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波兰是个弱国，自建国以来，波兰就经常受到入侵，当时，只是靠世界平衡的力量勉强独立。

眼下，面对德军的强大攻势，波兰基本没有还手之力，一个月不到，波兰宣告亡国。

此刻的东方，日本虽不及德国凶悍，却也依仗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占领了中国的广大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在地球的东、西两端，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极端猖獗，到处都在上演着背信弃义、掠地屠城的悲剧。

作为波兰的盟国，英、法两国除了对德宣战已再无选择。但是，这种宣战实为被迫之举，行动上，他们对波兰的灭亡束手无策。

在德、法边境，坚固的马其诺防线战壕与阵地上，身材臃肿的英、法士兵一面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一面抽着雪茄、品着红酒，憧憬着与女人约会的美妙时刻，千里之外的亡国惨剧又与他们何干？

而大洋彼岸的北美大地，美国刚从经济危机的打击中透过气来，凯恩斯主义正让他们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富足。

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正在试镜，大大小小的军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着各类军火，只要有足够的金钱赚，美国的军火商就会竭诚为他们提供服务。

这一年，苏联虽刚经历了大清洗的劫难，但在远东，强悍的苏联红军在诺门坎痛击日军，几乎将日军的一个精锐师团歼灭殆尽。

然后挥师西进，趁火打劫同德国一道瓜分了波兰，“二战”的爆发只是人类挑战文明极限的开始，正义还远未到来。

在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4万万炎黄子孙仍在坚持，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沉沉暗夜何时会迎来曙光。

而此刻，日本政府认为英美法诸国将更无力顾及中国，正是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好时机。首相阿部于9月4日发表声明，宣称：

“帝国不介入欧战，一意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为了加速对华侵略的步伐，统一在华的政略、战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

撤销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帅全部在华陆军部队。

9月12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总司令官由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担任，参谋长由前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担任。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9月23日，日本正式发布了中国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命令，华北方面军、驻武汉的第11军、驻京沪的第13军、驻广州的第21军统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指挥。

大本营授予中国派遣军的基本方针是：

“应尽力摧毁敌继续作战之企图，并迅速根据形势变化增强对第三国之战备。”

同时，依据此方针，制订了7项具体任务：

一、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域之安定，尤应首先恢复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各地域，以及上海、南京域之治安。

二、确保自岳州起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敌之抗战企图。其作战地域大致应为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

三、占据广州附近、汕头附近以及海南岛北部要域，切断敌之南方补给路线，广州附近之作战域大致应为惠州、从化、清远、北江以及自三水起至西江下游之间。

四、超越上述各项地域作战，须待另行命令。

五、应适时实施航空进攻作战，压制、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并防止敌空军之再建。

六、上述各项作战，关于在海岸、水域之作战以及航空进攻作战应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密切协作。

七、为了促进抗日势力之衰亡，应加强有效的谋略压力。

上述各项任务从1939年10月1日零时开始执行。

名义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统辖关东军以外的全部驻华日军，然而，日军大本营的命令还规定，华北方面军、第21军只在作战和政务大纲方面归派遣军总司令掌握，其他方面有自主权，第13军主要负责京沪地区的治安。

所以，日本中国派遣军中，只有驻武汉的第11军是纯粹以消灭中国抗日有生力量为主要任务的野战部队。

这也预示着，未来正面战场的战斗将主要集中在武汉附近地区，第11军将成为中国军队的劲敌。

在变更指挥系统的同时，日军对其在华部队的编制也作了调整，除武汉及华南地区外，逐步以主要用于警备的新制师团(由3个步兵联队和骑兵、炮兵、工兵、重兵各1个联队组成)和独立混成旅团取代主要用于野战的旧制师团(由两旅团四联队组成)。旧制师团调回国休整，以为将来的南进或北进作战之用。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建立，表明日军想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加速“中国事变”的解决，但是，其总体战略仍以占领武汉、广州后确定的“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方针。

在军事上，以确保占领地的安全为主，同时，相机消灭中国主力部队。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成立，中国方面曾“一时为之震动”。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建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便是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初的时候，随着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二号政治人物汪精卫的到来，日本人着实欢喜了好一阵子。

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汪精卫不过是个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他的到来，并未引起国内各地方派系和政治势力的倒戈浪潮。

相反，反对汪汪精卫投降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不少日本人这才发现，投日的汪精卫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鸡肋。而作为侵华日军的核心将领，驻扎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此表示出了强烈不满。

以他对中国的了解和他多年的经验，冈村深知，中国的事情向来是掌握军队的人说了算的。他认为，东京内阁和军部对汪精卫寄予过高的希望，无疑会更加刺激蒋介石，增强其抵抗意志，使早日结束“中国事变”变得更加艰难。

很久以来，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战力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仍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要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致命打击，中日战争才有结束的机会。

但以日军现有的军力，仅靠他的11军，太难了！

同日军大多数将领不同，冈村宁次并非一介武夫。他之所以能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并驾齐驱，成为昭和军阀的始作俑者，除了他本身的军事才华外，原因还在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战略眼光和冷静的头脑。

冈村宁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中日开战伊始，冈村宁次就同石原莞尔一样，对弹丸小国日本能否征服庞大的中国持悲观态度，曾多次表态，支持不扩大中国战事的观点。

可是，一旦他无力改变形势，也会坚决按大本营的计划行事，在战场上体现出果敢、凶悍的一面。时刻按照一个军人的标准履行自己的使命，虽然冈村宁次对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前途，充满焦虑。

眼下的局势，虽然令人沮丧，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与其勉强求和而不得不示人弱点，倒不如穷追猛打，直至对方屈服。

此外，诱降中国的杂牌军，削去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羽翼，也许是摧毁蒋介石抵抗意志的一条捷径。

就这样，1939年的整个夏天，冈村宁次窝在武汉，网罗了一批自诩“中国通”的参谋人员，搞出了一份《吕集团谋略计划》（第11军的代号为“吕”），阴谋诱降与之对阵的中国军队第五、第九两战区的杂牌部队。

在计划中，冈村宁次对各部郑重其事地做了任务区分：

（一）军参谋部除负责谋略工作的领导之外，应直接分担一部分工作。汉口、九江宪兵队要辅助军参谋部进行谋略工作。

（二）师团（混成第14旅团在内）对其作战地区内的敌正规军（中央军、中央旁系军、地方军）可进行怀柔工作。另外，对非正规军（赤匪、土匪、游击队）加强劝降工作。

第3师团担任对刘汝明军、第13师团担任对张自忠及冯治安军、第6师团担任对杨森军、第33师团担任对王陵基军的策反工作。

第34师团及九江特务机关对廖磊军（军部除外）的各师进行工作，协助和知机关对廖磊军部进行工作。

第101师团担任对熊式辉的谋略工作，第106师团担任对云南（第60、第58、新第3各军）进行怀柔工作，不得已时，也可促使敌士兵逃亡、投降。

各师团对军参谋部、和知机关、汉口特务部（九江特务机关）进行的谋略，给予积极支援与协助。

（三）和知机关担任对敌第五战区的广西军，必要时，可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师团根据情况，可对广西军进行工作。有眉目时，可迅速交给和知机关。

（四）军特务部担任对第五战区的四川军的谋略工作，为此应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

以陈中孚为主任的收拢杂牌军工作由军特务部担任指导。中央直接领导的谋略工作，实施前须将计划（企图）向军司令官报告。

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外希望能有所收获。冈村宁次在这一点上，倒是与东京军部步调一致。

事实上，一年前的6月17日，日本陆军省曾向侵华日军下达过分化瓦解中国政权的具体指示：

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第一流人物，酿成建立强有力政权的趋势（“鸟工作”）。

（1）加强临时政权、维新政权及其他蒋政权的合并（“鸠工作”）。

（2）在蒋政权内部及民众中，掀起反蒋运动（“鹰工作”）。

（3）离间蒋政权的将领及政客（“鹭工作”）。

（4）酿成在蒋政权内部反攻和平的空气（“鹫工作”）。

（5）酿成建立西南政权的趋势（“鸢工作”）。

以上工作，主要由华中派遣军及华北方面军负责，但关于利用唐、吴等要人，以及纠合这些人加强新政权上层机构的决定等，由日本中央直辖机关负责，华中、华北日军应给予援助。

除了这些以“猛禽”命名的阴谋，日军还同时展开了对中国杂牌军进行诱降的“兽工作”：

宋哲元军，命名“狐工作”；

旧韩复榘军，为“栗鼠工作”；

旧东北军，为“狗工作”；

阎锡山军，为“狸工作”；

石友三军，为“猫工作”；

刘建绪军，为“鹿工作”；

徐源泉军，为“牛工作”；

其他不太重要的杂牌部队，统一命名为“兔工作”。

此外，日军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十分看重。他们认为，中国所有的地方部队中，唯有桂军具有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为显示对桂系的重视，日本陆军省特地将对桂系的诱降工作命名为“山工作”。

一切就绪，日本军部特地将素有“东方劳伦斯”之称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中将召回东京，面授机宜，让他全面负责对华的政治谋略工作。

土肥原贤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自此，土肥原卸去第14师团师团长的职务，再次专心开始了他的特务营生。

然而，时过境迁，中国抗战已深入人心。同以往的频频得手不同，土肥原贤二的特务生涯在1938年以后却遭到了沉重打击。

徐世昌、曹锟、吴佩孚、靳云鹏、袁克定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北洋军阀头面人物，为保晚节，竟无一人被策反落水；而在军队的策反方面，也只有反复无常的石友三表示出了兴趣。

日本军部的失败，冈村宁次不可能不知道，可如今，他却越俎代庖，干起了只有土肥原贤二那样的阴谋家擅长的特务勾当。

说起来，这也是冈村无奈的选择，同时寄希望于形势的变化会给他带来机会。

但他等来的是更大的失望。几个月过去了，中国军队方面竟无人响应，对华谋略毫无进展。冈村宁次内心苦涩，充满挫败感，更是感觉到了今日中国的深刻变化。

征服，看来还是得回到战场上去。

1939年9月，冈村宁次制订了旨在消灭中国第9战区主力部队的作战计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后立即将其定为“湘赣作战”计划并付诸实施。

这次军事进攻的目的有诸多方面：

在政治上，为汪精卫叛国集团撑腰打气，在华中地区“树立(汪伪)中央政权的气势”，以促进亲日伪政权的尽早建立；

在经济上，湖南物产丰富，素有“湖南稔，天下足”谚语，是战时中方粮食、物资和兵员供应地，日军占领此地区，既可扩大经济掠夺，又可威胁中国军队补给线。

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重要党政军机关及工厂的西迁，大多是经长沙而完成的，不少军政机关还曾在长沙办公。

武汉、广州失陷后，长沙成为正面战场上与敌军对峙的最重要城市，屏蔽西南诸省的门户，战略地位益显突出。

为防守长沙及周围地区，中方派驻了大量部队，由第九战区负责防务，此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改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军政事务由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负责。

该战区下辖52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兵力之多，居当时中国各战区之首，当时，第9战区宣称将发动“九月攻势”，日军欲先发制人，争取战场主动权。

9月1日，日军作战计划以“吕集作命第343号”下达给参战各师团，命令称“为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汉及修水周围地区”。

由此可见，日军是以打击中国主力军而不是占领长沙为主要目的。

为便于作战，冈村宁次于9月13日将第11军指挥所从武汉迁往咸宁。第6、第33、第103、第106等4个师团的全部及其他部队约10万人也集结完毕，准备在海空军配合下发动进攻。

日军依预定作战区域将会战定名为“湘赣会战”，中方则称之为“长沙会战”，亦称湘北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