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疗养老保险、到国家宏观财政政策，再到企业决策，经济学仿佛如空气一般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但在过去十多年中，经济学家们因为经济危机，包括当前的美债危机等酝酿及善后阶段的失职被拷问。事实上，现代的经济学依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原因知之甚少。许多经济学的成果因为事实数据过于复杂多变而无法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而经济学界本身也缺乏多样性。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这么几种：
1.假设理性经济人：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人们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自利的决策。然而，研究表明人们的决策往往受到情感、认知偏差和有限的信息等因素的影响，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存在不符。
2.忽视非市场价值：西方经济学主要关注市场交易和货币价值，而忽视了一些重要的非市场价值，如环境保护、社会公正和公共健康等。这导致市场经济的结果常常忽视了这些价值，可能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平等现象。
3.忽视制度因素：西方经济学往往缺乏对制度影响的全面分析。制度包括法律、政府政策和文化等，对经济行为和市场效率有着重大影响。忽视制度因素可能导致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解释不足。
4.高度理论化：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常常过度理论化，忽略了实证研究和实证数据的重要性。这可能导致经济政策建议基于理论构建，而不是基于实证研究的实际效果。基于此，如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多少都会涉及一些来自现实世界的数据。这样的发展变化已催生出更优质、更重大的研究。然而经济学也因此遇到了长期困扰大多数社会科学乃至某些硬科学”的问题。研究人员可能会对统计测试加以微调，或挖掘已有数据，直到撞见一个有趣的结果。或者，他们会从随机匹配中强行看出显著性来。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济学也存在可复制性危机。这导致.很多经济学研究结果都站不住脚。
5.具有片面性：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模型可能忽视了经济现实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片面性可能导致对经济问题的理解是有限的，无法全面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
关于经济增长，可追溯到1956年，其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特雷弗•斯旺（Trevor Swan）基于“增长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这一思想，各自提出了模型。他们的模型展示了穷国如何能赶上富国，却没能解释富国为何先富起来。为解决这一问题，卢卡斯和包括保罗•罗默（Paul Romer）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增加了对知识的形成及传播的描述。
索洛-斯旺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资本积累实现。该模型将经济增长解释为资本投资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模型假定经济生产的产出（Y）是劳动力（L）和资本（K）的函数，通过这种生产函数可以推导出每单位资本的产出率。
根据索洛-斯旺模型，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和资本边际产出率（MPK）。资本积累是通过增加投资来提高资本存量。投资可以促进产出扩大，进而刺激更多的资本积累。然而，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边际产出率逐渐减小，这意味着每增加一单位资本所带来的产出增加逐渐减缓。
索洛-斯旺模型认为，在长期均衡状态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边际产出率的变化与储蓄率的乘积。这意味着只有通过提高资本边际产出率或增加储蓄率，才能持续地实现经济增长。
索洛-斯旺模型的贡献在于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提供了一个框架来解释资本存量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该模型也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忽略了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其他非资本因素的影响。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进一步发展，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使得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加全面和准确。
它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框架，其中经济增长被解释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
根据这个理论，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投资可以增加资本存量，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和产出水平。资本投入可以通过增加生产能力和改善生产效率来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此外，资本积累还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产生更多的收入和市场需求，形成良性的循环。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仅仅依靠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其他因素，如技术进步、创新、教育和制度环境等，对经济增长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够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创新能力。制度环境的良好和政策支持也能够促进资本投资和创新活动。
因此，尽管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它仅仅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综合考虑不同的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和制度等，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机制。
不过，这个模型依然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缺陷：根据这个模型，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技术的进步。但是，在模型当中，技术本身却是一个无法被解释的“黑箱”。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主线，就是要打开这个黑箱，将技术进步的过程内生化，于是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有很多不同的模型，其中，卢卡斯所谓的人力资本模型最为引人关注。在当代宏观经济学界，卢卡斯绝对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甚至有人认为，其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贡献足以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比肩。在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增长的机制》当中，卢卡斯介绍了这一模型。在模型中，整个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物质资本的生产部门，它用资本、劳动力和积累的人力资本（如知识水平、技能水平）来进行生产；另一个则是人力资本的生产部门，在现实中，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学校和培训机构。
一般来说，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具有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如果一个经济要想实现更快的增长，就不能只关注产品生产，而应该在产品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生产之间进行权衡，在两个部门之间合理配置资源。通过这样的配置，经济中的技术或生产率就可以得到提升，经济的增长速度才可以得到持久的跃升。通过上述分析，卢卡斯就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打开了技术增长的“黑箱”，从而对经济增长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和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思路：
1.传统增长理论：传统增长理论主要侧重于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理论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通过投资、技术进步和教育等途径来积累资本和提高生产力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则进一步强调了技术进步、创新和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强调社会、政治和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这种思路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透明的法律体系、政府政策的稳定性等可以促进资本投资、创新和经济活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也关注经济中的制度演化和路径依赖的影响。
3.支出驱动的增长理论：这种思路通过对总需求和消费支出的分析来解释经济增长。支出驱动的增长理论强调消费者支出的重要性，认为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增加可以带动经济增长。这种思路关注需求侧因素，例如贸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学分析有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之分，短期和长期的经济现象是不同的。当人们说消费或投资拉动的时候，往往指的是短期分析。从短期来看，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不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可以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从长期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者数量的增加都会推动经济增长。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会有所差异。比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演变历程的考查，可以认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依次经历了自然资源为主源泉、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为主源泉，以及部分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创新驱动等阶段。相应地，从一种要素为主的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嬗变，可看作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应该说，每一种增长方式在理论上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都有其约束条件，效果上也存在差异性，有的表现为应急性措施，有的属于长期性战略。例如，在经济增长停滞条件下，增加政府投资也许是首选方式，但在经济平稳增长过程中，任凭斯密-杨格定理自由地发挥市场效应也许是最佳选择。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一些本土经济学家也开始陆续提出一些自己的经济学思想，而且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思想的出现并非单个现象，而是一个群体性现象，可以说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创新已经呈现出了“井喷”局面。
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程恩富提出海派经济学，但真正迎来高潮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特别是林毅夫教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之后，2012—2020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新结构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新财税经济学、新市场财政学、马克思主义中观经济学、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资产相对论等本土经济学理论相继崛起。
当然，目前中国的这些本土经济理论还没有被世界接纳，甚至在中国本土还受到信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的攻击，而且有些攻击远超出学术争论的范畴。某种程度来说，当今的经济学界内部风气可能也很不友善，比如缺乏交流、缺乏多样性等等。
科学界按说应该是最唯才是用的地方。人们可能会嘲笑某位思想者的教育或学术训练背景，却一定会欢迎一个出类拔萃、能更好地解释这个世界的强大新思想。比如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倡想和实践！也是受此影响，8月6日，阿联酋宣布启动财政部《2023年至2026年战略计划》，旨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并通过金融赋权、可持续性、创新、未来远见、金融领导力和可持续发展提升政府绩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