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主要回答“南明为什么复国无望”的问题。

南明复国失败，与“抗清”能否成功没有半毛钱关系。“抗清”是“抗清”，“复明”是“复明”。按当时的状况，明朝复国几乎无望。即使抗清成功，明朝也注定成为历史。

王朝的本质上是公司制。明朝经过二百七十年，历史的“负资产”相当沉重，除了推倒重来，根本没有第二条出路。

参考汉末三国面临的局面。各路军阀嘴上说的是“光复汉室”，心里想的全是主意。根本没有人想真正回到汉朝，“光复汉室”和阿弥陀佛一样，是军阀集体的心照不宣和权宜之计。

南明也好，三国也罢。背负一个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除非有一个类似“曹操”的人物出现，采取非正常的手段，勉强还能给王朝续命一两代。

历史给过南明这样的机会，可惜没有抓住。

孙可望便是南明版的“曹操”。正史中，孙可望是一个企图“称帝自立”，被李定国赶走的奸佞。这种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南明最大的问题是各路藩镇军阀拥兵自重，皇帝指挥不了军队，没有形成反清复明的统一战线。弘光、鲁王、隆武、永历不过是军阀手中的“吉祥物”。

在这种混乱局面里，必须由一位真正懂内政且精通军事的“军政全才”来总览全局，方能脱离困境。纵览南明群英，只有孙可望能担此大任。

在经营云南一事上，孙可望的能力得到过证实。1646年，云南经过沙定洲叛乱，境内满目疮痍，30万人横尸遍野。孙可望接管后，积极推行土地和货币改革。三年时间，云南恢复到了“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食”的状态。这在南明历史上堪称奇迹。

孙可望确实有野心，想效仿曹操玩一手“挟天子以令诸侯”。野心绝不是政治家的诟病，而是天然属性。只是孙可望没有料到，第一个带头反对的是结拜兄弟李定国。

如果把孙可望比作曹操的话，相当于曹操对内宣布要“挟天子令诸侯”，曹仁、夏侯惇、夏侯渊、曹洪、乐进和李典这伙人立马站出来反对，表示誓死拥护刘家的大汉天下。

理性分析。孙可望的膨胀，远没有到“称帝自立”的程度。“称帝自立”无异于曹操炉上烤彘（欲使吾居炉火上耶），成为众矢之的。且不说会招来清朝的针对，心怀异志的汉人军阀也不会轻饶了自己。凭孙可望的政治头脑，不会想不到这一步。

留着永历皇帝当吉祥物，作为一面旗杆。起码在道义层面上能够约束一下各路军阀。与清朝开战时，不至于后院起火，甚至能够适当配合牵制清军。

按理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政治计划，也是南明种种出路中“唯一一条活路”。

但孙可望错在“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去干了一件正确的事”。郑成功、张煌言、马进忠、沐天波这伙“塑料盟友”不支持也就罢了，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冯双礼同样激烈反对。再加上，刚刚输了宝庆和常德之战，孙可望的“民意支持率”大幅下降。

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孙可望的政治理想破灭了。

这又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李定国要反对孙可望。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还是出于“忠于大明”而反对。

种种迹象表明，李定国反对孙可望与忠于大明有关系，但不是主要关系。如果李定国真有这样的觉悟，一开始就不会加入大西推翻大明。

在这件事上，李定国带有浓烈的主观私心。从义弟刘文秀和永历皇帝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孙可望走后，李定国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刘文秀从贵州召回昆明。名义上是让他协管内政，实则是对刘文秀实施监视控制。

刘文秀也是一位内政奇才。在他的治理下，贵州已经出现恢复之象。召回刘文秀，等于放弃了贵州这座军事桥头堡，云南失去了一道重要的军事缓冲区。

刘文秀一撤，清军迅速占领了贵州和湘西，南明在大西南地区势力缩水一半。

回到云南后，永历帝跟刘文秀聊起孙可望叛逃一事。刘文秀对永历说，自己带着大队人马，沿大路追赶。一时大意，让孙可望抄小路轻骑逃走。

永历帝听后，沉默半晌，叹息一声说，早知截不住孙可望，不如痛快放他走，经过这一番刺激，日后必对朝廷心怀愤恨。

永历的话，明显透露出对李定国处理这件事感到不满。如果孙可望真有称帝自立的野心，永历自然不会埋怨李定国。李定国把孙可望和南明的关系推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刘文秀同样感到郁闷，从贵州回到昆明不久，忧愤而死。

孙可望对南明来说，是低配版的“萧何”。没有了孙可望，刘文秀也病死了，后勤交给谁谁管理，粮草从哪来，兵源从哪征。

事实果然得到验证。三年后，南明彻底下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