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唐摭言》

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时的喜悦，并不都源于他找到了一个发掘民间人才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科举考试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各阶层间的和解，而这是天下长治久安的基石。

后来的历史证明，李世民的愿望实现了一半，在他之后，唐帝国成为了屹立于世界之巅的强大帝国，但即便如此，这个强大帝国也没做到千秋万代，而讽刺的是，将大唐帝国全部荣光一把火烧光的那个人，是个不第秀才。

显然，阶层和解这条路远没有李世民想象的那样简单，或许真正彻底的和解之法压根就不存在，但科举这项制度，在李唐王朝覆灭后仍被日后的赵宋、朱明，甚至满清王朝继承，足见那个让人感到压抑、憋屈，甚至有人为他发疯的科举制度，已经是保证古代中国人在多数时间里不必互相相杀得人头滚滚的最优解。

这项制度自出现那一刻起就在不断演变，他见证了盛唐、富宋，但最后却异化为孔乙己的长衫，只有明白了孔乙己们如何穿上这件长衫，才能知道如何将它脱下？

一切还要从源头开始说起。

科举考试所考的内容大多是儒家经典，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儒家的诞生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开始崩坏，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战争连绵不绝。

与战争相伴而行的思想，大争之世也催生出了思想的百家争鸣，诸子百家都称自己所提供的“道”是这乱世的解药。

事实上，诸子百家中，孔子给出的答案是比较没有新意的，它的核心观点仍是要以一套准则去约束人们的行为，儒家的观点不过是周礼的一种演化，并无太过特别之处。

诸子百家中，有些观点是水火不容的，在大家心中，与儒家观念最水火不容的是哪一家？

儒家积极，道家消极，所以是道家？儒家宽容，法家严苛，所以是法家？

都不是，诸子百家中，与儒家观念最水火不容的，其实是墨家。

这个结论可能让一些人觉得匪夷所思，墨家讲究“兼爱非攻”，与儒家所追求的仁爱，看起来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何说这二者水火不容？

如果认为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是类似的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

墨家的兼爱，追求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绝对的平等，最终目的是世界大同。

而儒家的仁爱，从一开始预设的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儒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肯定这种不平等的合理性，而后以对等来代替平等，以便于让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

君与臣，父与子，地位就是不平等的，孔子认为这一切天经地义，但君臣，父子都要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

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别国；父为子纲，父不慈，子走他乡。

君不必与臣地位相等，只要做到“正”就可以了；父也不必与子有相同地位，只要做到“慈”就可以了。

这就是孔子心中的理想国：它不平等，只是对等。

无论是墨家的兼爱，还是儒家的仁爱，都并不适应那个大争之世的社会背景，最终帮助秦统一六国的最最功利的法家。

但是由于法家功利性、目的性太强，适合打天下却不适合做天下，战争年代，靠着不断从外部获得战争所得，法家的统治能够延续，一旦战争停止，法家统治下的秦国这架战争机器就开始反噬自己。

奋六世之余烈，立下统一天下不世之功的秦国嬴氏，最后的结局是国家二世而亡，子孙被杀光，在法家的路径依赖下开启自毁模式的秦帝国，落了个如此讽刺的结局。

秦帝国灭亡后，刘邦在楚汉相争中战胜项羽，重新实现了统一。

天下归一一统后，在大争之世中并无太多用武之地的儒家思想反而开始被统治者青睐，儒家脱胎于周礼，周礼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分封制下的周天子并不能完全掌握天下诸侯，但这一点中央集权制的汉帝国皇帝却可以做到，所以脱胎于周礼的儒家思想在汉武帝一朝被上升为国家主体思想，汉武帝的选择一直被后世王朝沿用。

儒家在春秋战国乱世之中不被重视，却在中央集权制确立后被请上神坛，是因为其确实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

如上文所说，儒家脱胎于周礼，而所谓周礼其实是家庭关系在国家层面的具体体现，以父子的关系类比君臣，父子关系是自然存在于每一个家庭中的，只要把它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君臣关系，儒家以自己的一整套学说为这种关系设立了诸多行为准则。

选择了儒家的汉帝国确实在这一整套体系的加持下，让其帝国内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免于陷入残酷的军阀混战，但是凡事皆有利弊，既然选择了以家庭关系类比国家关系的儒家学说，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家庭关系的失控，具体事件就是：世家大族的崛起。

汉帝国采用推举制来选拔官员，但所谓“举孝廉”很快就成为了世家大族垄断权力的手段，世家大族子弟以血亲为纽带，以数十年的时间尺度稳步推进，不断在地方扩充自己的影响力，世家大族们通过积累土地、财富和权力强化自己在地方影响力的速度虽然十分缓慢，但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

世家大族的扩张之路也是皇权的收缩之路，以儒家思想为工具维护统治稳定的皇权，在世家大族们缓慢却坚定的扩张中不断后退，当越过某一个临界点，帝国的统治基础又会崩溃，世家大族们通过自己在地方积累的能量开启了新一轮的争霸，至于普通百姓，只能沦为世家大族们争霸时的耗材。

世家大族们的争霸直接导致了东汉灭亡后中华大地上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大混战，在这场大混战的后期，南朝梁国境内发生了改变历史进程的侯景之乱。

泥腿子出身的侯景，并一己之力，将大量传承了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子弟从肉体上消灭，侯景之乱可以看成是自汉代开始积累的阶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虽然侯景之乱并没能干掉所有世家大族，但世家大族的统治走到这里便注定难以为续。

为了避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再次以侯景之乱这样极端的方式爆发，隋唐帝国的统治者开启了科举取士之路，给底层人以上升空间。

在中华大地这片土地上，竞争的烈度一直都是很高的，春秋战国时，诸侯们竞争直接用刀，汉以后，竞争既用“礼”，用儒家学说，也用钱，用土地，用家族威望，而这些东西都与底层无缘，所以阶级矛盾不断积累，最终演变成了对世家大族定向清除的侯景之乱。科举取士被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之后，中华大地上的人们之间的竞争开始转向用“笔”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

唐朝还相对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有实权的贵族，以关陇集团为首的贵族集团，他们的权力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在代际间传递，但随着不第秀才黄巢的那一把大火，关陇集团成为了中国贵族的绝唱。

待到赵宋王朝建立，为了防止晚唐五代时期社会各阶层之间竞争失控的情况再次出现，科举的重要性被抬高，“文斗”成为了人与人竞争的最主要方式。

科举的重要性提高，确实给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子弟更多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了一种可能。

即便出身寒微，只要能够考取功名就能做官，进而获得更多社会资源，于是一个名为士大夫的特殊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从赵宋建立到满清灭亡，这个群体始终居于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

士大夫集团不同于以往的世家大族，其成员经历了科举考试的选拔，在中国古代，权力永远是资源分配的核心，而要拥有权力又必须要经历科举考试，能够考取功名者，即便出身贫寒，也会因为权力而积累金钱、土地等附属品，而家财万贯的大家族，如果没有人能够考取功名延续为其家族保驾护航的权力，那么他的万贯家财也早晚会落到拥有权力的人手中，这就是科举制下社会竞争的残酷逻辑。

由于科举考试拥有左右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命运的能力，其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异化也必定不会小，像范进中举这样的荒唐事时有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代曾有这样一桩故事：一位富甲一方的地主教导其儿子读书极为严苛，身边人看不下去，问他既然已经如此富裕了，为何还要对孩子苦苦相逼，这位地主表示：别看我现在家财万贯，如果我的孩子没能考取功名，我们家族就会被士大夫集团抛弃，失去权力的保驾护航，我的财富早晚得落入其他的拥有权力的士大夫手中，我对孩子严厉实在是不得已。

大幅提高科举考试的重要性，确实能够在很大限度上实现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解，但同时围绕科举考试而进行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科举对其他社会活动的挤压效应也必将逐渐加深。

孔乙己的长衫与疯掉的范进一样，都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竞争趋于白热化的结果。

由于科举考试所能带来的利益是如此之大，孔乙己们一生都与之死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大部分孔乙己注定要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落败，那件长衫便成为了他们最后的执念。

看到这里，很多人不禁要问，既然科举考试给大部分人都带来了痛苦，它为何还能存在千年之久？如果没有它，中国古代是否有可能发展的更好？

这是个十分值得考虑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科举考试的竞争之所以无比激烈，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它几乎是快速获得社会资源的唯一途径。

科举考试对所有读书人开放，它的准入门槛较低，只要识字，买得起四书五经就可以参与竞争，参与竞争的人如此之多，竞争的烈度自然水涨船高。

科举的本质是将所有资源竞争的方式归为一种：所有人以考卷见高低。

中国这片土地上，从古至今，人与人之间竞争的烈度都是极高的，这与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关。

中国的大片平原地带注定了农业将是中国古代绝对主要产业，农业的主要特点是稳定性高而变化度小，一夜暴富的神话，在以商业立国的海洋国家中可能并不罕见，但在以农业为绝对主业的中国，土地的数量限制获得财富的上限，在一个国家的资源总数几乎是一定定值的背景下，分配资源自然要比生产资源更有学问。

土地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人人都想得到它，所以在古代中国，围绕土地分配权而进行的竞争注定会激烈异常。

如果任由这样的竞争信马由缰，很可能演变为杀得人头滚滚的军阀混战，而农业又是一项极度需要稳定性的产业，连年不断的兵荒马乱将直接打击农业生产的基础，所以中国古代又是一个对稳定有着异常执着追求的时代。

科举考试正是这些诉求综合作用的结果。

好，现在我们可以把周礼、儒家和科举考试背后的逻辑完整梳理一遍了：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绝对主业的国度，农业生产本身并不复杂，也没有多大不确定性，所以在中国古代的竞争大多围绕土地的分配权问题，人人都想获得土地的分配权，所以这样的竞争注定无比激烈。

而农业又是一个高度需要稳定性的产业，动荡的社会条件本身就会动摇农业生产的基础，所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定会千方百计设计出一套方案去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走向直接的兵戎相见。

从周礼，到儒家思想治国，再到科举考试，其目的都是要设法要让这种竞争的烈度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周礼存在的目的是避免以国为单位的军事冲突，但很可惜，它失败了，但脱胎于它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后有了有武之地。

儒家思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的规范了人的行为，让帝国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它却难以避免以家庭为单位竞争，世家大族崛起垄断权力，阶级矛盾日趋激烈。

而科举制度诞生后，世家大族权力世袭罔替的资格被收回，所有人想要获得权力，都必须经历科举这一关，科举等于将这个社会上大多数竞争都集中在一起，其在很大程度上现实了社会阶层和解的目的，但围绕它的竞争程度可想而知。

科举是获得一切资源的前提，所以范进因而它而失心疯，所以孔乙己将“长衫”视为一种图腾。

孔乙己的长衫是一个农业社会经历了无数矛盾斗争后形成的一个怪现象，但相比于社会竞争陷入直接的以命相搏，疯掉的范进和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都是这个社会能够接受的代价。

那么如何才能让孔乙己脱去长衫呢？

既然孔乙己的长衫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那么当一个社会不再以单纯的农业为支柱产业时，孔乙己也自然会脱下长衫。

但这是逻辑的第一层。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打开国门，虽然身处夹缝之中，但工商业仍旧打开了一定的局面，投身工商业成为了死磕科举之外另一个选择，这段时期，有一些孔乙己选择脱去长衫。

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一直生存于夹缝之中，遭受着帝国列强和封建官僚的双向剥削，所以这段时间里脱去长衫的人其实并不多。

真正让中国人大规模脱去长衫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后，数百万公务员放弃铁饭碗下海经商，公务员不但是体面的工作，还能提供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但面对下海经商可能获得的巨大收益，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公务员选择放弃铁饭碗。

理解了那次下海潮，才能明白什么才是孔乙己长衫的真正土壤。

公务员的特点是稳定，从这个角度上讲，它与农业有着相似的性质，改革开放之初，通过经商暴富的神话比比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很多人脱下长衫，放弃了铁饭碗，去参与那场惊心动魄的造富大潮。

人是理性的动物，会自己判断得失利弊，当做出改变可能带来的收益大于保持现状所能享受的稳定性时，不用任何人去说教，人们自然会选择脱下长衫。

这场关于长衫的讨论，答案仍在经济上，当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再次扬帆起航时，孔乙己身上的长衫也自会消弭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