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曾志对毛主席的革命情谊特别深。不管是在井冈山的斗争岁月，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些日子，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志对毛主席都是满心敬重，全力支持。
曾志的革命情怀，让女儿一直感到不解。到了曾志老年的时候，女儿实在憋不住了，就直接问母亲：“爸走了，你又吃了那么多苦，你心里有没有怪过毛主席？”
【毛主席：曾志有什么问题】
1965年年初，陶铸接了个新任务，他成了国务院的副总理。在这之前，他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的一把手，还是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的政委。不过，虽然职位升了，他还是留在广东，继续在这儿生活和干工作。
1966年5月份，陶铸的工作又有新变动，他被安排去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成了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同时也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
接到要去北京开会的消息，陶铸心里明白，这次可能真的得离开广东，和老婆分开了。一想到曾志身体不太好，他心里就有点犯嘀咕。每次回家看到她那样，心里都挺不是滋味。好几次想跟曾志说说这事儿，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要走之前，陶铸心想这事儿得跟老婆说一声，于是午饭时，他就直接讲了：“上面让我去北京干活儿了。”
听完老公的话，曾志就问：“叫你去干啥？”陶铸轻声回答：“去当中宣部部长。”
曾志瞧着陶铸，心里有点急，直接说道：“老公，你当中宣部部长，我感觉不太对劲。宣传部长那得有高深的理论功底、文化素养和文字能力，你恐怕搞不定啊！”陶铸听了，默默点头，算是同意了她的看法。
随后，曾志直接问道：“那你咋不跟中央说一声，把工作辞了呢？”陶铸面露难色，答道：“这真不行！我还得继续干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和文办主任的活儿，这职位哪能说辞就辞。为这事儿，我琢磨了好久，也想了挺多，但既然中央已经拍板了，那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陶铸离开广东后，曾志就独自留在那边养身体。但她心里始终七上八下的，老惦记着陶铸在北京过得咋样，工作顺不顺利。
琢磨了一下，曾志觉得，与其自己孤零零地在广东养身体，让陶铸在北京孤单一人，还不如直接去北京养病呢。反正在哪养都是养，两个人在一起还能互相有个帮忙和照顾。
后来，曾志把自己的打算写成一封信，递给了广东省委，希望能去北京调养身体。没过多久，广东省委就批准了曾志的申请。
9月10号那天，曾志坐上了去北京的飞机，然后从广东出发了。
到了北京，曾志刚下飞机没多久，就看到老公陶铸已经在机场等着了。当时，曾志心里特别暖和。说实话，她原本怕打扰到老公的工作，就没提前跟他说自己啥时候到北京。
1967年1月4日，陶铸在跟家人团聚仅仅四个月之后，就被限制了自由。在那段时间，陶铸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去研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有毛主席的文章。另外，他还抽空练练书法。有一天，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自杀，其实不是说有啥不能见人的事儿，就是有些人可能不想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当然，也有人可能觉得，就算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些问题还是搞不明白。但也没关系嘛，真相总会大白，事情最终都能搞个清楚。我自己有个信念，就是：“事儿再大也得认，心里得坦然，就像古代苌弘一样，血化碧泉也要明志，伤痛总会过去的。”
陶铸被限制了自由后，曾志也跟着遭了殃。没办法，曾志只好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求帮忙。毛主席一看曾志的信，心里挺挂念，立马回了信，让她去找汪东兴想想办法。
后来，在一次中央的大会上，有个人站出来讲，陶铸既然有问题，那曾志估计也脱不了干系。这话一出，毛主席脸色立马就沉了下来，直接反驳道：“曾志她能有啥问题？陶铸是陶铸，曾志是曾志，两人不能混为一谈！”
在毛主席的庇护之下，曾志虽说碰上了一些波折，不过行动还算自由。对于这点，曾志心里头特别感激。
之后，陶铸觉得浑身不舒服，但他硬是挺着没叫出声。在曾志看来，陶铸就是靠着那股信念在支撑，哪怕疼得要命，他也咬牙坚持，不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瞧着陶铸疼得受不了，曾志心里头真不是滋味。没多久，陶铸被查出胆囊里长了好多癌细胞，得赶紧做手术。
听说陶铸的情况后，周恩来总理马上下令得赶紧给他治疗，并让上海第一医院的大夫董芳宗来主刀。301医院的陆惟善主任做他的第一帮手，阜外医院管麻醉的科主任来负责麻醉，还有北京医院内科的吴杰主任，也一块儿加入了治疗小组，大家齐心协力给陶铸做手术。
可是，陶铸压根不知道自己得上了癌症。直到动了手术，他才晓得自己得了这病。有天，他瞅见曾志，冷不丁地说：“真没想到癌症这么疼！曾志，我恐怕是熬不过去了。亮亮，你得好好照看亮亮啊……”
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月，陶铸的身体渐渐好转，然后就回家继续养病了。
1969年9月份，陶铸肚子又开始一阵阵疼，还发起了低烧，脉搏也变得很慢很弱。大夫一看，说是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没法再治了，只能开些止疼药和麻药，让陶铸少受点罪。
看到陶铸疼得这么厉害，曾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她轻声说：“要是实在受不了，你就小声哼哼几下，可能会舒服点。”但陶铸却摇摇头，说：“你已经够辛苦了，要是我哼哼出来，你听了心里会更不好受……”
十月那会儿，曾志接到了上面的通知：“北京这边情况紧急，得赶紧疏散，说是可能要打仗了。陶铸得被安排到安徽合肥去。至于你嘛，自个儿拿主意，想跟着陶铸去也行，但得记住，到了那边不能跟外面联系，也不能跟任何人打交道。要是不想跟他去，那就去广东下乡劳动，不过得跟陶铸彻底断了联系。”
知道要离开北京的消息后，陶铸专门作了一首诗，他给这首诗起了个名字叫《给曾志》：
重返战场实不易，深感你情重如山。岁月匆匆白发添，余生坎坷多辛酸。老马自知归槽晚，枯草更怕霜来打。过往云烟全抛开，心里无牵天地广。
10月18号那天，陶铸动身去了合肥。要走的时候，他紧紧抓着曾志的手，对她说：“你千万别跟我一起去，我身体快不行了，你去了也白搭，还得搭上你自己，这又何必呢？你得想办法和亮亮在一起，只要你们俩能好好过，我也就踏实了，毕竟咱就只有这一个宝贝女儿。”
没过多久，曾志就告别了北京，跑到广东翁源县去下乡劳动了，离开了她和陶铸一起呆了三年多的地方。
11月底，陶铸在跟老婆曾志分别了短短43天之后，就一个人在合肥悄悄地走了。曾志听到陶铸去世的消息，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难过得要命。
1972年，曾志告别了广东，搬到了陕西临潼一个安静的军区干休所居住。到了那儿，她不仅重新加入了党组织，还恢复了行政八级的工资，另外还能带个人来照顾她的日常。
后来，曾志身边多了个侄女。那时候，他俩一块儿动手，把房子后头的荒地给整理出来，种上了黄瓜、扁豆，还有曾志特别爱吃的辣椒。
1973年的时候，曾志在临潼的干休所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她想回到部队，重新穿上那身军装。毛主席收到信后，很快就给了回复，说如果曾志乐意待在陕西，那就在省委给她找个工作；要是她不想在陕西，那就调回北京去。
拿到毛主席的回复后，曾志心里特别激动，眼眶都湿润了。泪水在眼里打转，让她想起了初次和毛主席碰面的那一幕……
【曾志：我对我的指路人永存敬意】
1928年那会儿，曾志怀着娃，连着走了好几天的路，累得不行。她靠在老公蔡协民身上，迷迷糊糊地打了个半盹儿，整个人都显得没精打采的。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曾志猛然被门外一阵响亮的声音给惊醒了：“蔡协民同志在不在？老蔡，老蔡，你在屋里面吗？”
曾志还没缓过神，那人就推门而入了。一瞅见蔡协民身旁的曾志，他打趣道：“！藏着掖着呢。老蔡，你这福气不浅啊！”
听完来访者的讲述，曾志的脸颊瞬间变得红彤彤的。这时候，蔡协民连忙把靠在自己身上的曾志扶了起来，给她介绍：“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毛泽东，毛润之先生！”
听完蔡协民的讲述，曾志心里头猛地一震：哇塞！原来他就是那个在广州搞起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啊，名字响当当的，早就听说过了，是我一直特别佩服的大革命家。
接着，曾志立马就不觉得困了，端端正正地坐在旁边，认真听毛主席和蔡协民这两位既是师生又是战友的人聊天。说到对毛主席的初次感觉，曾志在自己的回忆里写道：
我一睁开眼，看到这位不认识的客人，个子挺高，气质特别好，头发是黑色的，中分样式，脸看着挺瘦。
在井冈山那段革命时光里，曾志和毛主席、贺子珍走得特别近，感情特别好。
1929年，蔡协民调到了福建负责地方事务，曾志也跟着蔡协民一块儿离开了井冈山，到福建开始工作。那时候，曾志陆陆续续当过共青团闽委组织部的头儿，福安中心县委的成员，闽东特委组织部的负责人，还有福霞县委书记。
1934年5月份，蔡协民因为叛徒的告密而牺牲了，这让曾志内心感到非常难过，但她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工作。
之后，为了方便进行革命工作，曾志和陶铸决定以夫妻的身份携手合作。在日常的革命任务里，陶铸对曾志关怀备至，他们的感情也在这过程中日渐深厚，最后，两人真的成为了夫妻。
1939年冬天12月份的时候，曾志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最后终于成功到了延安。
一到延安，我就赶紧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想求见一面。没想到，才隔了两天，曾志就收到了毛主席在那么忙的时候抽空给她回的信。信里头，毛主席这样写道：
曾志同志，收到你的信，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你明天就过来我这边吧，我已经跟中组部打了招呼，他们会派人去接你，到时候咱们见面再好好聊聊。
曾志走到毛主席的窑洞门口，发现毛主席正在院子里忙着摆弄炉子，打算烧点水。她看着毛主席的背影，没急着出声，而是嘴角上扬，悄悄踮起脚尖，轻轻地绕到了毛主席身后。接着，她突然拍了拍毛主席的肩膀，笑着喊了一声：“毛主席！”
听到有人呼喊，毛主席立刻转过身，一看是曾志，他赶忙握住她的手，笑眯眯地说：“你来啦，真不错，真不错！”
随后，毛主席把曾志领进了窑洞，开口说道：“这些年，只要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都会特意问问你的情况。潘汉年过来的时候，我也特意向他打听了你和蔡协民。这几年，你们都在哪儿忙活着呢？蔡协民他咋样了？你们还在一起工作吗？”
毛主席的话语，曾志听起来就像是亲哥哥在安慰自己，心里头暖洋洋的。于是，曾志一股脑儿地把这几年经历的事儿，全跟毛主席说了。曾志在讲的时候，毛主席听得特别仔细。
最后，曾志跟毛主席讲：“我这次到延安，是打算进马列学院深造的。因为在白区忙了很久，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学习。”
听完曾志的汇报，毛主席点头称赞道：“不错，你有了实实在在的工作经历，再加上好好钻研马列主义的理论，把学到的知识和实际经验结合到一起，这样就能把经验整理得井井有条，自己也才能真正有长进。”
那天，毛主席专门安排了一场家庭聚餐，请了曾志来。吃饭的时候，他把那个怀孕的新妻子也叫出来一起。但说实话，在曾志眼里，贺子珍才是她最朴实、最真诚的好朋友。
1940年秋天，曾志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她成了中央妇委的秘书长。就在那一年，陶铸也根据上面的安排来到了延安。他肩负重任，既是中共中央军委的秘书长，又是总政治部的秘书长，还兼任了宣传部部长。这样一来，他俩终于又能在一起了。
抗战结束后，曾志和陶铸两个人一块儿去了东北开展工作。那时候，曾志在东北可是忙得不可开交，她先在沈阳市委当了个委员，然后又跑到铁西区去做了区委书记。没过多久，她又成了辽吉省委的委员，还做过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五地委副书记。除此之外，她还担任过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甚至还管起了沈阳市工会和妇联的筹备工作，当上了筹备处主任。
建国以后，陶铸陆续接手了几个要职。他先做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代理书记，然后又当上了华南军区的第二政委。此外，他还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担任了副主席的职务，同时也代理过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的职位。当然，他继续代理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的职务，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职位他也一直兼顾着。
陶铸在广东安顿下来后，工作也渐渐上了轨道。这时候，曾志回想起以前总是分开多、相聚少的日子，心里挺不是滋味。于是，她就跟组织说了，想调到广东来工作，好跟陶铸在一起，一家人能团团圆圆的。
1952年，曾志的申请被通过了，她去了广东，当上了中南工业部的副部长，同时还兼任广州电业局的党委书记。
1954年那会儿，陶铸是中南局的一把手，他瞅见第一届人大广州市代表的名单，发现上面写了曾志的名字。他二话不说，拿起笔就把曾志的名字给划了，然后写上另一位女同志的名字。
对于这事儿，曾志火了，直接吼了出来：“你这做法也太没底线了吧！我可是组织钦点的，你咋就给把我的代表身份给否了呢？我真是搞不明白！我有话要说！”
看到陶铸仍然坚持己见，曾志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之后，当毛主席再次见到陶铸和曾志时，他直接说道：“好人容易被欺负，就像温顺的马容易被人骑一样！”
不过，陶铸似乎没搞懂毛主席的话，就在旁边傻呵呵地乐着。曾志本来心里还挺不痛快的，但一瞅见陶铸那憨乎乎的模样，竟然没绷住，也跟着笑开了！
1959年夏天7月份，中央政治局搞了个大型会议，地点选在了庐山。
接到消息后，曾志跟她老公陶铸一块儿上了庐山。在那儿，听陶铸提起要去南昌探望老朋友冯白驹，曾志心里一动，想着正好也能去看看她的好姐妹贺子珍，于是也决定一块儿去南昌。
曾志一来探望，贺子珍别提多开心了。两人聊着天，贺子珍就说起了1937年她去西安的经历。那时候，她看到了标着曾志名字的行李，可遗憾的是，没能和曾志碰上面。
瞅瞅贺子珍这模样，曾志感觉她并不像外界传的那样病得厉害。记性挺好，精神也不错，曾志真心为贺子珍感到开心。
知道曾志来江西是为了参与中央政治局的一个重要会议，贺子珍激动地问：“是不是毛主席也来了？”曾志听到后，轻轻地点了下头。
那天，曾志和贺子珍聊了好一阵子，他们不光回想了在井冈山度过的那段超级难忘的日子，还谈起了毛主席现在的情况。看到贺子珍心里还是特别挂念毛主席，曾志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
之后，他俩还一块儿吃了顿饭。吃饭的时候，曾志压根儿没觉得贺子珍有啥不对劲儿，一点都看不出她平时那种疑心重重的样子，跟别人说的完全不一样。人家都说贺子珍特别多疑，吃饭夹菜前总得等人先动筷子，生怕被下毒，但他完全没看出这点来。
当贺子珍说起自己老睡不着时，曾志就从自己包里拿出了一些效果挺不错的安眠药，给了她一些。要走的时候，贺子珍乐呵呵地把曾志送到了门口。
回到庐山，曾志专门去找了毛主席，跟他说：“主席，我这次下山啊……碰到子珍了。”一提贺子珍，毛主席愣了一下，忙问：“她现在咋样？”曾志答道：“她挺好的，一点都看不出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曾志的一番话，勾起了毛主席对贺子珍那些甜蜜日子的回忆。没多久，毛主席的胸膛微微颤动，眼眶也泛红了。随后，他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咱俩做了十年夫妻啊……”
听完毛主席的话，曾志心里明白，毛主席其实心里还挂着贺子珍。可眼下的情形，她实在不好开口多说什么。于是，她就直直地看着毛主席的眼睛，等着他给个明确的态度。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缓缓抬起头，望向曾志，轻声细语道：“我挺想念她的……真想见见。”曾志闻言，连忙劝慰毛主席：“那就见见吧，挺好的。”
接着，毛主席伸出手指头，悄悄跟曾志说：“你去找汪东兴，让他来处理这事。”
没多久，贺子珍踏上了去庐山的路，见到了毛主席。这次碰面，是他们俩分开22年后，仅有的一次，也是贺子珍在世时与毛主席见的最后一面。
曾志对贺子珍的经历感到非常心疼。从那以后，她常常去探望贺子珍，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帮她缓解心里的烦恼。
1973年3月份，因为毛主席的关心，曾志决定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后，中组部给她安排了万寿路招待所作为临时住处。
后来，汪东兴遵照毛主席的吩咐，跟组织部长聊了聊，给曾志做了如下安排：“第一，得给她找个安稳的地方住；第二，医疗方面得转到北京医院；第三，工资和组织关系这些，都由组织部来负责。”
11月份的时候，中央组织部给曾志在南长街6号找了个挺不错的房子，让她搬了进去。打那以后，曾志的生活总算是安定下来了。
1976年，毛主席离开了我们。在遗体告别的时候，曾志心里特别难过，她像跟亲哥哥告别一样，跟毛主席说了最后的几句话，同时也表达了对毛主席深深的敬仰。
1977年冬天12月份，曾志接到了一个新任务，那就是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转眼来到1982年9月，曾志又被大家选为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呢，她还兼职做了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时间走到1983年7月，经过中央同意，曾志就正式退休了。
后来，碰到曾志的时候，女儿心里头压了好多年的疑问实在憋不住了，就直接跟妈说：“爸走了，你又吃了那么多苦，你心里头有没有怪过毛主席啊？”
女儿这么一问，曾志淡淡地回答：“这事儿其实挺简单的。我跟毛主席这么多年，不是因为个人喜欢或者不喜欢谁，而是因为我有我的信念。我这辈子都守着这个信念，走的路也都是自己选的，没啥好后悔的。所以，对那个给我指路的人，我心里一直都很尊敬。”
过了好一阵子，曾志轻轻呼了口气，接着说道：“别怪，毛主席晚年也就是个普通老人家嘛！”
1998年6月21号，曾志老人因为病情太重，没法再治了，就在北京走了，那时候她87岁。
曾志临终前立下遗嘱，决定把她一辈子省下来的6万多块钱，一分不留，全都捐给祁阳和宜章两个县的希望工程。
之后，根据曾志老人的心愿，她女儿把她的骨灰带到了井冈山，撒在了那片红色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