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凡改革必然存在争议，张居正改革也不例外。

450年来，关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良法，还是恶法？争论至今。

什么是“一条鞭法”。明史中，是这样概括。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这段话透露出两个基本要点：

一是徭役、杂赋统一并入田赋。徭役和杂赋打包摊入田赋后，百姓只需承担“田赋”一个税种，至于官府需要徭役时，不再惊扰百姓，由官府花钱雇人干活。

二是朝廷不再征收粮食、丝绢一类实物，统一该收银两。

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的原创，而是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桂萼发明的。桂萼提出“编审徭役，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完全是后来张居正“一条鞭法”的骨架模型。

不同的是，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加了一条“计亩征银，折办于官”——银子取代实物。

1578年，张居正下令全国推广“一条鞭法”时，就遭到很多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明朝是“以农立国，收银不收物，不利农事”。

反对者的理由不无道理。“一条鞭法”推广后，虽然前期取得了拉平税赋、减少成本的效果，但副作用的威力同样巨大。

以自耕农为例。

过去，一户自耕农所交的赋役是固定的。比如，一年交2石粮食，如果年景好，收获了3石，那么这一年会有1石余粮可供自由支配。如果年景不好、粮食减产，只收获了1石粮食，那么这一年就亏了1石粮食。

是盈是亏，官府不用操心，风险由自耕农自己担着。只要把定额的粮食交上去就完事了。至于家里没有余粮，会不会挨饿，那是自己的事儿。

当一条鞭法来了后，自耕农该交的税一分没少，还是2石粮食的定额。只不过官府不再要粮食，改收2两银子（粮食和白银兑换比例“壹两一石”）。

问题是，土地是老百姓收入的唯一来源，庄稼地里只能种出粮食，长不出银子。想从土里扒出银子，只能拿粮食找有银子的富商巨贾大地主去兑换。

如果手握银子的富商巨贾能够尊重市场，严格按照“壹两一石”兑换给百姓，百姓倒也不亏。

可是。“壹两一石”的兑换比例只是一种约定成俗的市场习惯，不在朝廷强制规范之内，白银兑换属于民间“黑市”交换。

如果富商巨贾存心找茬，故意用粮食品质来压低兑换比例，非要“壹两一石五”的话，老百姓是兑还是不兑。

不兑的话，完不成任务。兑的话，血亏。

这样一折腾，老百姓要完成过去2石的任务，需要付出3石粮食，平白无故亏了1石。

官府倒是省心了，过去收实物，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去运输、看管、维护，如今只需要拿着麻袋，挨家挨户要银子就行了。

相当于，由朝廷承担的支出，经过富商巨贾这一道，转嫁到了自耕农身上。很快，自耕农和普通小地主阶层经不起“一条鞭法”催生出的“黑产”揩油。

一时间，大明王朝人人“谈地色变”，百姓纷纷视“土地”是有害的东西。既然朝廷是“按地收赋”，如果手里没有土地的话，是不是就不用承担“田赋”了。

于是，明朝进入了一段“佃户”狂潮。自耕农和小地主阶层纷纷放弃土地，跑去富商巨贾家里当“佃户、织工”，走向了一条职业打工的道路。

视田如荼毒，去之唯恐不速。于是，而世业之田皆归于无籍之豪民。（湘乡县志·卷三下·赋役志）

自耕农放弃土地，去给大户人家打工，任由土地荒废。首当其冲的是，朝廷征收的田赋逐年减少。

皇帝一看，这样不行。没人种地交田赋，我怎么养兵打仗。

于是。40年后（1578年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加征“辽饷”登上了历史舞台。

打这开始，明朝社会危机再也按不住了，彻底进入无可救药的晚期。

白银的威力还远止于此。没有“一条鞭法”以前，所有王朝只有一个主要矛盾——土地兼并。

过去，“土地”是唯一的硬通货，豪强地主想巧取豪夺、盘剥百姓、揩油皇帝，唯一的手段就是“土地兼并”。

土地是不“长腿”的，它跑不了。兼并的越多，事搞得越大。当吃相太过难时，惹怒了天下，皇帝派人一查，一目了然。皇帝只要把不法地主解决掉，把多占的土地分下去，百姓怨气立刻消解。

徐阶就是最好的例子。巴不得整个松江的土地都是他家的，那又如何？海瑞让他交出多占的土地，还不是乖乖照办。

“一条鞭法”实施后，把银子炒成了硬通货，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银子真的会“长腿”，找个深山老林挖个地窖一藏，皇帝上哪找去。

“一条鞭法”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最后的结果是，穷死了百姓和皇帝，吃肥了大地主群体。

PS：站在封建皇帝、官僚地主、富商巨贾立场来看，“大明首辅”四个字毫无争议。“一条鞭法”让皇帝成了最大的短期受益者。长久来看，大地主大富商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站在自耕农立场来说，是“续命”，还是“索命”，还真不宜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