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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晶

摘要：中国民族学是发轫于西方的近代新兴学科，其创立及发展与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相生相伴。本研究首先简略梳理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百年译介和传播脉络，继而考察分析了翻译学界和民族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翻译学界以译史研究和译家研究为主，民族学界研究成果集中于书目汇编和学科史中的译事记载。在文献梳理与分析基础上，反思了现有研究成果在成果质量、研究范围、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局限，并从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学术环境、学术担当等维度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翻译研究；学科翻译史；民族学著作

0. 引言

近代以来，西方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对中国赓续绵延数千年的传统知识体系造成了‘覆盖式’的冲击，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知识体系的重构”(翟锦程 2022：145)。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学科向现代转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借鉴、移植西方学科的结果”(周棉、赵惠霞 2014：211)。许多中国传统学科，如文学、历史学、天文学等，在翻译的冲击下演变并转化为现代学科。而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缺乏或空白的学科门类，譬如生物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通过西学翻译的媒介从西方近代学科中借鉴或直接移植过来，在中国创立，成为近代新兴学科(王晶 2023b：25)。

“如果没有翻译，许多学科根本就不存在，遑论建设和发展了”(杨枫 2023：2)，中国民族学①就是这样一门发轫于西方，发展路径较大程度有赖于翻译的近代新兴学科。20世纪初，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1928年民族学作为独立学科在中国创立(王建民 1997：122)，现已发展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领域之一(王延中 2021：152)。域外民族学著作汉译史迄今已逾百年，中国民族学自诞生之初就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首先简略梳理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百年译介与传播②脉络，继而述评其研究现状，进而反思现有研究局限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1. 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与传播脉络概述

林纾与魏易据德国民族学家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t)著作Volkerkunde③的英译本转译而成的《民种学》(1903)通常被视为第一部进入中国的民族学专著(王建民 1997：73-74)，开启了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史。此后的百余年间，域外民族学论著陆续译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民族学萌芽、创立和本土化发展。中国民族学百年发展历程道路坎坷，几度兴衰，翻译始终与中国民族学相生相伴，随历史语境变化和学科发展升腾跌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民族学主要向西方民族学诸学派学习，通过翻译引进西方民族学理论思想，并依托于西方民族学界的各种理论学派，建立起独立学科并有了初步的本土化发展。据统计，1903~1949年间共有120部民族学汉译著作出版(王晶2023a)。学科创立前，翻译带来了学科概念的传播，奠定了学科创立的思想基础。1928年中国民族学创立后，翻译在整体上承担了迁移学科制度的任务。大量译介西方民族学各学派著作成为学科建立之后的基础工作，也是学科发展初期处于理论选择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这些译介为进一步明确学术研究中的规范和概念、掌握研究方法、丰富研究理论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学科初步建成后，翻译为其本土化探索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许多学者在接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之后，试图将西方民族学理论应用于中国，开始了民族学中国化的探索。通过翻译迁移国外民族学思想理论，是民族学中国化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译介西方民族学各学派理论与方法，成为中国各学派理论和观点的奠基石。总体而言，翻译在中国民族学创立和发展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没有翻译这个媒介，民族学或难以在中国立足(王晶、马士奎 20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等诞生于西方的近代新兴学科在社会主义政权下面临着重新定位的严峻考验，民族学翻译也进入了新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经过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与西方学科完全切断了联系，并彻底抛弃了此前从西方学来的各学派理论，完全倒向苏维埃民族学派。翻译活动跟随学科一起转向，翻译选材由西方民族学转为苏联民族学。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1954年创办的《民族问题译丛》成为这一时期苏联民族学汉译文章发表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对苏联民族学论著的集中汉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确立，并长远地影响了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李如东 2023)。1966年之后，中国民族学教学和研究活动完全停止，相关翻译活动也彻底停滞。1972年中美建交打破政治层面的坚冰后，民族学翻译活动稍稍恢复，吴文藻、费孝通等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一些学术中坚被委派翻译了一批有关边疆地区历史、民族等方面的英文资料(杨圣敏、胡鸿保 2012：4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迎来了学科的新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学教学、研究机构相继恢复、重建，也逐渐恢复了与西方民族学界的交流。这一时期，苏维埃学派对中国的影响力减弱，西方民族学理论又成为中国民族学恢复和重建过程中主要的借鉴对象。学科恢复初期，通论类和教科书类民族学著作成为译介重点。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世界文化丛书”和“比较文化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现代文化丛书”、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等，均收录了一批西方民族学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邀请杨堃、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等著名民族学家组成顾问委员会，组织编译了“文化人类学名著译丛”。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翻译原本大多选取西方民族学现代经典或近年海外影响重大的专著，全国各地出版机构的译著丛书选题常涉及民族学，民族学汉译著作大量涌现，形成一波高潮。总体说来，改革开放至今四十余年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继20世纪初开始的大量译介西方民族学著作的热潮之后，再次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西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民族学通过集中介绍、翻译和评介西方民族学的经典理论和著作，补上特殊历史时期所落下的功课，学科重获新生。大量引介的国外民族学经典著作及最新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国内民族学界的研究视野，更新了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促进了学科稳步、繁荣发展，中国民族学进入“百年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上：43)。

回顾20世纪初至今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历程，我们可清晰地看到翻译在中国民族学发展历程中的作为和贡献。1949年之前，翻译传播学科概念、迁移学科制度，催生了中国民族学的创立并促进其早期本土化发展。1949年之后，中国民族学改为追随苏联民族学，通过翻译熟悉、学习苏维埃学派，并将自身转变为苏维埃学派。1978年之后，通过翻译“补课”，更加整体而系统地介绍西方民族学理论方法，跟踪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实现学科重建，各分支学科基本建立。进入21世纪，中国民族学迎来繁荣发展，在学术研究上形成本土特色，民族学中国学派正在形成。可以说，中国民族学从萌芽、创立、本土化发展，到转向、重建，再到新时代繁荣发展都立于翻译工作的基础之上。

2. 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述评

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属于翻译学和民族学的交叉领域，本文从这两个学科视角述评相关研究成果。

2.1 翻译学界相关研究

文学翻译史研究长期占据了我国译史书写与研究的中心地位，形成了翻译史研究“文学独大、偏废科学”(屈文生 2018：832)的局面。近年来，应用翻译史研究兴起，这一局面逐渐得以纠正。

民族学著作汉译直至21世纪才逐步进入翻译研究者视野，翻译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为译史研究和译家研究。最早的民族学著作汉译史研究出现于21世纪前十年，以全景概貌式译史梳理的形式，呈现于翻译史著作的部分章节。《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部分·第一卷》对2006年之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翻译史进行了概述，其中专设“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著作”(马祖毅等 2006：539-554)一章，以近20页篇幅简要描述了20世纪初至80年代民族学著作汉译情况，以年代和流派为主线梳理了翻译史实、重要译著、原作者及译者、翻译影响等。这一研究在史料整理方面有条有理，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由于全书需要论述的面过于宽泛，基本流于泛泛叙述。

较为深入的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集中出现于2023年。通过梳理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学著作汉译脉络，这一时期民族学著作汉译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建构的影响得以明晰(王晶、马士奎 2023)，译介活动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得以确定(邵星宇、周华北 2023)。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对苏联民族研究著述较为集中的翻译也受到关注，这些翻译著述对中国民族学和民族研究产生了制度性转换的影响(李如东 2023)。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民族学著作汉译史研究(1903~1949)》(王晶 2023a)以知识翻译学为理论框架，深入20世纪上半叶国内社会大背景来描写、分析和阐释这一时期的民族学著作汉译活动，分析翻译策略及特点，探究翻译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并考察翻译对中国民族学创立及早期发展的影响。除译史梳理外，上述研究对翻译活动的社会价值及其对民族学的影响和贡献做了细致的考察。

民族学翻译家研究出现于近十年，一些民族学家承担了大量的民族学著作汉译工作，他们的专业声誉遮蔽了其翻译成就，以致在过去的翻译史中大多难寻踪影。有学者开始关注到部分民族学家的翻译成就，基于其翻译实践、翻译特点和翻译思想等展开研究。费孝通是中国民族学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杰出的社会科学翻译家，其翻译实践具有注重原本权威性、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相辅相成、注重副文本手段的运用等特点(马士奎、徐丽莎 2017；邵飞 2020)。潘光旦一生著译颇丰，其立足本土、经世致用、会通中西、联结古今的学术理念对当今中国学术翻译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赵巩翠、马士奎 2022)。民族学家黄文山还是一位社会科学的卓越译者，他提出的“感、化、创”翻译三原则和“整合”的翻译理念，丰富了我国传统译论(范梦栩 2020)。《中国翻译家研究》(方梦之、庄智象 2017)收录了在民族学著作汉译方面做出贡献的译者吕叔湘和费孝通，述评其生平、翻译活动、翻译思想、译著及其影响等，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较好的启发和示范。

由以上研究可知：翻译学界对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关注较晚，前期少量研究成果或是浮于全景的泛泛而谈，或是聚焦译者的零星研究。2023年多项成果的出现打破了翻译学界在此方面的长期沉寂，并推动了相关译史研究由侧重史实钩沉转向解释型翻译史发展，有博士论文开始专注此领域，深入评介民族学著作汉译史。然而，翻译学界关注这一领域的学术群体较小，所涉学者与机构较为单一，研究者多与中央民族大学相关。相较于这一领域丰富的翻译史料，研究成果数量难以匹配，且现有研究时间范围局限于1949年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来的译介高潮尚无人问津。

2.2 民族学界相关研究

翻译是中国民族学史研究中无法逾越的问题，因此民族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主要成果形式为民族学汉译著作书目汇编和学科史论著中的译事记载。

最早囊括民族学译著的书目汇编是20世纪40年代整理编撰的三部书目：《近代我国民族学译著目录》(1940)、《抗战以来我国民族学选目》(1944)和《战时我国民族学选目下编》(1948)。三部书目收录了1902~1945年间出版的民族学著作和译作，既包含单行本，又包括期刊文章。收录的作品覆盖广泛，除狭义的民族学著作，还包括民族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民族学姊妹学科的论著。此三部书目由中国民族学早期发展最为重要的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收录出版，其撰稿人大多为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可见学科专家对于书目专业性的认可。书目收录全面，提供的史实记载也较为准确，为梳理1945年前出版的民族学汉译著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一些侧重于某个特定时期或国别的书目中也包含民族学汉译著作。《民国时期总书目·社会科学分册》(1995)社会学书籍分类下“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两个类别中收录有民国时期出版的部分民族学译著。但该书目分类与民族学专业学者认知尚有差异，书目收录有诸多不合理之处。早期介绍民族学思想过程中，很多西方民族学著作由日语转译而来。谭汝谦主编、实藤惠秀监修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1980)收录了1883~1978年间中译日文书约六千种，在社会科学类译书部分可筛选出民族学类译著。这些出版资料为全面梳耙民族学汉译著作提供了一定帮助，可相互参照、补充、修正。

目前尚未见专论翻译的中国民族学史论著，相关译事记载散见于学科史论著各部分。最早论及民族学著作汉译的学科史文章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民族学发达史略》大致记载了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程，不但厘定了西方民族学著作汉译的起点，“出版最早者为一九○二年④林纾与魏易合译之民种学”，还列举了多部1927~1931年间出版的民族学译著：“外国人所著关于民族科学权威的著作，亦相继由国人译述，终现于国内书坊间”(徐益棠 1941：6)。《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徐益棠 1942)是早期涉及民族学著作汉译研究的重要文献，该文不但列举出1906年前后出版的来华西人所著中国边疆研究著作汉译本，还考辨了民族学在西方各国不同的学科名称，如英美称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而法德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以民族学指代文化的或社会的人类学，以及学科译名在中国流变的历程。可见在中国民族学创立初期，民族学家就已关注到翻译书目及译名问题，也侧面印证了翻译对于中国民族学创立的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学的重建，一批学科史研究成果涌现。较多涉及民族学著作在中国译介与传播的代表性论文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陈永龄、王晓义 1981)、《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秋浦 1984)、《旧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流派》(龙平平 1988)等。这些论文的共通之处是对一直伴随着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民族学著作汉译做了简略梳理，探讨了西方主要民族学流派及其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肯定了翻译对于中国民族学，尤其在其创立和早期发展的贡献，但多是简略地铺陈翻译史实。

进入21世纪，中国民族学已从译介、借鉴西方理论以恢复学科发展转向更为注重解决本土问题，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史论文也相应转向，很多关涉翻译的文章都呈现出从理论借鉴到知识建构的主题，如《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杨圣敏 2009)、《民国时期民族研究学科的发展、路径与趋向》(段金生 2021)、《中国民族研究的重大转变：从借用国外理论到建构中国学派》(张继焦、吴玥 2021)等。这些学科史论文中关涉翻译的部分不再限于史实铺陈，而有了更多对理论借鉴的反思，并提出从借用国外理论到建构中国学派的举措，学科关注重点从倚赖翻译国外民族学论著来实现发展，转向通过外译中国民族学著作以增强学科国际影响力。这些研究趋向表明，未来中国民族学著作外译的潜力巨大，相应的外译研究也有较大发展空间。

除论文外，代表性学科史专著中的译事记载也为民族学著作汉译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位民族学权威专家撰写的学科史专著陆续出版(王建民 1997；王建民等 1998；宋蜀华、满都尔图 2004；杨圣敏、胡鸿保 2012；王延中 2021)，以时间为脉络梳理了中国民族学不同阶段的学科发展史，穿插了其间的翻译情况，对于厘清学科翻译脉络大有帮助，其译事记载虽然分散，但史料丰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从翻译学视角来看，缺乏对译史的深入探讨，依然停留于翻译史实铺陈层面。

除以上较为宏观或中观的书目汇编和学科史研究外，民族学界关涉翻译的少量微观研究集中于学科名称和几个学科关键术语的译名研究。民族学(Ethnology)学科译名自传入中国以来历经“民种学”“人种学”“人种志”“种族学”等译法，至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民族学译名在业内被固定下来(徐益棠 1942：51；施正一 1992：827)，但在文史哲等其他学界，译为人种学、人种志仍不时有之，林耀华于60年代，杨堃于80年代都做过指正(潘蛟 2009：3)。“民族”(林耀华 1963)、“族群”(潘蛟 2003)和“民族志”(徐义强 2018)等学科术语的译名演变也多被讨论，潘蛟认为“我国的民族理论争辩史几乎是一部有关民族译名的讨论史”“问题并不仅仅在概念及翻译本身，而且还在于概念和译名相连带的权力关系构建”(潘蛟 2003：60)。这一观点从权利话语视角看待译名翻译问题，有较强解释力。

国外对中国民族学发展史有少量研究，其中涉及翻译的问题主要是对翻译现象的概貌性描述和对学科术语译名的探讨。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ory E. Guldin)以个人亲身经历视角，叙述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其间涉及早期民族学著作汉译情况(Guldin 1994)。美国人类学家Stevan Harrell指出民族学术语在英语和汉语之间翻译混乱的问题，并通过考察专门术语的历史与含意，对术语的汉英翻译策略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强调翻译之前首先应了解原术语的具体含义(郝瑞 2001)。国外相关研究在观察视角和史料方面对国内研究有一定补充。

综合上述民族学界研究成果可知：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出现了有关民族学著作汉译的记载；书目汇编和学科史中的译事记载为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廓清了大致轮廓，提供了诸多资料和线索。但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解构的方式将翻译作为其学科的附庸，关涉翻译的论述几乎都杂糅于其学科史论述中，需要专门耙梳。微观研究仅见译名讨论。总体来说，民族学界研究缺乏译学视角关照，对翻译现象以量的平面铺展为主，缺乏质的深入揭示。

民族学界研究成果相对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新中国成立前，二是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与民族学在中国的命运沉浮有关。近年来，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民族学界愈加重视研究自身历史以及中外文明互鉴，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不难预测，缘于学科与翻译的密切联系，学科史对于翻译的研究和认识也会不断深化、拓展。

3. 反思与展望

3.1 现状反思

翻译学界和民族学界上述研究成果为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期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现有研究成果尚不充分。在数量上，现有成果难以匹配丰富的民族学著作汉译史料，仍有大量翻译史实和优秀的民族学译家有待挖掘。在质量上，多数研究属资料整理与汇编性质，重资料整理和事实陈述，轻论证分析和观点阐述，更缺乏翻译学观照意识。学科史中的译事记载往往只有量的平面铺展，没有质的深入揭示。微观的译家研究较为零星，缺乏系统性；译名研究仅限于少数几个学科术语。

第二，研究对象范围有待拓展。现有成果几乎都是断代研究，且大多集中于1949年之前的翻译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学著作汉译，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译介研究几乎还处于荒原状态。研究所考察的译作出版地仅限于中国大陆，未关注港澳台地区；中国民族学外译研究稀少，仅有偶见的1~2篇。

第三，研究视角有待深化。民族学界对翻译的论述仅停留于史实铺陈层面，除此之外，多忽视翻译问题，更未出现专门关注翻译的研究视角；翻译学界仅有少量研究介入翻译与学科发展研究视角。更深入的研究视角，如翻译对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贡献和影响研究，尚有待开拓。

此外，由于文献查找困难等原因，很多早期研究多有信息遗漏或不准确等问题。一些翻译史实，如译作名、出版年份，甚至是译著性质描述等不乏纰误之处，亟待校勘。

3.2 研究展望

未来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挖掘拓展：

第一，在宏观研究层面，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与传播通史有待建构。首先，1949年之后的翻译活动有待深入阐释，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民族学的集中汉译和改革开放后的译介高潮，都对学科有深远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赜。再者，研究对象可扩至港澳台地区，更加全面地考察学科联动与翻译活动。最后，民族学著作汉译史研究与中国民族学著作外译史研究应并行发展，尽管中国民族学外译活动起步晚规模小，但其加强中国民族学国际影响力的作用不容小觑，也应予以关注、研究。

第二，在微观研究层面，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与传播这座富矿中还有很多典型且重要的译家、译作，以及专题史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诸如民族学著作汉译开拓者林纾译介《民种学》的译事考据、学科重要译者如李安宅、林惠祥等的翻译贡献、学科重要术语译名流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文献的译介与传播等，皆是值得深入挖掘的个案。

第三，在当前学术环境下，应增强理论意识，抓住发展机遇。学科翻译史研究逐渐兴起，为民族学著作汉译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学术环境；知识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又为学科翻译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根基与指导。“科学翻译史由一门又一门的具体学科翻译史构成”(方梦之等 2018：72)。“从翻译的视角来看待其他学科知识的发展，挖掘应用翻译在中国近代知识话语形成中的作为和贡献”(傅敬民、袁丽梅 2022：100)，是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发展机遇之一。“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学科生成与发展的关系，理应成为我国学界当下积极思考的议题之一”(傅敬民、孙晓蓉 2024：16)。科学史和翻译史之间的积极互动，“不仅能够推进翻译领域的发展，而且能够促进科学的发展、文明的交流互鉴和传承以及科学思想的变迁”(张必胜 2023：101)。近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知识翻译学明确将学科翻译史列为六大理论体系结构之一，并强调“学科翻译史的研究迫在眉睫”(杨枫 2023：1-2)。国际上，诸如11~19世纪制图学、卫生和医学、材料建筑及天文学等领域通过翻译实现的世界知识交流得以考察(Manning & Owen 2018)。国内法学(屈文生等 2024)、地理学(贺爱军等 2024)、数学(张必胜 2021)、林学(刘玉芹 2023)等领域已出现高质量学科翻译史研究成果。在知识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中国民族学学科翻译史研究势必进入更多研究者视野，研究力量增强，更多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最后，译史研究者应增强跨学科意识，主动承担书写中国民族学学科翻译史重任。学科史研究者擅于把握历史肌理，将翻译史带入更具深度的历史场域，视翻译或翻译史为科学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论而非研究对象本身，通过历史上的译者、译著或翻译事件来探索翻译对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影响，但囿于外语语种与语言能力限制，且对翻译研究不够熟悉，难以展开原文与译文文本层面的对比分析。翻译学领域的治史目的和学术背景决定了译学学者较善于从微观的“内部史”视角出发来编撰译家研究等论著，他们普遍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但缺乏学科理论和学科史方面的知识积累，因而其笔下的翻译史研究往往长于对译者生平、翻译事件或翻译文本的记述，而缺乏对译者和译著在学科中的所处地位和影响等“外部史”的现实观照。因此，理想的中国民族学学科翻译史应该具备“翻译学+中国民族学史”的学术内涵。

翻译在学科史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学科翻译史编纂有着很大的难度，真正懂得学科史的学者未必愿意下大力气来研究其中的翻译史，而非学科史专门领域的学者来做又易流于泛泛而论。这也就要求翻译史学者应兼具译学与所关联学科史学的学术素质，以心存高远、志在学术的精神，潜心学习学科知识，冥心钩考学科历史，为学科翻译史研究做出来自翻译学界的贡献。

附注

① 民族学(Ethnology)和人类学(Anthropology)关系错综复杂，其区别和联系一直困扰学界，莫衷一是。本文遵循民族学学科史主流观点，在研究中将“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及“社会文化人类学”视为民族学同义词。

② 因港澳台地区翻译活动的社会环境与中国大陆在较长时期内有明显区别，因此本研究暂未将港澳台地区的民族学翻译活动列入考察范围。

③ 德文中的Volkerkunde即为“民族学”。

④ 此处记载有误，林纾与魏易合译的《民种学》出版于1903年。

（参考文献 略）

（本文首次发表在《当代外语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