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发生了多次转移，军事战略与都城建立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显得尤为密切。军事战略的需要促使其在战略要地建立都城，同时都城在战时的地理优势以及政治经济优势也推动了其战略的实施。曹氏先后在许昌、邺城、洛阳建立都城，这种都城的区位迁移与当时曹魏政权的军事战略部署密切相关。前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权都许昌，之后战线转至河北便以邺为都，至曹丕时为加紧对孙吴的攻势便于洛阳重建都城。许都的地位在曹魏时期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起伏，先后在其作为汉都、南下征战以及牵制洛阳的过程中地位凸显，以此为视角，可较为清晰地观察曹魏政权的军事战略与都城之间的时空关系。

东汉末年，全国各地进入分裂割据状态，北方地区由曹操逐渐统一，其子曹丕正式建立曹魏政权。曹氏在与北方势力角逐的过程中，先后在许县、邺城、洛阳建立都城，后添谯县和长安并称为五都。裴注引《魏略》：曹丕于黄初二年（221年），“改长安、谯、许昌、洛阳、邺为五都。”开中国历史上五都制之首。五都中真正有都城意义的只有许、邺、洛三都，在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卷四十《许邺洛三都》中记载：“其实长安久不为都，谯特因是太祖故乡，聊目为都，皆非都也。真为都者，许、邺、洛三处耳。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阳迎天子，迁都许，备见《武帝纪》中，并每有征伐事毕，下辄书‘公还许’。至九年灭袁氏之后，则又迁都于邺矣。”

东汉灵帝中平年间，全国各地割据分裂，董卓火烧洛阳后将汉献帝迁至长安。当时长安极为混乱，还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三辅大旱，“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上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兴平二年（195年）献帝从长安逃回洛阳，无奈宫室破败无法居住，只得居住在旧臣赵忠家中，“天子初至洛阳，幸城西故中常侍赵忠宅。”“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出自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国家纷乱，各地郡守皆拥兵自重，汉献帝无处落脚却无人暇顾。

曹操在当时的纷争中已崭露头角，形成了以许县为中心的割据势力。此时他的身份仍是汉室的镇东将军，在汉献帝无处栖身的情况下，曹操身边的谋臣纷纷建议曹操迎接汉献帝至许县。荀彧建议说：“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指出迎接献帝是顺应大势、收揽民心的好办法。毛玠也指出，“以奉天子以令不臣。”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纳谋士集团的建议，亲自迎汉献帝迁都于许县，自此许县从建安元年（196年）到延康元年（220年）一直作为汉都而存在。值得说明的是，曹操此时并未建立政权，所以许都在名义上仍为汉都，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许昌已成为曹魏政权的根据地。

许县地处中原，属于四战之地，南面和北面分别是刘表和袁绍的势力，“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曹操对与袁氏的作战并无信心，荆州刘表经过数年经营，又有刘备作为其羽翼，势力也大为强盛，因此曹氏在军事上面临着南征与北进的抉择，屡次在南北间周旋作战。建安九年（204年）八月，曹操攻陷袁绍阵地邺城，平定冀州。荀彧建议，“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遘恶，此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曹操采纳其建议，改变了南征刘表的军事计划，主攻黄河以北的袁氏残余势力，将邺城作为新的根据地继续清剿北方割据势力。

曹操

军事重心转移至邺后，曹操大力营建邺城，修建城池、迁徙人口、移霸府，将政治中心从许逐渐北移至邺，并定都于邺。此后曹氏长期以此为根据地，展开对北方的统一及对吴蜀的作战。此时的许县则成了软禁傀儡皇帝的空壳，只留有一些汉室旧臣。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220年3月15日），曹操在洛阳病薨，其子曹丕继位。曹丕经过数月的稳定政权后逼迫汉献帝退位，同年十月正式称帝。曹魏王朝建立以后，对外作战区域主要稳定在江汉、江淮和秦岭地区。在南面，曹操和孙权势力“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在西边，曹操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夺取汉中，但后来在与刘备的争夺中失利，退回关中，双方战线维持在秦岭一线。战线的南移和西移，使得邺城距离前线过远而显得鞭长莫及，兵员粮饷的长途转运存在诸多困难，于是曹丕开始将军事政治力量转移至更加靠近南部的河南，将西部的洛阳设为都城，南部的许昌设为陪都。把原来“霸府”的中军驻扎的地点由邺城迁移至洛阳，改变了当时的以邺为中心的军事政治格局，洛阳成为曹魏新的军事政治中心。

许都的地位在曹魏时期经历了三次明显的上升。曹魏前期，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使其成为政治中心；曹丕称帝以后，在由邺迁都洛阳以及南下作战的过程中，许都成为军政要地；司马氏夺权时，出镇许昌牵制洛阳，许昌迎来了政治地位上最后的高峰。许都的地位起伏是随着战略变化而发生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呼应。

（一）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都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以太平道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军，下令豪强可募兵自保或协助政府作战，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在讨伐颍川黄巾军中大获全胜，“嵩、操与朱儁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曹操因此升为济南相，后改任东郡太守，曹操称病不就，等候复起时机。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以董卓为首的梁州军控制了东汉中央王朝。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遭到以渤海太守袁绍为联军盟主的关东诸郡的起兵讨伐，迫于关东联军的压力，董卓携汉献帝西迁长安。

董卓西迁后，关东联军纷纷图谋兼并，迅速割占地盘。曹操借此机会迅速壮大自身势力。初平二年（192年）击败黑山军，接任东郡太守；初平三年（193年）任兖州牧，收编三十余万从青州涌入的黄巾军，“收其精锐，号为青州兵。”此后曹操在稳住兖州阵脚之后，又收服了汝南、颍川二地的黄巾军，基本占据了兖州和豫州二地，并在许地屯兵，成为中原地区的实力军阀。

许地示意图

许地在诸侯纷争的过程中成了无主之地，位于曹、袁两股势力的缓冲地带，北亦有黄河作为天然屏障，是当时建都的最佳位置。兴平二年（195年），献帝从长安逃至洛阳，暂居赵忠家中，曹操听取了谋士集团的建议迎接献帝。但当时群雄并起，其势力还不足以对抗群雄，西迎天子也费了很大周章，当时他的手下曹洪迎接天子时，“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对拒险，洪不得进”，后由董昭致书，多方周旋才得以解决，所以安置献帝的地点必须选择统治稳固的领地，许县得以成为都城。

建安十年（205年）正月，曹操剿灭袁谭，平定冀州，随即将其作为根据地，在邺营建都城，取代许昌。

（二）南下征战的军事要地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取得荆州，魏吴边境基本稳定下来，沔口以东，孙权采取“限江自保”的战略；沔口以西，两方大致以汉水为界。此后四十余年内，曹魏与吴、蜀两国的南方边界基本维持在长江、汉水一线。

随着战线的南移，曹军南下作战因战线过远，劣势愈发明显。曹操对吴作战区域主要是淮南和荆襄两地。襄樊地区经过连年战乱已无力负担大军的给养，而中原与襄樊之间又没有畅通的漕运通道，只能靠陆路运输粮草，时力损耗巨大，而且当时襄樊后方南阳等地因赋税繁重激发了农民暴动，也无力供养南征大军。曹操为此在赤壁之战后放弃了南郡，在襄阳以守势为主。“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

曹魏五都示意图

从邺城南下行军以及转运粮草存在很大的劣势，虽有水道，但路线曲折，且有逆流，所以曹操赤壁之战后再次筹划征吴时，选择谯县作为兵站，而没有返邺，谯县的涡水可在谯、龙亢，于怀远县入淮。但假若战事前移合肥，则必须自淮河从寿春南下，颍水入淮可顺流达寿春，涡水却必须经过逆流河段入淮，这就给行军带来很大的困难，而魏吴作战的焦点在合肥及其以南，因此谯县作为兵站并不是长久之计。

曹丕代汉即位后，对孙吴的攻势更加明显。“魏文帝受禅后，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在洛阳都城建成以后，许昌仍然别置大量宫室武库，“魏虽都洛，而宫室武库犹在许昌”。文帝和明帝时期，曾多次行幸许昌宫，如文帝于黄初五年（224年）“秋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颖，浮淮，幸寿春。”明帝于太和六年（232年），“夏四月壬寅，行幸许昌宫……九月，行幸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十二月，行还许昌宫。”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和明帝纪中的记载计算，文帝幸许昌宫共达九次，明帝幸许昌宫七次，许昌成为南下作战的重要军事基地。

（三）牵制洛阳的军事重镇

明帝驾崩后，曹魏对东吴的攻势明显减弱，许昌优势稍有暗淡，但很快在司马氏掌权后出现新的高峰。此时许昌的军事战略地位由对外伐吴转向了对内监控洛阳，许昌与洛阳互为犄角可牵制洛阳，其特殊的地位又得以凸显。首先是司马昭出镇许昌，“转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司马昭镇守许昌，在司马氏代魏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此秋，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征还击维，至京师，帝于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帝惧不敢发。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谋废帝。”

司马昭

显然司马昭的力量成为废曹芳的主力，司马氏兄弟分别在洛阳和许昌主掌朝政与兵权，许昌成了牵制洛阳的工具。直到“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许昌牵制洛阳的军队直接进入洛阳，司马昭入驻洛阳总揽朝政，许昌对洛阳的牵制作用才消失。此后许昌作为军镇，仍具有一定地位。

许昌地位的湮没是在正始二年（242年）邓艾上书罢省许下屯田后，新建立的淮南屯田使淮南军队在对吴蜀作战中可直接南下，对孙吴战线的进一步南移，其军事基地、物质基地直接前移至淮河沿线，这直接导致了许昌特殊优势的丧失。此后许昌虽也在平定淮南叛乱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扬州事件的最终解决，许昌逐渐在征吴战争中失去了战略意义，在曹魏的特殊地位也逐渐丧失。

许昌古时称许，是皋陶后代的封地。秦汉时期设许县，隶属颍川郡。曹丕即位以后，在黄初二年（221年），由于“许宫室武库存焉，改为许昌县”，同时因有“魏基昌于许”“汉以许昌失天下”之说，便改许县为许昌，有昌盛之意。历史上的许昌在地理、政治以及经济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这些都促使其在战时地位凸显。

（一）许地的地理优势及战时作用

许昌为许国，秦设为许县，隶属颍川郡。颍川郡设立于秦王政时期，因“颍水”得名，“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以其地位颍川郡，盖因水以著称者也。”颍川地处中原，常为四战之地，“颍川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其西临山地丘陵，属伏牛山脉，东部为淮海平原西缘，同时濒临颍水、汝水、淯水等河流，南可入淮河连接江南水网。在城市区位中，西可连洛阳、西安自成一线，南又可与南阳互为犄角，成为洛阳东进通道。《读史方舆纪要》载：“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自河南而言许州又适中之地也。北限大河曾无溃溢之患，西控虎牢不乏山路之阻，南通蔡、邓实包淮、汉，许亦形胜之区矣。”可见其在自然、交通及城市地理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东汉末年，曹操的势力在割据的群雄中并不突出，甚至处于弱势，要想选定区域作为发展势力的根据地，必须择定一个相对稳定且威胁较小的地区。此时刘表占据荆州，袁绍占据幽、冀、青、并四州，公孙瓒占据幽州、辽西西部、冀州北部，公孙度占据辽西、辽东、青州、营州，孙策割据江东。许昌虽临近刘表势力范围，但势力较弱相对威胁不大。事实印证，曹操将汉献帝迁入许都后，不仅巩固了政权，而且以许昌作为基础向四周进取还逐渐壮大了其政治势力范围，可见许昌在军事地理上的优越性。

曹丕在洛阳登基建都以后，将许昌设为陪都，别置武库，作为南下征吴的重要兵站，“魏受汉禅，以许昌为别宫，屯重兵，以为东、南二方根本。”同时许昌位于洛阳东南，洛阳西北有山川地形可依，而出东南则为平原，因此许昌就充当了东南大门的作用。将许昌设为陪都，在此置重兵把守，一来提供了南下行军之便，二来稳定了洛阳政权。在后来司马昭坐镇许昌时，则起到了牵制洛阳的作用。同时许昌还是曹魏大军的后方基地，“吾今当征贼，欲守之积年。其以尚书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许昌有着保障后方军队的支援、处理后方文书和通达政务的重要作用。

（二）许地的政治、经济优势及战时作用

秦汉以前许地为诸侯国，故其政治基础深厚。东汉定都洛阳时，许昌紧邻帝都，住着一大批东汉开国元勋的后裔，这些士族在此发展了庄园制经济，聚集形成了士族群体，政治实力雄厚。颍川郡是当时名士之乡，在颍川郡的士家大族，他们兴办学堂、提倡教育，积极响应政府儒家文化教育。经过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积淀，士族成为传承文化的大族，颍川成为文化发达、人才济济的地区，与当时汝南郡齐名，有“颍汝固多奇士”的美誉。曹操十分看重颍川人才，曾说荀彧为“吾之子房也”，还请荀彧推荐更多颍川名士，“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继之？”许多士族政治群体成了曹操政治团体的一分子，或成为谋士，或成为重臣，在曹魏的决策核心层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当时与曹氏父子关系最为密切的集团之一。

许昌地处中原，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地势平坦广阔，土壤肥沃，有着天然的农耕条件，这些条件是后来许下屯田、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东汉末年各地割据混乱，豪强地主在此情况下也不能自保，纷纷逃亡，产生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在各郡国置田官，招募流亡人口屯田。“是岁，用枣袛、韩浩等议，始兴屯田。”许下屯田不仅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招徕了人口，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当年就“得谷百万斛”“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许昌成为供养王室和支撑庞大军队的重要基地，同时许昌作为重要的物资中转站，也极大地促进了长远军事战略的实施。

许下屯田在取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后被推行至全国，极大地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打击了汉末以来侵占土地、与政府争夺土地和百姓的地主豪强势力，扫除了国家统一的障碍。

曹魏都城的建立以及地位的起伏与当时政局的军事战略变化在时间上呼应，在空间上都城与战略要地相重合。这一时期的军事战略与都城的时空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契合性，从许、邺、洛三都的相继建立以及地位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曹魏政权军事发展的战略足迹。许昌政治地位三次大的上升是曹魏部署代汉、征吴与巩固政权的结果。同时，许昌凭借自身地理、政治与经济条件迎合了战时的需求，发挥了重要的战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