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时期，西江中下游流域人烟稀少，河网密布，动植物种类丰富。西江中下游的山谷地带散布大量的越人聚落，今天当地乡村还能发现大量保留含有“垌”字的村名。秦汉时期，西江流域被纳入版图，由于与湖湘和番禺有水路沟通，汉代沿桂江至西江中游开始出现成规模的汉人聚居点。唐至宋时期，中国经济中心向江南地区转移，宋元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宠”是长江流域与福建地区，长江流域发展的辐射仅仅波及岭南地区的一部分，广州一地及桂北、粤北地区成为岭南较先发展的地方。
明初中央对岭南社会施以有效的管治。然而尽管明朝政府诉诸大量精力管治南疆，国家秩序并未完全在南疆获得稳固地位。
一：明清中期，西江中下游区域的复杂局面明初施政带有浓厚的传统“仁政”色彩，减免贡赋、徭役成为内容之一。除免除一些困顿州县的钱粮作为必要的稳定措施外，明朝针对两广距政治中心较远的地情，下令停止一些远途的转运行为。明初对工商业的政策主要是清理繁重税课，重新厘定税率。
明朝政府对商业的态度在于其必须规定的范畴内运行，远程走贩的商人，只要在情理之内活动，则会受到保护。明朝上层规范官员行为，禁止官吏盘剥商人，间接起到盘活地方市场与全国市场的作用。洪武二十四年，明朝政府对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明初时期的两广还是地广人稀的状态，鉴于此，政府组织一些移民垦田的行动。一些汉族移民越过南岭进入两广，定居西江中下游地区。
明初西江流域移民的范围分散到两广，有些移民的足迹深入到依然荒芜的西江南岸的泷水县，但西江下游的肇庆府诸县及广州府诸县等处平原地区，明显是移民迁徙的主要方向。在这些移民中，大部分为粤北南雄地区南迁，其余为全国各地的州县，亦有从西江中游北迁至府江山区。明初永宣朝西江下游肇庆府的盆地与平原垦辟出大量耕地，这些耕地位于地形平坦的沿河地带，便于灌溉，但又易受水患。相比于宋元时期的“地瘠民贫”状况则又有了很大的改善。明初岭南的经济开发基本以兴修水利、拓耕土地为主。自秦汉将岭南纳入版图后，明初的管治较之前历代更具深度与广度。 明代前期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市场发展上却存在不可忽略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两点：一是宝钞政策未推动区域市场发展。二是国家控制地方的深度依然不足。
二、明清中期，西江中下游区域治理的困境及其原因明初统治阶层与地方官僚对于西江流域复杂的族群状况，大抵采取安抚态度。永宣时期的族群关系虽偶有冲突，但大体融洽。然而承平日久，地方官僚对地方局势的警惕心放松，怠于职守，甚至连基本的城防设施都荒于修建。故在大规模地方动乱来临之时，西江中下游流域各州县完全毫无防备与应对措施。
随即西江流域接连爆发两次起义事件，此两场起义均波及西江中游，威胁珠三角，动摇桂北的行政中心，起义参与方突破了族群隔阂，有不少所谓“流民”参与。为了平定地方叛乱，明王朝调配大量狼兵戍守西江，但是戍守的狼兵内部也出现争夺田产事件。 为了更好地对南疆实行统治，西江流域作为岭南地区的纵深地带，国家与地方均重视对其经略。修筑城池以御叛乱成为明中期各州县官府的政绩之一。
明中期以前，两广政府基本各自为政。起义时，两广官府沟通不畅，资源分布不均，各部兵马与钱粮陷入了调动的困境。为摆脱各自为政的困境，景泰三年，明廷开始筹划统一两广军政，初置大员统筹。总府建立后，地方大员对西江流域的枢纽城市进行整顿。以说由于岭南局势的不稳定，明中期基层市场的发展是 建立在依靠官府庇护之下。明中期社会动乱频发，给地方生产水平的提高带来较大的局限。
明中期地方动乱的成因是什么？
明中期两广的社会变迁亦不能仅仅立足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上。其局势动荡的背后，有当地各种势力对地方开拓的参与及各方参与市场的因素在内。 首先，明代前期的岭南地方发展并非只有汉族的移民屯田，各个族群均在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其次，各族群相互独立的拓植环境与明中期的地方矛盾有着较大关系。山地密布是西江流域各州县的地形特点。其次则是丘陵环绕的盆地，第三，当地族群意欲利用商品交易密布生产力不足，然而区域市场未能很好发育。
三、明后期，区域市场中心地的形成在整个区域市场形成过程中，必然有一个增长极在诸项因素完备的情况下率先形成。进而有利于突破地理空间的隔阂，最后推动区域市场的形成。珠江三角洲因为汇集华南各河流，并濒临大海的缘故，在明中期顺利平定地方叛乱后，当地社会“儒家化”推动了市场圈整合，成为区域中心地。
珠江三角洲市场圈的形成得益于水路汇通与外贸的繁荣，珠江三角洲汇集了西江、北江、东江的水系，大量物资、人员流通必须在珠江三角洲落地或中转。明中期的珠江三角洲从而在围田垦辟与对外商贸共同作用之下，经过不断变迁，最终整合成为区域市场的核心地区。两广区域市场的形成开始于地理空间的整合，明中期珠三角的崛起是形成市场中心地的重要体现，随着西江流域中下游局势的平定，珠江三角洲市场圈的整合与西江流域进行对接，清代区域市场的格局由此产生。
四、清初对西江中下游地区的管治清朝初年，连年征战，再经长期的管治，西江流域腹地的收复预示着广西其他边缘地区的平定。清朝得以在两广确立统治地位。岭南的“明亡清兴”历程在于双方政治与经济实力对比的失衡。
南明从弘光帝登基一刻起，便陷入了军将擅权的局面。军将控制了财政大权，南明朝廷失去统筹财政的能力，后期的控制区被分割包围，又偏居于政治、经济上的边缘地带，便无法与掌控了经济核心区与 掌握了强大经济统筹能力的清朝对抗，失败在所难免。
在对抗“三藩”与郑氏的斗争中，尽管弊政迭出，但在地方经略中善于安抚与驾驭基层，才得以让清朝最终成功地获得全中国的统治权。在地方树立“正统性”的过程中，因为岭南作为 “帝国南疆”的区位，除了以儒家伦理作为教化工具外，民间信仰拥有深厚的基层舆论基础。其不仅帮助清朝脱离了原有的困境，同时鼓动当地社会尊崇被设定好的民间信仰，在康熙后期商品经济再一次发展时，移民势力借助俗神文化的平台建立会馆、庙宇，凝结乡族情义，与当地土著形成互动，进而培育市场交易圈。
五、清前期，西江中下游地区市场发展从康熙后期放开海禁到乾隆时期，西江流域的市场经历了从空间拓展到深度整合的历程。地方社会亦经历了由“乱”到“治”的艰难整合过程，这是市场发展中，市场自发性引起社会矛盾激发的结果。
因此这一时期的市场发展拥有两面性，从米粮贸易、食盐运销、官矿商办进行中，官方对市场采取积极态度。而在市场整合下岭南各族群利用市场达到了互通，走向地方社会整合。首先，朝廷协助发展地方市场经济，由于区域缺粮，官方便组织土地垦辟；其次，官方调配米粮流通。
第三，西江流域的官盐运销；盐是国家统一调配的物资。中国幅员辽阔，而盐产地有限。盐课是朝廷的主要收入。清代沿用明代的盐引条例，允许商贾凭引贩盐，但对盐引的管理十分严格。第四，矿业官督商办与两广矿产运销； 雍乾时期是两广矿业的大开发时期，两广许开矿厂采取官督商办性质。在这一时期的开发中，原来府江支流繁荣的矿业继续得到开发，并引入商贾进行运销。
到了清中期，西江中下游地区市场已经相对繁荣，地方社会也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嘉道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在乾隆时期的基础上仍然得到了发展，“化内”措施显著，地方局势安定。社会百业出现多元化经营态势，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最突出的就是米粮市场与商品性农业发展，嘉道时期区域的市镇的发展也达到了一定水平，流域市镇的勃兴是区域市场发展的结果，广西本地又有“无东不成市”的说法。今日西江中下游各大镇与名镇格局的奠定可追溯至嘉道年间。
总结：市场发展需要通过各种因素的整合，市场与权力的关系是需要审视的重要关系。明代西江流域基层市场率先发展，但需要官方维护。清前期是西江流域区域市场的发展期，康雍时期市场空间得到扩张，乾隆时期完成市场整合。
一方面，米粮市场是区域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内河盆地依靠米粮市场得到了开发。 官府利用西米东输的契机实现了岭南核心地区的粮食平衡，官府权力发挥了主动，助推与利用了市场的发展，实现物资调配渠道的拓展。同时实现空间拓展 的还有官盐的运销。
另一方面，山区占据了西江中下游流域相当部分版图，甚至 粤桂边界地区基本由山脉与水网交错构成。因此，在两广市场的发展中，山区的空间开发是市场扩张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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