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一支臭名昭著的侵略军，其狠毒之甚，对中华民族荼毒之深，前所未有。当年无数中国人惨死在关东军的屠刀之下，毒气室之内，实验台之上。
在那个动乱不断的年代，关东军就是令人谈之色变的存在。但中华民族的血性，自古就没断过，即使关东军十分凶残邪恶，依然有无数中国人敢于起来反抗他们。
1938年4月的一个晚上，日本石油株式会社货场突发大火，这处货场位于大连甘井子地区，地处郊外。这场大火持续烧了16个小时，尽管日本占领下的大连伪政府出动大量消防人员进行扑救，火灾还是烧毁了日军战略汽油达6万多桶，当时的伪报纸这样写道：
“10日晚10时45分，从大连市甘井子油厂空地上堆积的石油发火，火势极凶，黑烟弥漫，大连湾上空呈现一片凶恶光景。”
火灾好不容易被扑灭后，日本宪兵队与警察署派出大量人员，将石油株式会社的所在地包围，把当班的中国工人全部集中在院内，逐一搜查盘问，稍有疑点的，便被带走，前后竟有七十余人被抓，遭到严刑拷打。
虽然不乏乱咬人者，陆续又有人被抓，但查来查去，日本人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定罪。日本人没招，汉奸特务们却有办法，他们将被抓的人员数量缩减，将四个工人施加酷刑，屈打成交，将其定成死罪。
差事总算是能够向上交代了，特务们总算心中石头落地。
这场火灾，只是当年关东军物资着火事件中的一起，这些陆续烧起来的大火，均与红色国际特工组织——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或称为“姬守先情报组”）有关。以下就是根据日本占领时期，敌伪档案内容整理出来的“红色国际特工，火烧关东军”的故事。
1931年，对中国垂涎三尺一千余年的日本人，继占据台湾、澎湖、旅顺、大连之后，再次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军国主义的血液，从古代起就流淌在日本人的血管里，始终未衰。
只是在中国强大时，日本人会变得十分恭顺，又是拜师又是朝贡；一旦中国衰落下去，日本人的那副狼子野心的欲望就完全显露出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将东北地区全部占领。日本人在东北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1934年7月的一天，上海公共租界，一家咖啡馆里，行色匆匆的一个年轻人，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与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接上头。此人是从苏联刚刚受训归来的姬守先，而与他秘密碰面的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中国区负责人鲍威尔。
鲍威尔以美国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坐镇上海，指挥中国境内各共产国际情报小组的工作。
日本人侵占东北地区后，把这里当成巨大的资源库，源源不断的煤炭被开采，大量的木材被砍伐，连同粮食一起，这些物资全部被运往日本本土，而数不胜数的枪支弹药，则从日本运至东北关东军驻地。
日本资本家也抓住有利时机，在大连等城市开设许多工厂，生产大量产品以满足日军侵华需要。
如大连这样的城市，当时成为日军侵华的物资基地。鲍威尔命令以姬守先为首，建立以大连为中心的共产国际情报小组，对日军后方基地进行破坏。但鲍威尔欣赏姬守先的才华，并没有让他实地去组织人员，而是把他留在上海做自己的助手，全权遥控指挥大连情报组的工作。
想要干大事，就得有人手，遵照鲍威尔的指令，姬守先开始派人在大连的数万工人中，物色人选，组建情报小组，开展对日本关东军的破坏活动。
计划容易，实施艰难。想要在数万人群中，特色到合格的、忠诚的人手，非常不容易。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姬守先组建起一支30余人的情报小组队伍。
1935年6月25日晚上八点，大连某油漆株式会社的货场内，突发大火，烧毁了一批物资，但数量并不多，日本关东军以为火灾纯属意外，也没有放在心上。
他们没有想到，这场看似不大的火灾，拉开了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对日斗争的帷幕。
从1936年夏天，至1937年夏天，一年的时间里，姬守先指派邹立升等人，在关东军陆军的仓库、大连码头仓库等地，燃放了十场大火。
一次是意外，两次是意外，但频频的“意外”，引发日本关东军的注意，他们特意从东京请来火灾事故查验专家，进行现场勘察。他们查来查去，没有发现什么头绪。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新仇加旧恨，共产国际东北情报小组决定狠狠教训一下关东军，以解国土再次被占的心头之恨。
同年九月下旬，姬守先、秋世显、邹立升等人，接连针对日本关东军的企业、码头、军用仓库等设施进行破坏，三个月内，烧毁日军五百多万元的物资。
1938年4月，北风狂吹，气温有点偏冷，日方守卫人员见接连数月没有什么动静，防守出现懈怠。4月10日，日本某石油株式会社的仓库区，显得很平静。午饭时候，一位在这里工作的工人，悄悄溜到34号仓库边，把一块肥皂一样的东西，放进一个角落，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晚上10点多，34号仓库突然冒出阵阵黑烟，等值班人员发现时，大火已借风势把两个仓库燃起来，消防队出动扑救，但无济于事。
这场大火，烧伤了5名日军，烧毁了数万桶供给前线侵华日军的石油和大量石蜡，给日军造成巨大损失。
很快日军再次成立起一支100多人的便衣警察队，负责侦办此案。他们分散至工人之中，装作是新招入进来的工人，装模作样地工作，严密观察着动静。由于姬守先情报组又暂时停止行动，加之关东军的仓库、码头太多，敌人的监视人手不足，折腾了一顿之后，敌人依旧没有查出什么。
石油株式会社的大火，极大地鼓舞了共产国际情况组的成员。与此同时，关东军在东北的占领统治越来越残酷，动辄杀人屠村，共产国际情报组成员的亲人、乡人均有人遇害，大家找鬼子报仇的心情越发强烈。姬守先决定趁热打铁，继续对关东军的设施物资进行破坏。
4月23日晚上，情报组成员陈更茂悄然来到吾妻桥码头，趁人不备在货场的物资里放了一个延时发火装置。按照预设时间，那个发火装置应该在当天晚上就要自动点着，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也没有反应。
焦急不安的陈更茂趁着干活的空挡，来到现场查看，孰料，当他接近现场的时候，装置居然着了，恰巧敌人的巡逻队路过，陈更茂躲避不及，当场被抓获。
伪大连水上警察署如获至宝，立即展开审讯，但陈更茂辩称这个装置是有人个人交给他的，让他放进仓库里，以此领取赏钱。敌人将计就计，当晚在吾妻桥码头点起一把火，制造火灾假象，想诱捕陈更茂所说的那个“幕后指使者”。当然这纯属是瞎忙乎，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幕后指使者，如果说真有的话，那么也是远在上海的姬守先，敌人根本不可能在码头现场抓到他。
一次次的抓捕失利，令日本关东军既愤怒又惶恐不安，每次大火烧毁的都是日本国内、前线战场急需的物资，火灾之后总有相关的责任人被严厉处置。1939年9月，日本关东警察厅增设“外事活动警察课”，抽调有经验的警察、特务集中训练，并在大连各仓库、码头进一步安插线人，增加岗哨，严密监视工人们的一举一动。为取得进展，他们还悬赏，给每个能够提供有用线索的人奖500元。
在敌人留下的档案中，记载着“不眠不休严查七天，然一无所获。敌纵火方式妙，人员杂而隐，物资损耗甚巨”的文字，说明姬守先情报组的火烧关东军的行动是卓有成效的。
敌人焦头烂额之际，大火依旧着个不停，1940年2月的一场大火，大连机场的三架日军飞机被烧毁，同年6月的一场大火，关东军仓库的5万套军用毛衣和大量军用饼干被焚毁，损失多达700多万元。
正当姬守先情报组的行动顺利进行之际，厄运降临，由于情报组的某个成员在跟一个小工头喝酒时，酒后失言，泄露了身份，被捕后叛变投敌，致使日本关东军顺藤摸瓜，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将大连情报组全部成员抓获。一个月后，情报组负责人姬守先在上海被捕。
成员均遭受到严刑拷打，非人折磨，至少十名成员被酷刑折磨致死。1941年2月6日，日本关东军在伪报纸上公布了多达51人的情报组成员名单，姬守先、邹立升、秋世显等12名勇士在狱中被处死，包玉侠等人被判处7至10年不等的刑期。
1945年，大连解放，在押人员中，有11人还活着，当他们骨瘦如柴地走出日本人设置的监狱时，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而情报组的其他成员却早已悲惨地死去。
据日本关东军档案记载，从1935年至1940年间，共产国际大连情报组（即姬守先情报组），仅在大连地区就实施放火、爆炸57次，给日寇造成多达3000余万元的损失。当时的日元可是非常值钱的，1日元就能买到3公斤大米，3000万日元相当于关东军一支75000人的部队一年的军费。
当年，我们的英雄情报组，尽管没有在前线战场上与敌人厮杀，但他们同样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面临着血与火的危险。岁月无情，姬守先情报组最后一名成员也已经故去多年，但英雄们的事迹犹如一座丰碑，必将永远被后人所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