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吉本说，罗马帝国由于“宗教和蛮族入侵”而衰亡。中国也曾受到佛教和来自北方蛮族的入侵。
为什么罗马帝国灭亡了，而中国却再次统一为伟大的大唐帝国？是因为西班牙、法国以及英国以民族形式发展，而中国由于缺少半岛，根据河流走向，只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吗？
或者也可以说，作为分处欧亚两端的两个岛屿帝国——日本与英国，他们早期就开始发展民族主义并依靠贸易成为海上强国。
同时，为了适应陆地文化，他们会时不时地侵略大陆国家，依靠贸易和海军力量得以生存。英日两国之间的同盟（1902—1922）是为了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再延长20年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好事吗？
事实上，白修德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可以取得成功。他的弟弟成为国家气象局的局长，该机构后来发展为重要的监测机构。
但是，他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记者。就像中国的政治家一样，他很善于将自身的缺陷变为优势，比如他身材矮小，但这在采访大人物时，反而会凸显出他用低姿态表现出对大人物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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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修德交谈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会表现得比平时更有思想，他们交谈甚欢，白修德有自己的一套夸张手法。
聪明的学生其实也会充实老师的生活。曾给我和威尔玛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事情，是一座黄颜色的木板房，位于文思罗普街41号，在猫头鹰俱乐部、洛厄尔宿舍和室内体育馆的正对面。
这里确实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为此捐赠了一些中式家具和雕塑。但是与其说我们改变了它，不如说是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栋小房子始建于19世纪初期，基座由粗石打磨后砌成。最初，进门口是一个前厅，左右是两间对称的房间，进入前厅有狭窄的环形楼梯可以到达二楼和三楼。一层和二层各有两个房间，均配有壁炉。
这栋房子右边远离街道的一侧还有一栋二层楼，配备的后楼梯又陡又窄，上面两层的两个房间也都配了壁炉，总共6个壁炉。
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入口处通往二楼的楼梯被移走了，一层的两个房间也被合并为一个14米×30米的大房间。后楼梯则成为唯一通往二楼的楼梯，而从二楼通往三楼的环形楼梯依然在那里，只是缺少下面的那部分来支撑。
当我们在1936年找到这座经过改造的房子时，里面已经没有前厅了，一楼变成了一个大厅，带有一间厨房；二楼有三个房间，三楼则有两个阁楼。浴室由缝纫室改造而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浴盆。
此外，厕所的水箱位于三楼，有人曾在天花板上凿了个洞垂下一个拉绳，可惜不见了。三楼的住户，会突然听到洪流一般的水声。
总体而言，这处住宅缺少某种宏伟的气势，在大厅只适合举办鸡尾酒会，并不适合举办宴会；适合招待普通百姓，不适合宴请社会名流。我们就像是住在游艇上（我想象得到），衣柜和存储空间相当有限，东西摆放必须规划得井井有条，否则就装不下。
尽管如此，从威德纳图书馆到文思罗普街41号仅隔着奥本街和马萨诸塞大道，距离大概只有200码。
早饭后，上午8点钟，不管什么时间，我都可以在4分钟内到达我的办公地点。40多年来，我为此节省的通勤时间，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来算，大概有半年时间。
由于我们的住处离校园很近，所以很方便与学生接触。于是，我们在每周四下午5点举办茶话会。除去战争时期有5年外出以及2次公休假，我们的周四茶话会，一直持续了整整33年。
周四茶话会的作用非常广泛。外国留学生来这里练习口语，男女生可以在此约会，甚至来访的社会名流也会到此一游，尽管，他们有时只是很想知道这群唧唧喳喳的学生会如何款待他们。
而来自苏福尔斯的堂兄弟们也不会觉得被忽视。此外，最主要的是，茶话会帮助我们的学生彼此形成自己的朋友圈，而其中一些人，最终甚至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芮沃寿就在这里结识了芮玛丽，我的同学比尔·扬曼见到了我们从前北京的室友埃尔西·珀金斯，还有，我的同事麦伦·吉尔莫在此结识了希拉·德恩。
此外，1940年白修德从中国第一次返回的那个夏天里，他几乎一直独自一人待在这里，他说他学到了很多他想知道的东西。
在性解放时期，这里对于年轻的情侣来说，也是绝佳的选择，当我们周末外出期间，他们可以临时居住并代为照看房屋，享受着美妙的二人世界，这座房子完全可以适应这种情况。
文思罗普街41号也可以表明我们与哈佛的脐带关系。1936年时，成本核算还不是美国崇尚的方式。詹姆斯·比加是哈佛大学的商务经理，性格和蔼，当时，在莱曼宿舍楼办公，负责哈佛大学保障和不动产部门，他带我们看了这座刚空闲下来的房屋，并且表示，可以为我们翻新，还能替我们保留到秋季返校时。
2月11日，我们签了租房合同，租金是每个月50美元，从7月1日开始算起。我们同意，如果接到通知，我们会在一个月内搬出，不过好在这类事情至今（1981年）尚未发生。
这是一座宽15英尺的三层砖砌的楼房，地处霍利约克街与文斯罗普街拐角处一块21英尺宽的空地上，夹在一座大型公寓和美林馆之间。
费正清在寓所草坪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打算在狭小的院子里种上苹果树和丁香花，但是，当我们试图挖土时，挖出来的却是煤渣、玩具汽车和其他一些填充物。
房子最初属于斯特拉斯俱乐部，托马斯·沃夫公司的编辑麦克斯维尔·珀金斯，以及范·维克·布鲁克斯［《新英格兰的盛世》的作者］都曾在此居住。
它的历史还不止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林馆被拆除，变成了一小片草地。之后，距西边2英尺远的女房东抱怨，家里的地窖有飞蚁。
经过调查是白蚁，一个星期内，大型的铁锤破碎机将这所大公寓夷为平地，于是，这里又多出了一片草地。后来，我雇用了一位专业驱虫师仔细除虫，从此这里再也没有发现白蚁。
暖气是从街对面的室内体育馆地下管道接过来，并输送到其他各个地方的。如果我们将地下管道的开关方向旋转错了，位于文斯罗普和邓斯特楼拐角处的人员安置与职业咨询办公室就会被停止供暖。
过了好些年，直到成本核算流行起来后，先前在美林馆地下的蒸汽管道才再次启用，成为冬季雪天里的绿色通道。
每隔7年，大学里的建筑都会被重新粉刷，就像大学教授的公休假一样，当护墙板变干泛黄时，外表看起来就像木头被刷过多遍漆一样。
苹果树上的松鼠们开始在屋檐内寻找过冬的地方。在冬天时，每隔几周的时间，通过管道连入各个房间的暖气片，就会堵塞并发出像手提钻工作时的响声。暖气片有类似早期蒸汽阀的装置，可以冷却热水，使其从释放蒸汽的阀门流出。
供暖工会控制阀门打开或者关闭，但是，有一些住户不需要太高温度的话，他就会稍微将阀门只打开一部分。而响声意味着暖气片里充满了水，你可以通过打开放气阀，将热水排到外面的水桶里。
除此之外，每年漏水都会将天花板弄潮，甚至会直接从上面滴水。因此，天花板必须重新修整粉刷。
到了1977年我退休时，房子已经破旧不堪了，房客和房子究竟谁的寿命更长呢？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不过，学校会负责将其彻底维修一遍，包括安装新的护墙板、密封窗户和新的天花板，比照顾居住在这里的住户还要好。
让人高兴的是坎布里奇距离新罕布什尔州很近，那是人们通过勤劳战胜自然而形成早期美国人性格的地方，后来，却发现用机器来耕种中西部平原，人们会变得更加多产。
新罕布什尔州本质上是一块露出地面的花岗岩石，有些部分被郁郁葱葱的树木遮盖着，冬天到处都是积雪。不过，这里的夏天比西伯利亚要长，一年有9个月时间，可以成为避开波士顿尘嚣、享受周末及度假之地。
美国城郊农场别墅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10年，威尔玛一家人开始在新罕布什尔州富兰克林市郊区的一个农场避暑，这里是1842年丹尼尔·韦伯斯特迎接铁路的地方。
很快，福特汽车取代了火车，成了前往那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后来，随着务农人数的持续减少，州际公路出现后，坎布里奇到富兰克林市的路程已经不足2个小时。
新波士顿公路是一条1英里长的盘山公路，距离93号公路只有2. 5英里，但是是一条死路，仅能在市政维修下勉强维持存在。这条公路如今已经被威尔玛的弟弟和三个姐妹，以及他们数量众多的后代接管了。
大约在1914年，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艾达·坎农小姐正在开创医院公益服务。她购买了一块树木很少的牧场，一端的花岗岩是新波士顿公路沿线最美丽的风景，在这里可以看到远处20英里外佩米奇瓦塞特山谷上的卡迪根山脉。
艾达·坎农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占地面积为40英尺见方的夏季别墅，后来，威尔玛继承了这座别墅。这里的洗漱用水，来自屋顶汇集的雨水，通过手动泵从水箱中抽取，而饮用水则由山中的泉水引来。
1929年，我第一次来到富兰克林时，山顶几乎全部被松树覆盖了。由于坎农一家人来自圣保罗，在那里，树木是神圣的象征，所以他们对此毫无办法。
好在上帝帮忙，1938年的飓风，让环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在当时，我们从环绕的森林中，开辟了一条长达5英里的马路，还垒了水坝拦截一条小溪用来游泳。
从山上到山下，沿途两边绵延数英里的石墙，将未被开发的区域隔离开，然而，大自然再次取得了胜利，于是我们在夏天有了新的消遣活动——砍树。
砍断直径4英寸粗的白杨树，是一件让城市居民印象深刻的事情。关于使用斧头，有两大诀窍：其一，在斧头落下前，运用手腕发力加快斧头前端的速度；其二，要丝毫不差地砍中位置，即闪电般连续两次砍到同一位置。斧头的长柄也很有帮助。
在富兰克林时，我对我的岳父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他和我父亲一样，也是既做花匠又会木工。他在《人体的智慧》中，提到人体内尚未明了的自我恢复机能让我们保持稳定状态，当时，我们讨论了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影响。
我还曾为贝利奥尔辩论俱乐部写过一篇名为“社会：超级动物”的文章，文中对古代人类和社会机制进行了类比。
我饶有兴趣地领悟到坎农博士的科学思想是如何把这个题目的重要性缩小到合适的程度，还它本来面目，而另一方面则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
在富兰克林市度过的几个夏天，是我在哈佛大学5年见习期中，不可或缺的经历，充足的时间允许我扩展博士论文的主题，结合了中国与英国不同的观察角度。
于是，我从中国的外部边缘问题开始入手，最终写到从北京角度看外部问题，从边缘逐渐发展到核心。
不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到1953年才完成并出版，完成了我为培训他人而进行的自我训练，让我恰好赶上了战后中国问题研究蓬勃发展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