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宣传阵地，对封建的旧文化、旧道德及复古势力发起猛烈的攻击。鲁迅随后也加入新文化阵营，他以小说为武器，用尖锐的笔锋和深刻的思想，在新文化阵营中独树一帜。

1922年，鲁迅将他那几年在《新青年》发表的小说结集为《呐喊》出版。在自序中，鲁迅讲述了他做这些小说的缘由及心路历程。

鲁迅说他原来有一个医生的梦，“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鲁迅画像

然而，梦是美好的，现实却是冰冷而残酷的，在日本仙台医科学校一学年还没有完毕时，鲁迅就放弃了。他说，有一回在课堂看影片，画面上有许多中国人，一个被绑在中间，周围是许多看客，体格都很强健，却显示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种画面当时对鲁迅的震撼和刺激非常大，他在仙台医科学校再也待不下去了。1906年，他从学校退学，回到了东京。

“再不要学什么医学了！”鲁迅告诉好友许寿赏。

“为什么？医学你不是学得很有兴趣吗？为什么要放弃呢？”许寿赏问。

“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青年时代的鲁迅

鲁迅决定不再正式进入学校，打算先学好外国文，通过翻译介绍外国的现代作品，来唤醒中国人麻木的精神，去争取独立与自由。

他开始着手搜寻那些和中国一样受欺侮求自由的民族文学，如芬兰、捷克、匈牙利等正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的民族。

他也专门学习俄文和德文，这些国家的书在日本比较难找，他就托人从欧洲寄来。

鲁迅实现文艺计划的重点是创办杂志，他和几位一起留学的朋友商量，决定为杂志定名《新生》。就在他们积极准备杂志的创办时，曾答应垫付资金的朋友去了英国读书，此后再无消息了，他们第一次创办杂志的计划便告失败了。

但鲁迅并没有停止手中对于文艺的热忱，他开始为其他留学生办的杂志撰稿。

这一时期，他热衷介绍外国的革命文学，用“迅行”或“令飞”的笔名。

1909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在一个留日商人的帮助下，出版了他们合作翻译的小说集《域外小说集》。这部小说集侧重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包括俄国、波兰、芬兰、捷克等国的文艺作品。

在此期间，鲁迅还拜到章太炎先生门下，听章先生讲授国学。

章太炎是一位激进的革命党人，在他东渡日本之前，因为反清言论和行为被清政府关了三年。他当时主持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鲁迅特别爱看章太炎的文章。

《民报》（中为章太炎）

这个国学讲习班上除了鲁迅，还有钱玄同、许寿赏、周作人等。章太炎先生对那些阔佬常发脾气，但是对学生们却非常好，随便谈笑，像家人朋友一样。

鲁迅说，他之所以听章太炎先生讲课，并非因为他是一位著名学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所以，革命性对鲁迅来说，是他对于中国现状艰难的探索和深刻的觉悟。然而，文艺救国之路道长且阻。

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师范和绍兴中学堂任教。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在教育部任职。教育部移到北京后，鲁迅住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

在北京的这几年中，鲁迅目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以及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闹剧。看来看去，他就很失望、很颓唐了。

在袁世凯宣布“莫谈国事”时期，他将自己封闭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里，专心整理古籍、收集石刻拓本、研究抄写碑文，打算从中发掘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从这一方面开辟出一条途径。

钱玄同

有一天，老朋友钱玄同来到绍兴会馆，看到鲁迅正埋头于一堆老古董的金石碑帖中，就喊起来：“赫，那边都复辟了，你却躲在这里抄碑。”

“抄碑也是工作嘛！要不怎么办？不抄碑了，我去把张勋拉下来？”鲁迅反问。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钱玄同翻看着这些古碑抄本问鲁迅。

“没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作点文章……”

鲁迅明白了，他知道钱玄同他们正在办《新青年》杂志，或许是感到寂寞了，想拉他“入伙”。

于是他们之间有了一番关于铁屋的争论。鲁迅认为中国人沉睡太久，即使唤醒较为清醒的几个，却使这几个人感到痛楚，这难道是对得起他们吗？

钱玄同说：“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无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最终答应了。他也因此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几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听了他们那极富鼓动性的演讲，他久已麻痹的斗士精神被激发了。

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上，他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小说《狂人日记》，发起了对“吃人”的旧道德、旧礼教尖锐地揭露和猛烈地抨击。他借“狂人”之口发出呼唤：“救救孩子……”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作品先后发表，他天才的创作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为中国现代文学宝库创造了一个个辛辣、鲜活的文学形象。

五四运动让鲁迅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他看到了中国青年人的希望，他以文艺为武器去战斗的愿望更强烈了。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并且从北京又迁回了上海。到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直到1922年7月休刊。

由于反对《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及明显的政治倾向，胡适在与陈独秀协商后未达成一致意见，他与《新青年》分道扬镳，而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则继续为《新青年》撰稿。

陈独秀后来谈及此事时说道：“《新青年》风波后，别人不来稿了，唯有周氏兄弟还来稿。”

鲁迅是很佩服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和冒险精神，而他自己“愿意做一名听取‘将令’的革命的马前卒”。

陈独秀

鲁迅在1932年的《自选集》自序中再次解释：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虽然鲁迅一直未曾加入任何党派，但他有明确倾向，始终有独立的思想，不肯轻易附和别人。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把自己看作广大农民和一切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替他们呼号，为他们请命。

1924年11月，在鲁迅的支持下，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新文学团体“语丝社”，语丝社创办发行《语丝》周刊，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倾向为现实主义。

除了鲁迅外，语丝社还聚集了钱玄同、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语丝》周刊陆续发表了鲁迅的许多杂文，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

1925年4月，与《京报》合作，鲁迅又发起和支持了又一个新文学团体“莽原社”的成立。

鲁迅以这些刊物为阵地，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反动势力做不懈斗争，除了宣传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同时还与一帮御用文人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

中年鲁迅

现在有许多不了解那个时代背景的人，只觉得鲁迅太尖酸刻薄，对朋友总是看不顺眼，总是要骂，那是因为鲁迅总有一个良好的愿望，他希望大家都能尽可能站在无产大众的立场，为贫苦百姓多做些事、说说话。

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在军阀及后来的国民党统治下，无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学总是遭到当局监禁、控制，甚至迫害。

当然，在那样腐朽、混乱、险恶的环境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像鲁迅那样不畏强权，骨头最硬，但我们却不能不为鲁迅的“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精神所动容。

1926年，北京发生了国内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损害中国利益的“3.18惨案”，向政府请愿的学生及群众被军警疯狂镇压，死伤惨重、血流成河，鲁迅痛斥反动政府的暴行，公开站在群众一边，他以文字为匕首和投枪，向敌人猛烈攻击，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悲愤而深沉的文字。

敌人恼羞成怒，将鲁迅列入了通缉名单。鲁迅和家人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1926年8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邀请，离开了暗无天日、杀机四伏的北京，从此，他的战斗路线从北方移到了南方。

1927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破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上海和广州血腥屠杀群众和共产党员，当时在广州的鲁迅，看到他们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地背叛革命，当时的局面甚至比北洋军阀时更残酷更黑暗，使鲁迅深感梦幻消亡的痛楚。

在“4.15广州大屠杀”发生后，他坚决地向中山大学提出辞职，校方顾忌鲁迅在学生中的崇高声望，千方百计“挽留”，但鲁迅去意已决。

鲁迅和年轻的许广平

在处理完广州的一切事务后，他和许广平一起离开广州，来到上海。

此时鲁迅已由一个人增加为两个人，他将和许广平一起在上海迎接新的生活、新的战斗，他一度枯索的内心也得到了些许温暖和安慰。

1937年，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针对社会上的一些谬论，陈独秀撰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中说：“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以身许国”，立下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愿。因为他身肩这样的使命，所以绝不会因为自己的作品触犯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退缩，相反，这些更激发了他与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所以当革命的大浪潮涌起时，他愿意做一名听候“将令”调遣的小卒，用自己最擅长的文学才能为底层大众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绝不是一味躲在书斋里，或追求什么功名与利禄。当然，他也不是随便附和别人，而是始终有自己敏锐的观察、独立的见解和深刻的思想。

无论是赞誉还是诋毁，都无法抹杀他不计个人得失，始终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边，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奔走呼号，做劳苦大众的代言人。

这便是鲁迅先生真正伟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