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年，崇祯一朝进入剧烈的动荡时期。外部是后金盘踞关外，内部是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的数十万义军大火烧遍了中原。兵部尚书张凤翼自知失职难逃一死，一碗大黄药下肚，一死百了。

大明王朝最高危的职业（兵部尚书）落在了杨嗣昌头上。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第一时间给崇祯上了一堂“

天下形势

”分析课。

京师是头，宣府和蓟镇是两条臂膀，黄河往南是大明心腹。明朝劲敌有两个，一个是后金，一个是张献忠和高迎祥。后金如同肩膀疼，虽对明朝觊觎已久，但其疼痛尚能忍耐。宣府和蓟镇双臂出击，仍然可以发挥阻挡之力。

张献忠和高迎祥属于内脏顽疾。与“肩膀疼”相比，“腹痛”顽疾更要人命。

杨嗣昌借此比喻，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思想。建议崇祯优先解决中原流民叛乱的问题。

杨嗣昌绝对是明朝最后一位战略宗师。后来发生的“甲申事变”也证明了，明朝没有亡于后金入侵，而是亡在内部流寇作乱上。

当崇祯想进一步了解具体操作时，杨嗣昌给了他一份“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平叛战术。

明朝的流寇祸患起源于陕西，迅速蔓延到晋、冀、豫、楚、川以及庐州、凤阳、应天、安庆部分重镇。

1636年的流寇形势。河北、山西的叛乱基本平定，叛乱主要集中在陕西、河南、湖广、长江北岸一带。当务之急是控制住流寇蔓延的态势，把流寇阻挡在中原以西，防止流寇北上京师，东进山东和江西。

△“四正”分布图

当下要从“北起陕西，南至湖广”构筑一条军事防线。以沿途的西安、郑州、凤阳、桂林四镇为中心，开辟四个正面战场，先把流寇的火焰控制在西部地区。

四个正面战场开辟后，再开设“陕西延绥（榆林）、山西太原、山东济南、陪都金陵、江西南昌、四川成都”六个偏师，用来后勤补给和策应围堵。

△“六隅”分布图

四个正面战场穿插六个偏师策应，十个剿寇阵地正好构成一张围剿网，把张献忠和高迎祥锁死在西部包围圈。

然后。再派一名得力干将

（

洪

承

畴

）

担任主帅，率领一支12万人马的精锐

（骑兵4万，步兵8万）

入网平寇。流寇

必然招架不住。到那时，他们一定会往三个方向转移逃窜，企图跳出包围圈。

一是。如果流寇“北上”往陕西方向跑，那么四川、湖广、河南、陕西、山西一起围剿。

二是。如果流寇“东进”往豫鲁方向跑，那么河南、湖广、凤阳、金陵、山西、山东一起围剿。

三是。如果流寇“南下”往湖广方向跑，那么湖广、河南、陕西、四川、金陵、凤阳、江西一起围剿。

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计划堪称完美。符合实际，分工明确，可操作性非常强，把一城一池一将的分工说得明明白白。

崇祯深以为然，同意了杨嗣昌的计划。杨嗣昌不负众望。只花了一年时间，张献忠“谷城兵败”接受了朝廷诏安，李自成带着十八骑逃进商洛山重新练号。

正当流寇问题只差临门一脚时，“戊寅事变”爆发，直接把杨嗣昌的计划推向了万丈深渊。

崇祯十一年，多尔衮率部由青山关突破长城关隘，进入北直隶和山东，部分重镇迅速落陷。

京师告急，

崇祯急调平乱主帅洪承畴班师勤王。

值得一提的是。“戊寅事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杨嗣昌在布置“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的同时，还积极促成“明金和议”，为平寇争取时间。恰好，皇太极同样有议和停战的意向。

然而。“和议”的议题抛向群臣后，立刻遭到黄道周等清流派极力反对。

黄道周认为，大明王朝自带天威、天兵天将不可战胜，岂能向蛮夷求和退让。主战派与主和派拉扯长达一年，崇祯始终不肯拍板决定。最后，皇太极等不到明朝一方“和议”的回信。恼羞成怒，“戊寅事变”爆发。

“戊寅事变”所带来的后果，绝不是史书上写的那么简单（损失46万人畜、黄金4000两、白银97万两‌）。而是洪承畴、孙传庭等人撤出平寇网后，本来已经穷途末路的流寇死灰复燃，前期为平寇付出的努力付之一炬。

平寇计划破灭，后金杀入关内，杨嗣昌的悲剧由此开始。

清流派黄道周借此上疏，大谈特谈伦理道德，借“夺情入阁”一事攻击杨嗣昌，进而反对杨嗣昌主张的“议和后金，优先平定内乱”是失败中的失败策略。另一伙不明事理的小言官李希沆、王志举等人也跟着瞎起哄，不依不饶要治罪杨嗣昌。杨嗣昌太了解言官的手段，顶不住弹劾压力，数次上书崇祯，请求辞去兵部尚书一职。

1639年8月，崇祯终于同意杨嗣昌南下督师。1641年3月，杨嗣昌病死于追击张献忠的途中。

杨嗣昌一死，

朝中只剩黄口书生们的道德文章这一把“抗虏平寇”的利器。

2年后，明朝在一片道德喧哗中，轰然灭亡。

PS：虽然杨嗣昌对卢象升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杨卢属于政见分歧，作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代表崇祯主张议和，卢象升一票人主战，下级不受节制，换作谁也是无法接受。

站在后来人的视角来看，杨嗣昌“北和后金，内平流寇”的思路，是大明王朝最优、最稳妥的出路。

作为明朝最后一个战略家，摊上一个优柔寡断的皇帝，碰上一伙清谈道德的清流。

既是杨嗣昌的不幸，也是明朝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