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49:奥古斯丁的“天城”(中)

永哥历史 2024-12-22 04:38:01

历史语境中的先知政治学

1、410年,西哥特人洗劫罗马,导致罗马内部隐藏的分裂问题爆发。尽管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国教,但异教世界并未消失,反而因罗马被攻陷而加深了对基督教的仇恨,甚至威胁要铲除基督教。

2、罗马的异教徒将帝国的基督教化视为灾难的根源,而基督徒也因此感到困惑。在此背景下,奥古斯丁开始撰写《上帝之城》,并于426年完成,旨在反驳当时流行的观点:基督教在国家危机中不仅无用,还带来了灾祸。

3、《上帝之城》原名为《驳异教徒论上帝之城》(On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其写作目的在于反驳异教徒。有观点认为该书因其与历史紧密联系,其历史哲学和政治学意义相对次要。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它是基督教政治学的奠基之作。根据基督教神学,政治制度和政府被视为对原罪的补救措施,而非促进善的积极工具。

4、基督教的这一政治洞见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与古典共和政治观有所不同。在希腊城邦政治中,政治生活被视为世俗的上帝,个体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其价值。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野兽和神灵才能离开城邦生活。罗马早期的政治观念也继承了这种整体主义政治观。

5、然而,基督教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将个体依附于城邦政治以获得生命意义的看法。在基督教观念中,世俗政治虽然不可或缺,但天国的永恒意义超越了当下的世俗政治,政治仅具有工具性意义。

6、奥古斯丁是这一理念的开创者,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的政府理念:政府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人类需要政府,因为人类并非天使。

7、《上帝之城》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共22卷。前10卷是第一部分,驳斥异教徒对基督徒带来罗马沦陷的指控;后12卷是奥古斯丁的政治理论。

8、第一部分前5卷说的是,异教不能为世间的快乐提供任何帮助。在前五卷中,奥古斯丁通过反驳罗马异教徒对基督教的指责,阐述了基督教对罗马历史的影响。

他首先指出,罗马的沦陷并非独特事件,历史上每个国家都会遭遇不幸(第1卷)。

接着,他强调即使在罗马人崇拜古老神灵的时代,这些神灵也未能阻止灾难,显示这些神灵的无能和罗马人道德信仰的缺失(第2卷)。

奥古斯丁质疑为何罗马人在未信基督教时遭遇灾难,却不反思异教神明的无助(第3卷)。

他进一步指出,罗马的长久存在是基督教上帝的旨意,而非异教神灵朱庇特(第4卷)。

最后,奥古斯丁驳斥了异教的“命运”观念,认为罗马的昌盛归功于基督教上帝,而非命运(第5卷)。

奥古斯丁的论辩基于其坚定的宗教信仰,虽然巧妙且难以证伪,但在现代未必对所有人具有说服力。

9、后5卷说的是,异教神明不能为人死后带来救赎或永生。他驳斥了异教徒的一个主要说法:人必须崇拜古老的神灵才能获得永生。

奥古斯丁通过引用异教作者的著作来颠覆这一说法,指出罗马人从未真正重视神明,并举例说明神学家瓦罗对神明的轻视(第6卷)。

他进一步强调,人的永生并非由雅努斯、朱庇特、萨图努斯等神明决定(第7、8卷)。

只有基督才能带来永恒的幸福(第9卷),并且只有上帝才值得崇拜,只有基督才能为人类洗涤罪过(第10卷)。

10、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的第二部分(11—22卷)里,对基督教的政治学体系进行了建构性的讨论。第二部分可以按每4卷一组进行划分,每一组都有它自己的论述主题。第一组(11—14卷)讨论“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第二组(15—18卷)讨论这二者在现世中的进程;第三组(19—22卷)讨论历史的终结。

11、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区分基于《创世记》中的伊甸园故事,以及好天使与坏天使的分别。他认为人的死亡是对亚当之罪的惩罚,亚当的罪成为人类的原罪。由于情欲和羞耻,人类始祖被从“好天使之城”(上帝之城)贬到“坏天使之城”(地上之城)。

12、在基督教认知中,“原罪”教义与奥古斯丁紧密相关。在他之前,没有“原罪”的概念,这是奥古斯丁创造的神学观念,对神学和教会教义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奥古斯丁首次从神学上澄清了罪、恩典和恕罪等问题,确立了教会在赦罪问题上的权威。

13、奥古斯丁认为罪的根源在于人的自由意志,而非外力或肉体的自然倾向。他强调罪的根源在于人的意志之中,意志自由包括服从和违反上帝的自由。奥古斯丁的原罪论不仅基于个人体验和冥想,还发展了《圣经》和教父神学及教会教义中关于“沦落”与“罪”的问题。

14、尽管“原罪”观念在奥古斯丁之前并不存在,但关于人的沦落与犯罪的神学观念已经存在。然而,“原罪”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观念,并不代表基督教神学的共识。在中世纪后期,“原罪”观念逐渐被“人性”所代替。

15、奥古斯丁通过《创世记》的故事阐述了“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历史进程,将犹太人的历史故事进行寓意叙述,从该隐和亚伯到大洪水,再到耶稣,两个城始终平行发展。他提出了一种政治理论,将世俗政治制度置于基督教神学的语境中,消除了其独立正当性,使其成为上帝的创造物并服从于基督教会的命令,这是神权高于政权的论证之一。

16、奥古斯丁的历史理论认为人性邪恶堕落,因此需要宗教和政治制度来照料灵魂和处理反社会行为,获取救赎和成为上帝之城的一员成为人的生存目标。他提出的“上帝之城”高于国家政权的正义标准,可以衡量人世间的法律和制度。

17、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概念在中世纪被解读为基督教会,导致教会成为实际的政治制度,并在西罗马帝国消亡后主导欧洲政治。然而,现代观点认为,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政治学历史作用并不全然正面,它使政治语言衰退为宗教修辞,阻碍了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发展。

18、基督教教父用神学描述政治,为教会扩充政治权力铺平道路,而意识形态理论家也用世俗神话描述政治,为夺取和巩固特定政治权力服务。宗教化政治的共同特征是将其他政治见解排斥为“异端”,唯有自身才是唯一真理。

19、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命运的预言是这样的:魔鬼之城将会被彻底毁灭,而上帝之城则会给人类带来永远的幸福。而这就像乌托邦预言一样,对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再有吸引力。

20、当然,我们需要把基督教的预言和先知政治神话放到中世纪的历史时期中去理解,这样的预言和两分对立的政治神话对中世纪的人们起到长期的思想蒙蔽作用。而现代社会中的一些意识形态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如对立的主义、阵营和斗争等,这些都类似于中世纪的“两城神话”。而盲信者对之深信不疑的程度绝对不亚于中世纪的愚昧之人。

21、任何时代的先知政治学都提供了一种救赎性的未来幸福愿景,但实现这种愿景的方式和途径可能大相径庭。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先知政治学强调“爱”“正义”“自由”“公正”,而现代先知政治学则常常以“仇恨”“斗争”“暴力”“专政”为手段。通过研究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政治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这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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