从罗马帝国到工业革命这段时期，人口增长缓慢，生产率停滞。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得名，就在于它实现了生产率前所未有的增长。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的英国，促使经济由农业转向制造业,这涉及新机器(纺纱机)、新能源(煤、蒸汽)和大工厂中新的劳动分工。 随着国家更加富强，农业产出更高，人口也增长了。因此,1700年以后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推动了总体经济增长。
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哪种类型的经济增长率：总体还是人均？此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这要视所涉问题而定。假如我们关注的是衡量一个国家的世界影响力(如GDP)，那么总体经济增长就显得至关重要。例如，当对比中美之间的相对国际影响力时，我们通常会使用中国GDP总量与美国GDP总量进行比较。但如果想了解中国普通消费者的感受，那么我们应 该使用以购买力平价(PPP)换算得到的人均GDP。有时，GDP本身并不是正确的衡量指标。以俄罗斯为例，由于军事实力强大，俄罗斯在北半球的国际影响力与其相对较小的经济体量之间呈现出巨大反差。 然而，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幸福感和生活水平，人均经济增长率就最为重要。
关于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经济学家将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影响因素上：就业、教育和技术创新。
关于就业问题，以美国劳工统计局2017年追踪的壮年劳动者(25-54岁)就业率的下降情况(Krueger)为例。就业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峰值，为85%；2015年降至81%以下。这看起来变化很小，但它代表着经济体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简而言之：当劳动力减少时，经济增长就会放缓。
根据美国教育部统计数据，20世纪70-90年代，高中生毕业率和大学生毕业率的提升相对有限，2000年以来已经基本停滞(Goldin and Katz，2008)。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十分之一没有高中学历，近一半的人没有任何类型的中学以上学历，这表明教育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由于教育能使工人的生产率提高，教育的缓慢改进也导致了总体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尽管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贡献的，但技术的这种作用正趋于减弱。当我们说技术进步放缓时，简单地说就是指，企业平均而言不再如过去一样，能够有效地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或提高产品质量。为估算技术进步率，经济学家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概念，它衡量的是用更少的资源(或相同的资源)提供更多产品或服务的程度，换言之，它度量了可以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所容许的范围内扩大产出的程度。
经济理论表明，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可持续来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始于2000年，并且这一情况目前在富裕国家普遍存在。2008-2009年的大衰退可能对这种负面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它并不是这一趋势的始作俑者(Cette,Fernald andMojon，2016）。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认为，1870-1970年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不大可能重演。以电力和内燃机的使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在他看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根本没有那么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就可以无所事事而不需要努力工作。创新速度依然很快，但创新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相对要小。
诚然，有些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人工智能将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公平地讲，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带来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广泛好处，还有待观察。 导致生产率提高有限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企业部门萎靡不振的投资率。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新设备和新软件上。
尽管美国企业利润高、融资成本低，但近年来也并没有对资本进行较大升级。 其原因恐怕是自由市场有其脆弱性的一面。
在某种抽象、直观的层面上可以看到，经济资源的有限性与竞争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深刻联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浪费资源有害无益。那么，如何确保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呢？其中一个答案就是，促使人和组织围绕这些资源展开竞争，最大程度确保这些资源掌握在那些最看重其价值的经济个体手中。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价格机制是组织竞争的有效方式。反过来，当竞争减弱时，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很大吸引力。 更广泛地讲，我们可以认为竞争促进了经济自由。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工人有辞职并找到更好工作的自由。当雇主之间竞争时,他们会给员工提供更多选择：不同的工作种类、不同的工作时间和不同的福利。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是防止雇主虐待和欺凌员工的最好办法。
那么，我们应该担忧失去竞争吗？毕竟，如果竞争有那么好，那它为什么还会受到威胁？难道我们不都赞同竞争是有益的，并应该共同捍卫它吗？ 在五十多年前，曼瑟•奥尔森(Olson，1971)就曾解释了为什么自发地捍卫竞争是不可能的。在奥尔森之前，通常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有共同利益，那么我们将会通过集体行动去实现它。不幸的是，这一论点存在漏洞。要理解集体行动的逻辑，我们首先要知道孰得孰失。
就以普华永道事件为例，从竞争格局来看，知名的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A股IPO的市占率早已不如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但却是许多早期大型上市公司的审计师事务所，而且普华永道（罗兵咸永道）在港股IPO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未来若受罚持续丢单，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格局将发生变化。
就竞争的情况而言，孰得孰失一目了然。竞争破坏了租金，是寻租者的死敌。 关键在于租金通常是集中的。当一家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游说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时，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租金，也许还包括其他几家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的租金。市场上的赢家寥寥无几，他们有很多利益需要维护。另一方面，如果游说成功限制了竞争，那么有大量经济个体的利益很可能会被损害。购买该产业产品的消费者会受到直接影响。而且，高价格会减少消费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他们消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会变低。
由此，大多数相关产业被间接影响。然而，这些成本隐性且分散。 消费者可能从不清楚市场进入受到限制这件事，加之分担的间接成本很小，所以对于每个人而言，进行反抗都不划算。所以，被寻租者损害利益的家庭和其他企业，不大可能组建自己的游说团体进行反击。如果有其他人力图游说支持市场自由进入，他们肯定乐享其成。但作为个体，他们自己几乎没有动力去这样做。奥尔森的核心观点就是：特殊利益集中的产业为保护它们的租金，更容易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而分散的广大经济个体的利益则被压制。问题实质是搭便车，而且搭便车的动机会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而增强。
实际上，同样观点也适用于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国际贸易也会创造分散的赢家和集中的输家。失业和工厂倒闭可能常见于媒体报道。贸易使商品价格变得便宜，其创造的就业机会遍布许多地区和产业。这就是为什么要保护自由市场的原因。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国内竞争论点要比国际自由贸易论点更具有说服力，因为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国民中更难被共同分享。当贸易将生产转移到海外时，这些工作岗位就真的消失了。国内竞争则不然。
过去四十年，除了经济增长放缓之外，收入不平等也出现加剧。概括地讲，中产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或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之间的收人差距在拉大。两种情况可能兼而有之，但现实中并不总是同时发生。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平等加剧主要发生在中产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这种不平等与上过大学的劳动者和未上过大学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密切相关，这一情况被称为大学溢价。 直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十年，富裕阶层(包含超级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上升。
关于增长与不平等关系的相关争论，则围绕着激励的思想展开。当经济学家谈论激励时，他们指的是追求物质(货币)利益的动机。人们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预期自己的努力(投资)会增加他们的收人。为了维持经济体系运行，需要在(事前)努力和(事后)收人之间确立联系。这是否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收人不平等是必要的呢？这是否意味着，收入越不平等，就越能够更好地创造激励？答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激励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可以用来解释激励理论。挣钱不能太容易，但也不能太难。挣钱太容易，人们就会变得懒惰。假如不努力还能挣到很多钱，那么人们就不会努力工作。反过来，挣钱如果太难，人们会变得灰心丧气。 如果我们把该理论应用到公司员工管理上，我们就会发现它可以解释绩效薪酬。只要员工间的绩效有差异，就会导致收人不平等，但这并不能证明过高的收人不平等是合理的。尽管工作挣钱天经地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挣钱越多就总是意味着工作越努力。重要的是激励措施的合理平衡。但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某一给定的不平等程度是合理的呢？我们怎么确定不平等程度是不是太大了呢？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确切答案。
搞清楚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激励机制是很复杂的。不过，有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会给我们以信心，这个因素就是竞争。
应该说，市场经济偏爱竞争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竞争可以降低价格，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增加市场份额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制定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当一家企业降低所售商品的价格时，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最明显的好处是消费者可以省钱，他们能够用这些钱购买更多的相同商品，或者其他商品。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同时做这两件事。如果健康保险费变便宜，你可能会购买一个保险范围覆盖更广的保险方案，也可能会为你的孩子多买一件玩具。第二个间接的好处是，需求扩张会引起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对投资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一般来说，比较两个经济体，竞争更激烈的经济体往往商品价格更低、产量更大、就业更多且投资更多。因此，竞争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人们不仅仅关心价格，服务质量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如果看一下美国客户满意度调查，我们会发现一些明显特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看起来是美国最不受欢迎的企业。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这一行业度集中，价格也高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竞争市场中，企业不仅通过降价，还通过提供大量优质商品和服务来吸引消费者。竞争使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原因在于企业迎合不同人群的需求，并试图通过差异化使自己的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区别开来。 其次，竞争还关乎服务业创新：当现有出租车公司被迫与新的打的平台竞争时，他们突然发现瓶装水和手机充电功能受客户欢迎，而且这些基本服务不需要投入较大开支。它们不是什么高科技创新，但确实提升了客户体验。
比如，滴滴、优步(Uber)及其同类平台可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不遵守劳动法、加剧交通拥堵)，但它们也显示了竞争的基本优点：没有什么能像新竞争对手的威胁那样改善客户服务竞争促进投资并推动企业进行创新，要么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么通过各种途径尽降低成本。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高质量和低成本，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都可以视为技术进步。但是在发达经济体中，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复杂，受到产权、专利和市场结构的影响。
竞争会促进增长，也会降低不平等。促进增长的原因在于，它能增加产出和就业。而降低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竞争可以提高工资水平,降低企业销售利润率。因此，在竞争性经济体中，相对于劳动报酬而言，分红所得(股息、股票回购)较少。金融资本(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大部分是股票和债券)往往比人力资本（劳动能力和教育)更加分配不均，所以竞争性更大的经济体，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很可能会更低。
有些租金因人为限制而产生。例如，严格的执业资格法规会限制劳动者进入某些职业，这使得已从业人员免受竞争，他们从而能收取较高价格。当经济学家谈到“寻租”时，他们指的是个人或团体试图使公共政策偏向自己，借以建立或增加对他们有利的这种人为优势。这个词不一定有道德含义。人们寻求保护自己的租金合乎理性。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坏人。但“寻租”行为往往会导致弊政。 租金和不平等相互影响，这意味着竞争并不总是能降低不平等。竞争会使一些收入共享协议难以维持。例如，企业可能同意与工人分享它的部分租金。但竞争会降低这部分租金，并间接损害一些工人的利益。 同样，对人才的竞争还可以把某些群体的收入推至非常高的水平。
然而，总的来说，很难找到国内竞争会损害中等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利益的令人信服的案例，相反，要举出大量竞争有益的例子(廉价的零售店和航空公司、电信业竞争等）轻而易举。大体上讲，国内竞争会创造效益，这些效益会在国民中进行再分配。可以确定的是，国内竞争会引起租金再分配，其中一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但在不同的地方或社区，竞争会同时减少和创造就业机会。然而，这里的关键论点在于，在一个国家内部，应存在一种分散收益与损失的机制。这并不能保证国内竞争会改善每个人福利，但至少一段时间后，会使这种情况更有可能成为现实。
来自国外的竞争则是完全不同的议题。它使国内消费者受益，但也可能会损害国内厂商及其雇员的利益。标准经济理论认为，贸易收益大于损失，因此原则上讲，应该有一种有助于改善每个人生活水平的办法。 实际上，它并不总是那么可行。尽管国外竞争给国内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可能大于它给本地厂商及雇员造成的损失，但没有自然而然的方式来重新分配这些收益和损失。各国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贸易调整方案，但大多数收效甚微。此外，吸引人才和资本投资的跨国竞争，还可能导致累退税制。这与我们为对冲贸易冲击的影响所需要的机制恰好相反。
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偏爱竞争首先是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工资水平，降低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因而在竞争性经济体中，相对于劳动报酬而言，股票分红所得较少。另外，金融资本往往比人力资本更水平，加分配不均，所以竞争性更大的经济体，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很可能会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