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轻松的话题——轰动嘉靖一朝的“李福达案”。
事件之所以轰动，并不是事件本身轰动，而是经过人为层层升级后，由一件小事升级成了一起帝国顶级权斗。
嘉靖五年。太原府徐沟县有位小民，叫薛良。向县衙报案，声称太原卫指挥使张寅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张寅”是他的假名，真身是白莲教代州分舵舵主“李福达”。县衙听说此事，大为震惊。这位李福达可不是等闲之辈。正德年间，伙同王良、李钺在山西代州一带组织白莲教，利用江湖术骗术聚众敛财，被官府一窝端掉，李福达发配甘肃山丹卫充军。
充军期间，李福达趁守卫不注意，成功“越狱”，改名“李午”继续重操旧业。不久，李福达再次被人告发抓回了山丹卫。抓回去后，李福达第二次“越狱”成功，官府追查至陕西洛川，线索中断。李福达自此不知所踪。
根据告发者薛良描述，李福达最后一次“越狱”，先去了一趟洛川，再辗转来到了太原府。此后，化名“张寅”，用早年敛到的巨额财产，捐了一个太原卫指挥使的官职。
这种朝廷关注的要案，区区地方县衙没有办案的实力。况且，此案已经超过二十年，地点覆盖山西、陕西、甘肃三省。于是，案子移交给了上级——山西按察使李钰。
被告张寅（李福达）不易查，但查一查原告薛良，还是比较容易。
县衙调查发现，薛良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赌徒，早年因与人私通，闹出人命，挨了一百板子，发配同戈驿服役三年。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是，原告薛良欠了张寅不少钱财。
当问及薛良是从哪获知的这些线索时，薛良声称是道听途说。为了他这条道听途说的线索。太原府和徐沟县衙来来回回查了一年，往返三省跑断了腿，也没有查到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见案子没有进展。薛良继续爆了一个猛料。张寅（李福达）正伙同女婿“晋王府管事”魏庆密谋推翻晋王，自己来当王爷。
山西按察使李钰一听，他喵的越说越离谱。直接将案子定性成“刁民诬告债主”。然后，结了案。
如果案子到此打住，按理说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然而。一个言官的出现，把一件小事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张寅和武定侯郭勋私交甚好。张寅关押期间，儿子跑到京师武定侯府求助于郭勋。希望郭勋跟山西方面打声招呼，照顾一下老爷，少受点皮肉之苦。
于是，郭勋写信给山西，要善待嫌疑人，不要滥用大刑。
山西按察使李钰收到郭勋的书信，见信中没有过分的要求，并没有当回事儿，直接把郭勋的请托信递给了下属保管。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山西御史马录开始了脑补，猜测当中必有不可告人的请托。想到朱元璋曾定下祖制，言官有“风闻言事”的权力。于是，马录脑门一热，写了一封“勋贵包庇要犯”的奏折递到了内阁。
马录的奏折让朝中的言官们迅速沸腾起来。
言官们立刻团结起来，对郭勋展开了口诛笔伐，对马录秉笔直言极力褒扬。郭勋一下陷入了众矢之的，由帮人请托一下升级成了知情不报、私交要犯、蓄意谋反。
郭旭知道言官的厉害，一路小跑向嘉靖求助。表面上，嘉靖没有表现出任何态度，只是下旨让山西巡抚江潮会同山西“三司”重新审理。
为什么偏偏是“郭勋”，而不是其他人。嘉靖隐约意识到，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郭勋是嘉靖的铁杆心腹。大礼议事件中，郭勋是极少数支持嘉靖的勋贵大臣，不但言语上支持，还亲自带兵镇压过“左顺门哭谏事件”。嘉靖盘算着，会不会是有人不敢跟自己正面叫板，想拿身边的近臣开刀。
江潮接到御批后，经过半年努力，找到了三位人证。
一位是李景全，李福达当年的“狱友”。一位是韩良相，李福达侄子的狐朋狗友，曾从李福达侄子那里听说“李福达便是现在的张寅”。一位是石文举，与李福达有过一面之缘。
虽然三位人证一致指正张寅便是李福达。但其他信息一概对不上号。李福达和张寅年龄出入很大，老婆不是同一个人，张寅从未去过甘肃和陕西。
按理说，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形成不了证据闭环，案子无法结案。但山西巡抚硬是只用人证，判定李福达、李午、张寅系同一个人，建议凌迟处死。郭勋只是交友不慎，不存在包庇、谋反的嫌疑。
嘉靖一看调查结果，感觉还算满意，只要不牵扯自己的心腹，死一个不知真假的“张寅”倒也无所谓。
山西道御史高世魁、给事中刘琦、程辂等大礼议反对派纠结在一起，联合向嘉靖施压，非要给郭勋定一个“谋逆”的死罪。
到这，嘉靖基本印证了此前的猜测。他甚至怀疑这桩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人为做的一个局，目的是剪除朝中支持自己的近臣。
于是，嘉靖下旨启动最高规格的会审。让山西巡抚把所有人证物证送到京师，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和锦衣卫镇抚司共同会审，会审人员扩大到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詹事、翰林学士、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苑马寺卿、尚宝司卿（小九卿），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五府）以及全体科道官。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大明王朝开国以来，最高规格的会审在午门正式开始。
刑部尚书颜颐寿是主审，经过五轮会审后，最终作出裁定，张寅是李福达证据不足，但张寅平时喜欢发牢骚，有蛊惑他人的嫌疑，判处流放。
张寅保住了一条命，郭勋摆脱了谋反的嫌疑。结果应该接近完美了。
然而。让
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轮到嘉靖掀桌子了。既然告发张寅和郭勋罪状不属实，防止日后落人口舌，那得审一审有没有密谋陷害他二人。于是，第六轮会审启动了。与前五轮不同。这一回，最初挑事的山西言官马录当堂认怂，意识到自己创下了滔天大祸，趴在地上弹劾自己失职。
马录一怂。三位证人全撂了。证人石文举改口称，自己压根不认识张寅和李福达，是受到山西巡抚指使。韩良相和李景全承认了自己受山西布政司指使作伪证。
最后，剧情反转。一件“刁民诬告债主”的小案，成了一桩集体密谋构陷当朝重臣的大案。四十位要员一齐落马。
1.马录诽谤他人，流放广西南丹卫。
2.李璋（山西布政使）、李珏（按察御史）、章纶（佥事）、马豸（都指挥）、徐文华（大理少卿）终身戍边。
3.刘琦（给事中）、张逵（给事中）、常泰（给事中）、卢琼（御史）、程启充（御史）、刘仕（刑部郎中）、胡伟（知州）革职充军。
4.聂贤（左都御史）、王科（给事中）、郑一鹏（给事中）、沈汉（给事中）、程辂（给事中）、高世魁（御史）、任淳（御史）、姚鸣凤（御史）、司马相（郎中）、杜鸾（评事）削职为民。
5.颜颐寿（刑部尚书）、刘玉（侍郎）、王启（侍郎）、江潮（山西巡抚）、刘文庄（副都御史）、汤沐（大理卿）、汪渊（大理寺丞）、汪元锡（太仆卿）、余才（光禄少卿）、闵楷（工部侍郎）、张仲贤（都御史）、张润（佥都御史）、张英（御史）、潘杜（御史）、戚雄（御史）、毛伯温（御史）撤职回家待用。
案子总算了了，但名单有一处极其诡异的地方。清一色是大礼议事件的反对者和左顺门“哭谏”参与者。
至于“张寅是不是李福达”，或许除了他俩，没人知道，其实也没有人愿意知道。
当马录的奏折把事件推向庙堂那一刻，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