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头等舱的故事

经过五年的久久企盼，经过五年的艰辛斗争，钱学森终于迎来欢欣的日子，可以回国了。

对于钱学森的离去，他的导师冯·卡门感慨道：

“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

当钱学森向他告别时，冯·卡门博士深情地说：

“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1955年9月7日，陈叔通先生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表明了来自北京的关怀：“您6月15日的信件收到。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通知：禁止你离开美国的命令已经取消。你可以随时离开美国。电告归期，告知我任何困阻。”

钱学森一家急于离开美国，生怕晚了一步有变。钱学森先是去订购飞机票，但是近期的机票早已售完。于是，只能订轮船票，最近一班轮船是1955年9月17日从洛杉矶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不过头等舱的船票已经售完，只剩下三等舱的票了。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当即买好三等舱的船票。

钱学森在登船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他仍然必须去那里办理一月一次的登记手续。这是他最后一次办理登记手续。此后，他再也用不着受美国移民局的监视了。

钱学森离开洛杉矶的时候，很多朋友送来花篮。钱学森上船之后，由于三等舱的房间太狭小，连花篮都放不下，不得不把一部分花篮放到过道上。

没想到，“新闻人物”钱学森引起一位住头等舱的美国老太太的注意。

在船过夏威夷之后，这位美国老太太忽然请钱学森夫妇到自己的头等舱房间里喝咖啡。钱学森夫妇来到那里，方知老太太是美国的女权主义领袖，在美国相当有名气。

寒暄几句之后，老太太派人把船长叫来。船长不敢怠慢，来到了头等舱。老太太指着钱学森夫妇问船长：“你认识他们吗？”

船长推说不知道。老太太对船长说：“钱先生是世界知名科学家，你怎么可以让他和太太住三等舱？”

船长连忙说：“让我去查一查，还有没有空余的头等舱。”

船长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说是正巧有多余的头等舱，请钱学森一家立即搬进头等舱。

1955年钱学森回国前夕向他的恩师冯·卡门辞行时，卡门很动感情，送给钱学森这张近照并在照片上题名

从洛杉矶到夏威夷，克利夫兰总统号已经航行了七天。船上有空着的头等舱，船长当然早就知道。当时，美方故意对钱学森说，只有三等舱的船票了，以为钱学森也就不会马上就走。谁知钱学森去意那么坚决，就是坐三等舱也要走。得道多助。钱学森夫妇终于在那位爱打抱不平的素昧平生的美国老太太的帮助下，带着儿子和女儿住进了头等舱。

漫长的21天海上航行是很累的，他们一家在到达夏威夷檀香山的时候，下船散步，双脚踏上久违的陆地。然而，在日本和菲律宾，钱学森被告知不能下船，因为那里不是美国的领土，美方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跨过深圳罗湖桥，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钱学森离开洛杉矶时，当地报纸刊登钱学森一家照片

华丽家族

杭州方谷园大宅门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杭州是人间天堂。用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话来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华贵之城”。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视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使这条小巷闻名全国（叶永烈摄）

西湖之东，一马平川，那里是杭州的老城区。从湖滨横穿三四条马路，就来到南北走向的马市街，那里有一条细细长长、绿树掩隐的小巷，名曰小营巷。组成北京的“微血管”是胡同，到了上海叫弄堂，在杭州就叫巷。这小营巷，是杭州众多小巷中的一条。在巷口有一石碑，上镌《江南名巷——小营巷》：

据《杭州市志·建置篇》记载，小营巷在南宋时曾为朝廷禁卫军金枪班、银枪班的驻地。现巷内犹存“银枪班巷”。因有禁卫军小营部队驻扎，故人称“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小营巷名震全国。

那天，毛泽东主席在杭州饭店接见外宾后，正准备离开杭州前往广州。看看时间尚早，毛泽东提出看看杭州市的卫生，因为当时全国正在推行消灭“四害”的卫生运动。

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说，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毛泽东说，那就去看看……于是，小营巷这名字上了《人民日报》，上了众多的媒体。

于是，“1958年1月5日”这个日子，成为小营巷永记不忘的日子，以至在1966年“红卫兵”掀起的改名潮中改成了“一五巷”（1月5日之意），直到1981年才恢复原名。

那时候，跟小营巷相交叉的马市街，原本因南宋时此地为马市而得名，1966年更名为向阳巷，同样直到1981年才恢复原名。

小营巷乃藏龙卧虎之地。在小营巷里，有一座“听王府”，那是1861年12月31日太平军攻克杭州后，镇守杭州的太平军主将听王陈炳文在此设指挥部，人称听王府。小营巷巷中有巷，里面有一条小巷名为方谷园。方谷园全长不过215米，宽只有2米，然而巷里豪门大宅鳞次栉比，当年是富贾贵族聚居之地。

方谷园原本是明仁宗时布政使应朝玉宅邸的后花园。相传应氏欲与富豪石崇的金谷园争比豪华，称后花园为“方谷园”——这“方”字源于布政使又称方伯。

方谷园在清顺治十七年（1660）十月二十三日失火，大火吞噬了应朝玉宅邸，延烧七里，从此仅留地名。于是，方谷园在废墟上重建。

在方谷园8号门口，立着“杭州市历史建筑”石碑。由于主人名唤胡汉威，人称“胡宅”。胡汉威的祖辈是杭州达人。这是一幢建于清朝末年的传统院落式民居建筑，每幢建筑均为两层，两坡小青瓦屋顶的木结构房屋，内有多个天井。

方谷园20号则是傅宅，即傅式说私宅。在20世纪40年代，傅式说曾任汪精卫国民政府的铁道部部长、建设部部长、浙江省省长。

方谷园2号的大门口，如今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

杭州市文物保护点

钱学森故居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钱学森拍摄的杭州方谷园小巷

左图：杭州钱学森方谷园故居门口（叶永烈摄）

右图：钱学森故居已经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叶永烈摄）

根据杭州市房管局的档案记载，在解放前，这座房子的产权就归钱学森名下。钱学森在20世纪60年代写信给杭州市政府，要求将他的私有房产即“方谷园2号”无偿捐献给杭州市政府。但杭州市政府从未收过钱学森的房产，所以至今“方谷园2号”仍是钱学森先生的私有房产，市房管局仅作代管房产处理。

钱学森故居呈长方形地块。前门在方谷园，后门在小营公园，所以这座大院的另一个门牌就是“小营公园3号”。

钱学森故居被五六米高的白色围墙包裹着，大门并不直接面对方谷园，而是朝里推进十几米，所以站在方谷园看过去，只见白墙下石门框里一扇深褐色的大门，并不起眼。推开大门，走过“L”形的过道，来到天井，这才见到高墙内的大院。

这是一幢木结构的典型的杭式大宅，横向面阔三间，纵向进深三楹，中间是两层过街楼式的木屋民居。右侧有一长长的走廊。整个大院有十几个房间，总占地面积为8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802平方米。在第三进后面，有一个颇大的后花园。

格子长窗，雕花门板，所有的房间以及客厅，都铺着地板，一律漆成深褐色。

钱学森是辛亥革命的同龄人。就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12月11日（阴历辛亥年十月廿一日），钱学森降生于上海，不久就来到杭州方谷园2号，直至三岁时随父母迁往北京。当时，钱学森住在第二进房子西侧的小房间里。

钱学森出生在上海何处？

有两种可能：

一是当时钱均夫正在上海创办“劝学堂”，钱学森出生在上海家中。

二是钱学森的母亲怀的是头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格外重视，何况当时家庭经济又宽裕，于是就早早到上海最好的医院待产。至于在上海哪家医院出生，不得而知。

在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妇产科医院，当推“红房子医院”。红房子医院即今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由于医院大楼用红砖砌成，上海人称之为红房子医院。红房子医院的前身西门妇孺医院，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主办的教会医院。

1884年6月由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逊（Margaret. Willianson）女士捐款创建，成为上海首家妇孺医院。笔者曾经求教于红房子医院病史室，询问是否保存着1911年的接生档案，对方答复说没有。病史室告知，该院是在1950年之后开始保存病史。

1929年，钱学森从北京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父亲已于1928年被派遣到浙江省教育厅工作，因钟爱独子，这下就干脆把家从北京搬回杭州老宅。钱学森上大学时寒暑假均在杭州度过，还因患伤寒回杭州养病一年。1934年，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毕业之后，还曾经在杭州飞机制造厂实习。

钱学森杭州故居大院（叶永烈摄）

迄今，钱学森在方谷园2号留下的一帧照片，是在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之后，回到杭州，跟父母、祖母一起在客厅里的合影。钱学森穿着一袭白色长衫，父亲长衫马褂，母亲穿中短袖中式大襟上衣，祖母则是中式衣裙。茶几上放着兰花、银盾，女佣怀里抱着小狗。

解放后，方谷园2号陆陆续续搬进35户人家，这里从独家独户的豪宅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大杂院。一进大门，墙上便钉着一大排电表，电线如同蜘蛛网一般。那只最大的电表的户名，一直写着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名字。那么多人住进这幢老宅，雨天漏水、白蚁虫害、私搭违建，把这豪门大院折腾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

从2002年开始，杭州市园林文物保护局和杭州市上城区政府着手修缮钱学森故居。后来又陆续迁走大院里的居民。如今，方谷园2号已经全部腾空，整修一新。杭州为钱学森而自豪，将把钱学森故居辟为钱学森展览馆，让千千万万西湖的游客也能到这里领略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杭州既“地灵”又“人杰”。

钱学森（左一）和父亲（左二）、母亲（左三）、祖母（右二）以及女佣在杭州方谷园（陈天山提供）

钱学森杭州故居前的纪念墙（叶永烈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