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20日，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在北京中山纪念堂举行，大会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这场追悼会悼念的人物，非同寻常，是我党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李立三同志。
会场一位白发苍苍的、长相与众不同的女士异常悲戚，她用颤抖的双手，在本应置放骨灰盒的台子上，摆下一副眼镜。这位女士是曾与李立三同志患难与共的妻子，前苏联人李莎，而她现在能够找到的李立三的遗物，只有其生前戴过的这副眼镜，他的骨灰早就不存在了，生前的衣物及其他用品也没有了。
与会的同志们只能对着这副眼镜，寄托着他们深深的哀思。
“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一英雄天下少，名号隆郅李先生，出洋法国转回程。年纪只有二十四，祖籍湖南醴陵。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工会湖南来办起，劳动工界结团体。隆郅安源办学堂，先禀知事到萍乡。知事看他出告示，准他办成俱乐部。“
在江西安源有一首著名的民歌《罢工歌》，歌中的”隆郅李先生“，就是我党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
1899年，李立三出生在湖南醴陵县阳三石芋园府内，自幼家境不错，按常理，他可以在这样丰裕的家庭里，好好读书，将来从事安稳的职业，渡过一生。然而，李立三天资聪明，与众不同，他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走读书之路。
列强入侵，瓜分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深深触动着少年李立三，生性活泼，又善于独立思考的李立三，由此便产生了忧国之情，他常以“忧国子”为名，写下一些主张救国的政论文章，贴在中学的墙报上。1916年，他来到长沙读书，曾经循着“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的指引，与毛泽东结识，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中学毕业后，就如周恩来、方志敏这样心怀天下的人一样，李立三同样抛弃富裕的家庭，站在自己原来阶级的对立面，转而为劳苦大众鼓与呼。
在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9月，李立三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常以“佐夫”的笔名，发表文章，进行演讲，领导留法学生以及在法华工进行游行，争取中国人在法的合法权益。一年后，法国政府向北洋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他被采取暴力手段押解回国。
这位被同学们誉为无畏“坦克车”的斗士，抵达上海不久，于1921年12月10日，面见陈独秀，陈述在法国留学以及组织学生运动的事情，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受陈独秀的派遣，李立三回到湖南，准备跟随毛泽东赶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时至年底，湖南长沙的大地上，寒气升腾，李立三急匆匆地向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奔去。这里的女主人杨开慧听到门外急促的脚步声，迅速出门循声张望。李立三性子急，抢先自报家门：
“我名李隆郅，在北京杨昌济老师家见过你。我要找润之兄，我这里有陈独秀书记的信“。
听到声音，毛泽东放下毛笔冲到门外，伸出双手说：”洞庭有归客。”李立三紧握毛泽东的手，对曰：“潇湘遇故人。”杨开慧乐了，“难怪今早喜鹊叫喳喳，原来有贵客来临！”毛泽东看过陈独秀的信后说，“你来得正好，我正愁安源的工人运动没有人去开辟呢。”
第二天，毛泽东、李立三以及湖南的几个同志一道去安源。李立三以教员的身份留在安源办工人补习班和国民学校。他结合现实，把文化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启发工人们的觉醒，激起他们的斗争精神。他吸收一批先进工人入团入党，建立工人俱乐部，积蓄罢工力量。同年9月，上级派刘少奇来到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安源工人运动，李立三任总指挥，9月12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拉开序幕，历时四天，17000余名工人参与罢工，迫使路矿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等大多数要求。
1924年1月，李立三来到上海，担任工运委员会书记，为方便工人们熟悉自己，他正式将名字由原来的“李隆郅”改为“李立三”。此后的数年间，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李立三又先后领导了“五卅运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反帝斗争“等革命活动。
因杰出的领导才能，崇高的威望，李立三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为工人运动奔走。但“四·一二”事变突如其来，紧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陈独秀妥协退让，革命同志大量牺牲，李立三对此倍感痛惜。
1930年，李立三担起中央的负责工作，在他的主持下，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在这份决议中，李立三把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更加系统化，形成了给他带来一生厄运的所谓“立三路线”。他命令红军攻打南昌，并加紧部署南京暴动、武汉暴动和上海总罢工等冒险主义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历史的人物，一定会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李立三的这种盲动，有一定的外在因素：1929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国工人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在国内，蒋介石与李、白、冯、阎之间进行大战，暂时无暇顾及苏区与红军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力量都有较大的增强，至1930年五月，全国共有15块根据地建立起来，红军总数达到10万人。
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不容易的，对党的事业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而立之年的李立三被喜人的革命发展趋势所鼓舞，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左”倾决定。
惨痛的进攻失败，加之瞿秋白、周恩来的批评与帮助，令李立三警醒过来，半年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被停止，李立三也诚心诚意地在全会上做出自我批评与检讨，他勇于剖析自己，勇于承认错误与承担责任，他接受了同志们对他“路线错误”的决定。
对自幼忧国忧民的李立三来说，职位什么的并不重要，革命事业才是首位，他并不计较什么得与失，即使是被大家批判，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也只是视为大家对自己的帮助，他仍然以一颗无私的心去努力工作。
然而，树欲静，风却不止。李立三在不久之后被共产国际召往莫斯科“述职”，开启了他人生又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召开多次会议，听取李立三的汇报与检查，面对苛刻的指责与严厉的批判，他还是诚心地一再做出自我批评，最后的结果，只是得到一个“他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的结论，他被责令留在莫斯科，改名李明，前往列宁学校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再教育，隶属于王明负责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但他的耿直性格与王明很难调和。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开幕之后，中共代表团数十人齐聚在一起庆祝，王明与康生发起一个倡议，由于李立三的影响力很大，他们拿着倡议书找到李立三，让他签字作为倡议人之一。
李立三一片赤诚，一颗公心，他认为在莫斯科的少数党员根本无法代表全党。他严词拒绝在倡议书上签字，并积极向留在莫斯科的其他同志说清真实情况，致使王、康两人的计划流产。此事给李立三带来了隐患。
此后数年时间，李立三的日子不好过，如小媳妇儿一样生活，内心苦闷无比，但巨大的责任感又促使着他依然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交办的工作。
在外文局工作期时，一位苏联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位姑娘来自莫斯科千里之外的村庄，名为“丽扎”，本来祖上是世袭贵族，但恰逢那片大地上风起云涌的革命活动，她的家族也受到影响。丽扎成长于新时代，接受新教育，自小品学兼优，中学生时代，成为学生社团的主席。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有一次，丽扎翻看一本讲述中国革命的画报，上面的一张照片把她吸引住：大型群众集会的现场，主席台上一个身着长袍的年轻人，正慷慨激昂地伸出手势，向台下人群做着演讲，下面的文字注释着“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次工人集会，演讲者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
“李立三”，这个名字，印在了少女丽扎的脑海里。
1933年初秋的一天，丽扎和女友柯拉娃一起来到朋友家里，刚进门，她们就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男青年，正在同人热切地交谈。丽扎感觉眼前的这个人似曾相识。
“这是李明同志。”朋友向她介绍说。交谈中，丽扎才了解到，眼前的“李明”，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李立三，这一次会面，双方对彼此都留下美好的印象，莫斯科的街道上、路灯下，公园里，小河边，都印下他们的约会足迹。白天的李立三，一边拼命地工作，一边接受着批判，只有傍晚是属于他自己的，与心爱的人一起徘徊徜徉在城市的角落，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两个人身影相依。李立三仍然选择坦诚相待，这就是他的性格，对工作如此，对同志如此，对自己的爱人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在国内的经历，特别是工作上犯下的错误，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丽扎。
他痛惜地能丽扎说：“我那时年轻，被当时胜利冲昏了头脑。那时候，我是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到处演讲作报告，撰写文章，发号施令，结果犯了重大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我深感痛心，我来莫斯科，就是向共产国际作检查的。”
坦诚布公地交谈，使丽扎认识到李立三是位襟怀胆荡的君子，为人光明磊落。三年多的相处，两个人真诚地面对彼此，情愫渐生，丽扎认定这个中国男人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他的智慧、口才、组织才能，为人处世的态度，那种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却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每一处都深深地吸引着自己。
而面对热情奔放的俄罗斯女孩，李立三用其特有的直率，把自己曾经有过的婚姻和盘托出，加之他所处的政治处境，也毫无保留地向丽扎说明，希望她能够冷静地考虑他们之间的感情，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住丽扎对他愈发炽热的爱恋。
1936年2月，37岁的李立三和22岁的丽扎在苏联结婚，正如晚年丽扎深情地回忆：
“我们恋爱时，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得知他就是那个曾犯过大错的李立三时，都好心地劝我不要和他交往，但我从未将他的错误与我们的恋爱联系在一起，人的一生都有错，何况立三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只是一个诚实可爱的青年。一个曾经犯过政治错误的人很难得到人们真正的理解与信任，但我从未对他失去信任。”
年轻的俄罗斯姑娘丽扎婚后，改了一个中文名字：李莎。她带着美好的憧憬，以坚定的意志，选择了“异类”的男人，只是因为爱他信他。只是她未曾预料到，这个选择将会带给她越来越多的考验。
夫唱妇随，和和美美的日子才过去两年，1938年2月的某天凌晨，他们安宁的小屋里，几个来自内务部的苏联军人破门而入，将仍在梦中的李立三抓走。
李立三被逮捕时，李莎正在莫斯科师范学院法语系二年级学习。丈夫被捕不久，李莎所在学院团组织找她谈话，告诉她说，”李明（即李立三）是人民公敌，你必须与他划清界限，脱离夫妻关系。“李莎坚决不同意组织的这个建议，她不知道内务部给李立三安了什么罪名，但她相信丈夫是无辜的。
“我同李明共同生活两年，没有发现他任何可疑的地方，他是一个革命者，这样的人不可能犯罪。”
几次动员无效后，团组织专门召开团员大会，给李莎两条出路：或者同意离婚，或者被开除团籍。
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之下，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己见，但李莎坚持真理，坚持信任，她毅然决然地交出团证，默默地离开会场，全然不顾全场人的惊诧眼光。
李莎被赶出学生公寓。走投无路的李莎只好回到娘家，挤在小屋里，亲人们也多有劝导与抱怨，可是这个俄罗斯姑娘还是无比倔强，她非常信任李立三，相信自己的眼光没有错，她对他的爱情忠贞不渝。
为寻找到李立三，李莎几乎跑遍了莫斯科大大小小所有的监狱，每到一处都要排队好几个小时，得到的回答不是“没有此人”，就是“已转到别处去了”，一次次心怀希望，一次次希望落空。但她没有放弃，决心继续找下去，经过六个月的艰苦周折，1938年8月，她在“塔岗卡”监狱找到李立三的名字。然而，李立三被定为“政治犯”，不允许家属探视，只能经过允许，给犯人送些钱与日用品。
心中无比惆怅地回到家里，李莎犹豫了整整一个夜晚，她无法理解内务部为什么逮捕丈夫，而她面对的困难，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道明的。现实与爱情，生活与相守，究竟选择哪一个？李莎考虑着，内心斗争着，天明时分，她最后坚定下信念：丈夫李立三定然无罪，我一定要等他出来。
从此，她每月从250元的学院奖学金中，挤出50元，送到监狱，转交给李立三。夫妻两人近在咫尺，却隔着一堵墙无法相见。妻子给自己的钱与生活用品，李立三拿在手里，心里感慨万千：时值特殊时期，这些物品，月月不落，无疑是在表明一个柔弱女子对自己坚定的支持与挚爱，这份支持与挚爱比千言万语更加有力，给予狱中的李立三无比的生活勇气。
自入狱以来，内务人员对他施加严酷刑罚，逼他承认“日本间谍”之类的罪名，坚强而倔强的李立三咬紧牙关，死也不认这些虚构出来的罪责。李立三与妻子李莎在围墙内外，传递着理想与信念，谱写着流金岁月的坚守。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无罪释放，但他的党籍、工作依然无着落，只好寄住在妻子李莎的娘家，后来两个人干脆搬出去找个逼仄的陋室，精心布置一下，当作他们在莫斯科的家。
屋虽陋有人相守，家虽小有爱相伴。李莎从嫁给李立三之后，仅两年是平安无事的，其他时间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可是外表柔弱的她，却始终站在丈夫一边。不过，异国的不幸政治遭遇，令李立三产生出强烈的回国愿望。
他多次向党组织申请回国，期待回去继续为民族的革命事业效力。只是这样的一份等待，六年后才有结果。1945年8月，苏联方面通知李立三，无条件批准他回国，并祝贺他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心情万分激动，乘深夜赶回家中，望着李莎无语凝噎，泪水挂满脸庞。
1946年1月，先期返回的李立三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他立即抓紧学习党在各时期的文件，学习毛主席的重要著作，向陈云等老同志了解情况，他亟待补上15年间落下的功课。
他任劳任怨地干，起早摸黑地工作着，他感觉唯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他先后担任东北敌工部部长、中央委员、劳动部长、财经委员、工委书记等职，建国初，还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他深入实际，开展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制定各种劳动保护与福利制度，督促各级工会要替工人说话，协助抓好企业管理。
李莎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她为丈夫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感到无比高兴。
可是，有人还是以他过去的错误不放，他数次被戴帽，职位被罢免。他仍然持着一颗公心，不断研究问题，向上提出合理化建议，希望尽力为国家作点贡献。
人总有累的时候，经历过人生数次起落的李立三，曾经面对风云不变色的李立三，感觉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昔日的汉子于1967年6月22日死去。
他的遗体被挂上“服毒者李明”的牌子，被送进了火葬场，没有任何人给他送行，朋友们、战友们、同志们自不必说，妻子李莎、孩子正在狱中。
火化以后，他的骨灰没有被保留下来，被随意扔掉了。
“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身只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风雨之后，人们发现了当年专案组与李立三的谈话记录，在他回答的所有问题上，他均坚持实事求是，不讲假话，没有为自己而去牵连任何人。
李莎，作为一名原本很普通的俄罗斯女性，因为嫁给曾经的中共风云人物，人生变得跌宕起伏，灾难过后，她没有一味地怨谁，亦未沉浸在过去无法自拔，她选择将余生献给教育事业，重返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一直坚持工作到82岁。2009年，由李莎口述的纪录片《追寻爱情的远行》出版发行。
“这是命运，命运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2015年5月12日，李莎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