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所谓的禅让制，就是将代表统治阶层的权利，由统治者主动让给别人。“禅”是大力推荐的意思；“让”，顾名思义，意为让出（权利）。在史前，禅让制比较著名的当属：尧舜禹。

尧是当时声望较高的部落首领，在他去世前，并没有将自己首领的权利留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大力推荐了舜，自此，舜成为了部落首领。后在舜去世后，又将首领位置让给了治水有功的禹。这种让位制度，在历史上被叫做“禅让”。但唐朝历史上在禅让制表象下，又包含了复杂的、深层的思想内容，显示出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维度：正统、史实和道统。

根据史书相关记载，617年，唐高祖李渊于太原起兵，在不久之后，便进入了隋朝的都城长安。同一年的11月，隋炀帝的孙代，杨侑成为皇帝，史称隋恭帝。李渊因成绩显赫，被隋恭帝立为丞相，封唐王称号。

隋恭帝

第二年，也就是618年，隋恭帝想禅位于李渊，只因李渊

“功德日懋,天历有归”

杨侑拜李渊为相国，随后便颁布禅让诏书，李渊再三推让，终最后接受禅让，从开始让位到李渊接受，延续了魏晋以来禅让的政治惯例。这是关于唐朝历史上禅让制度的开始。尽管这套形式是起源于魏曹“假禅让为攘夺”，但自此依然成为以后王朝更迭的合法合理形式。比如，在隋恭帝的诏书中就为李渊的就位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其中写到：

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

在禅位诏书中明确写道，李渊能够继承帝位，一方面是他自己功绩显著，深得人心。另一方面是顺应天时，符合天命。并且交代了自己愿意遵从天命，将皇权交于李渊。从近人事和听天命两方面，都确立了李唐政府的正统性来源。不仅如此，在李唐政权正式确立之后，统治者也从禅让角度来鼓吹王朝建立的传统性。

唐高祖 李渊

其一，关于唐朝运的解释。根据汉末刘歆提出的五星相生相克说，唐朝的土德是由隋朝的火德推演而出，火生土，这种相生关系就蕴含着王朝禅让关系合法性的解释。

其二，唐初相关历法的修订同样也对隋朝禅让做了合理解释。根据《旧唐书·律历志》记载：

“高祖受隋禅,傅仁均首陈七事,言戊寅岁时正得上元之首,宜定新历,以符禅代,由是造《戊寅历》。”

《戊寅历》历法上的“上元之首”正是唐高祖李渊接受隋恭帝禅让的戊寅年，这也很好的说明了李唐王朝的起源于隋朝的禅让。

虽然隋恭帝的让位，在李唐政权鼓吹合法性的建立上有必然性的因果联系，况且李唐政权本身就是受到禅让所建立起来的，但是唐人却对禅让的史实抱有另一种批判和质疑的声音。而受益于禅让制的高祖李渊就是其中代表。

唐高祖 李渊

唐人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李渊的禅让史做出明确的记载：

密加夷戮，专权任己，逼令让位。

根据文中的叙述，我们大体可以知道以下几点：

第一，李渊认为在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可以有两种办法，其一是革命其二则是禅让，两者方法虽然不同，但是政权的合法性上都是相同的，就像尧舜禅让的美德和汤武革命之立功，都是顺应天时之举。因此，李渊从顺天应人的角度上承认了禅让制度和革命制度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作用。其实随着这种禅让制和革命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开始从表面上的禅让逐渐过渡实际上的革命上来，如此说来，李渊所标榜的禅让其实已经脱离了禅让制最原本的含义概念，已经开始过渡到改朝换面的革命上来了。

第二，李渊虽然接受了隋恭帝效仿魏晋以来的禅让模式流程。但在他的内心对魏晋以来的禅让模式是不认可的，甚至可以说是加以鄙夷的。他认为魏晋以来所施行的禅让，只是为了统治者的一己私欲，早已失去了尧舜时期天下为公的本心，因此他以为，魏晋以来所实行的禅让之礼，都只不过是皇帝对自己的过度美化，根本没有资格和汤武所实行的革命所媲美。

唐太宗 李世民

不仅如此，除了李渊之外，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用

“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

这种话来评价当时隋文帝接受北周的禅让。这更加能说明，在唐时，他们对魏晋以来所实行的禅让政策是不满且更是嗤之以鼻的，即便是在唐前期的正史并未对魏晋以来的禅让进行绝对性的不认可，但在很多的史论评价中，总能感受到这种鄙夷之意。

比起唐前期对禅让史实的质疑和批评态度，唐中期、晚期对禅让制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与反思。

首先是中唐时期著名代表作家陆淳。他从民本思想角度出发，认为尧舜禹时期所实行的禅让制度，是儒家思想在那个时期的一种表现，是当时最适宜的一种政策制度，禅让制的优越性是像其他世袭制度所不能比的，并大量引用孔子《论语》之言，进行作证。

韩愈

就此，韩愈针对禅让与世袭、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和魏晋时期的禅让进行对比。《对禹问》一文中，详细说明了上古时期统治者从禅让到世袭的演变全过程，并客观分析了形成原因。他指出，尧舜的禅位，选贤举能，是为了让天下百姓过的更好，禹传位给自己的儿子，是为了避免后世争夺君主的祸乱，尽管两者方式不同，但目的都是共同的，都是出于对天下百姓的考虑。对于世袭制，韩愈并未完全持有肯定或否定态度，而是进一步的解释了其出现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首先，传位于他人本是不定，所以容易产生猜疑和纷争，而世袭关系，血缘是确定的，可以有效避免这些猜疑和纷争。其次，传位于外人，若是无能之辈，必定会引起上下不满，从而产生祸端。就此考量，不如传位于子，即便不是圣贤之人，也可守法而治。因此，韩愈眼中的禅让制和世袭制都是有出现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都是出于为天下苍生考虑的原因。如果说韩愈的论述观点侧重点在于上古时期君位的传承方面

柳宗元

那么柳宗元对尧舜的让位、禹启的世袭和魏晋的禅让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柳宗元指出，历史上的禅让，有出发点和达成的结果的不一样，但所处于的一种状态是一样的；那就是前代君主注定被遗忘，后任统治者继续为民众所拥护。对于尧舜的让位，他是这样的解释的：尧想要禅位于舜，但不能立即交给他，因为尧还未被百姓所遗忘，舜也并未顺应人心。只有等舜慢慢建立功绩，得到民众拥护，民众渐渐将尧遗忘，舜才能真正继承王位。以此类推，对于禹启的世袭他也是用“前者忘，后者系”的理论来解释。

大禹治水，功绩显赫，得到人民拥戴，后伯益作为下任继承人选，因未能得到民众信任，后启的贤能为人所知，最终由启继承王位。而对于汉魏禅让之事，柳宗元认为，和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度一样，汉魏时期的禅让也是符合“前者忘，后者系”的情况，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君主是顺应天时，自然被世人所遗忘，而后者则是因其腐败，被人民主动抛弃，失去民心。

尧舜禹

综合上述所知，对于唐朝前期，中期、晚期的唐人对禅让史实持有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评价，对禅让史实的认识和评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除此之外，无论是从禅让制本身发展特点还是其与世袭制的对比转变，评论家所围绕的问题核心都是在君权继承的合理性上。而在这种合理性的背后，其背后关键要素就是民心，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当然，这种论述核心与当时评论家所属的政治环境有关。面对动荡的政治格局，韩愈、柳宗元等大家们，此举是为稳定民心，缓解军民矛盾的重要之策。

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对于禅让制思想观念的态度，一直是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无论是从正统、史实还是道统方面，对于禅让制的看法一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李渊登基

唐前期时，李渊虽然对魏晋“假禅让”有着清楚的认识，但碍于禅让传统的延续和出于对李唐政权存在合理性的解释，他自愿接受禅让之名。与此同时，魏晋以来，禅让史实的虚假性在人们认识中不断的深化，从而影响了人们对于禅让制整体的客观评价。

甚至出现了像刘知几这样的史学家，其观点质疑上古帝王的崇高德性，遭后人诟病。直到中、晚唐时期，随着儒学的复兴，尧舜禅让的德行又得以重新发扬。出现了柳宗元、韩愈等学者，从民本思想出发，将禅让史实重新进行整合，综合禅让制和世袭制的特点，对其进行客观评价与判断。虽未彻底消灭正统和史实之间的矛盾，但也对汉魏、隋唐时期的禅让做出了合理化的解读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