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片开始。

一个朝代创立初期，那些被扣上“谋反”罪名诛杀的大臣，全部都与谋反无关，汉朝的异姓王、宋朝的杯酒释兵权、明朝的“胡惟庸、蓝玉”案的本质上是一样的。

蠢人都知道“太平盛世不谋反”的道理，他们这些人精能不知道吗？

比如，本文的主角——胡惟庸。

胡惟庸谋反，他图什么？在朱元璋的带领下，天下大定，天下人已经认可朱明江山的法统和血统。胡惟庸谋反的话，只有两个动机。

一是做掉朱元璋，另立一个朱家皇帝。二是推翻朱氏，要么自己当皇帝，要么让别的姓氏家族来当皇帝。

无论哪条路，这里都有一处逻辑不通的地方。胡惟庸贵为左丞相，已经位极人臣，如果造反不是为了自己当皇帝的话，就算造反成功，新的皇帝还能给他更多的利益和更高官职吗？

显然，不能。

胡惟庸谋反是假的，但胡惟庸被杀不冤枉。这不是一场君臣翻脸，而是关于明朝“立国路线”之争的问题。

所谓“立国路线”问题。

教员有过这样的解释：路线对了，人少会有人，没有枪会有枪，也会有政权；路线错了，人再多、枪再多也没有用。

“立国路线”是一国发展战略和导向，一个国家该往哪个方向走，走什么样的路。路线是一门很重要的显学，选择什么样的路线，直接关乎一国的国运。

朱元璋和胡惟庸的矛盾，本质上就是大明王朝的“立国线路”导向。

胡惟庸的人品，历史上众说纷纭，不太好做评价。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能力应该排在人品前面。

所谓“用德不用才”，那都是在特定情况下，骗人的鬼话。政治家只要不是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做事能力远比做人修养更重要。

胡惟庸做事相当勤勉，代理中书省工作时，各项工作协调处理井井有条。朱元璋用了“协诚匡济，精勤不怠”八个字来形容。（挽救艰难时势，救助当今人世）。

注意，这个评价很高哦。可见，朱元璋对此时的胡惟庸还是相当认可。

另外，胡惟庸很会做人。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过程中，内部存在一个巨大的分歧。淮西派和浙东派的关系很紧张，基本上老死不相往来。

淮西籍的胡惟庸游走中书省后，积极拉拢浙东派的大臣，该请的请，该送的送，不仅弥合了淮西和浙东的裂痕，还被满朝文武推为带头大哥。

但不久，胡惟庸出事了。

正史上把胡惟庸出事，定性为“皇权与相权”之争，我感觉未免太浅薄。这种道理谁不知道呢？

“皇权和相权”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相权”蒸蒸日上，宰相对国家的建设理念，与皇帝的想法发生剧烈冲突。

这就是路线之争。

① 税收的问题

朱元璋的想法是<先富民再强国>，明朝刚建立不久，经过元朝盘剥搜刮和元末农民战争的破坏，老百姓的日子和社会经济还没有恢复元气，必须继续采取“休养生息”，免税免役的策略。朱元璋是穷人出身，他是社会底层的亲历者和底层苦难的见证者。

但胡惟庸不是，胡惟庸想的是<先强国后富民>。在元末战争平息不久的明朝初期，国力遭到巨大的消耗，胡惟庸仍然坚持征收，增加国库岁入，让休战军屯的士兵交出一半的赋税。

胡惟庸的脑子里只想一件事——“筹钱干事”。为此，他重用敛财高手陈宁。

陈宁外号“陈烙铁”，担任苏州任知府时，为了完成收粮任务，对迟交不交的人直接上了烙刑。

这种事是朱元璋绝对不能容忍的。朱元璋全家就是这么被逼死的。自己造反就是为了推翻苛捐杂税的元朝，如今的胡惟庸和陈宁干的事儿，和元末没有什么不同。

胡惟庸等于是，当着天下人的面，打了朱元璋的脸。

这是经济路线的冲突。

② 社会结构问题

明朝的朝廷结构是，淮西勋贵和浙东士人两大派系。淮西是明朝的老班底，是最早跟朱元璋起家的那一批人，比如李善长、蓝玉。浙东派是明朝建立前后，加入朱元璋阵营的那批读书人，代表人物有刘伯温和杨宪。

同为明朝第一批开国功臣，实际上两者有着巨大的区别。淮西是真正的根正苗红，胡惟庸代表的淮西勋贵，希望永远享有这个国家的红利。他对明朝的社会结构建设是一个“金字塔型”的构想，要把权贵阶层的利益牢牢维护住，更要死死握住帝国的绝对控制权。

但朱元璋不认同。“金字塔”结构的社会体系，分层越多，管理成本越大，同时风险越难把控。比如，朱元璋少年时发生的“濠州旱灾”，就是因为朝廷放发的赈灾粮被各级管理层层盘剥，导致饿民走投无路揭竿而起，元朝灭亡。

“金字塔”的社会结构一旦成形，短期内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但后患非常大。越到后期，社会越固化，上流社会的人对底层人的苦难越漠视，直至抛弃底层人。

朱元璋的想法是，管理部门的层级数量要减少，尽可能地让朝廷的政令能够直通底层。如此，挤压腐化乱象滋生的空间。

同时，如果按照胡惟庸的想法，淮西勋贵必然是位居第一等。那么，浙东士人心生不满是必然的。

实际上，朱元璋的想法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得到印证。丁丑科全部录取的是南方读书人，导致北方读书人大闹应天府。差一点，造成南北割裂的局面。

这是社会结构建设的冲突。

经过以上两点“切磋”后，朱元璋心里已经看透胡惟庸的真实战力——有干事之能，但没有宰辅之才。若是重用，将来必乱。

朱元璋对待治国问题通常很直白，感觉不靠谱的人，根本不会留活口，必须尽快除掉，以绝后患。

此时，洪武皇帝已起杀心，接下来只是在等待时机。

（节约时间和篇幅，杀胡惟庸的过程，不再多讲。）

为什么笔者一再强调“胡惟庸案”是一场路线的斗争呢？再往后看。

胡惟庸死后，试图为他翻案的人大有人在。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死。

朱元璋和胡惟庸二人的“路线”之争结束，但大明王朝的“路线”之争仍在继续。

洪武十八年，爆发郭桓案。实际上，也是胡惟庸一派的人，或者是坚持同一种路线的人，在面对朱元璋亲抓朝政出现问题后，想迫使朱元璋认错，为胡惟庸翻案。

奈何，朱元璋不是妥协的人，把胡惟庸案直接升级为谋反案。（胡惟庸九泉之下，得被这帮小弟气个半死）

到此，胡惟庸案，再也没有翻案的可能。

PS：最后说两句与本文无关的话。

要想当明朝的皇帝，能力必须全面碾压大臣，否则场面一定失控。你看，朱元璋可以，朱棣可以，后面的皇帝全被大臣搞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