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任何国家，无论采用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倾向地方自治还是中央集权，都需面对警察权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划分问题，其核心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配置不同的治理权力”。依据《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警察职责可解构为中央、中央与地方共同及地方事权，其中地方事权与共同事权交织，需立法明确界定，地方公安机关的决断边界亦然。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安事权划分和管理体制，从警察权视角深入探讨的并不多见，这或许源于警察权理论研究相对匮乏，而事权划分讨论则蔚然成风。故此，有必要将警察权作为警察法上的特殊议题，从更广阔的警察视角和关联范畴进行探讨。 在单一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下，警察权的中央与地方划分需遵循中央立法，主要体现于《人民警察法》和《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然而，这些规定在归属定性上并不总是清晰明了，往往明示与暗示并存。为此，通过‬采用特定表述与关键词为标准，对其中较为明显的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及央地共同事权进行了梳理：中央事权通常体现为“国家统一规定”、“国务院另行规定”等表述，或涉及全国统一的基本制度；地方事权则明确归属于地方政府或地方公安机关；而共同事权则多依据“国家规定”或上级批准，实行分级实施。这种梳理尽管不免争议，但为具体事权划分提供了初步分析的依据。 《人民警察法》关于警察权央地事权划分主要体现在两个宣示性条款：第6条要求对十四项警察职责“按照职责分工”履行，但未进一步细化职责归属；第37条规定“人民警察的经费，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但原则有待阐释。通过分析条文的表述方式和关键词，可以将相关规定归类为：一是中央事权，包括由公安部统一监制或国家统一规定的事项，以及涉及警察基本制度的条款；二是地方事权，明确由地方公安机关或各级政府负责实施的规定，如交通管制和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的事项，在中央统一规定下，地方可作补充，如奖励、待遇、抚恤和警察权限等。 《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通过依据特定表述进一步划分了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和中央与地方共享事权。中央事权包括需符合国家规定的事项，如警务技术职务设置、任职资格条件、工资待遇、保险、抚恤、退休等制度，以及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和国家行政编制、国家荣誉等。此外，全国统一的制度，如考试录用、处分、申诉等，也属中央事权。地方事权主要涉及地方公安机关权限，如警官职务的设置和任免。共同事权则根据“国家规定”或需上级批准，由中央和地方分级实施，包括公安分局、派出所及内设机构的设立与撤销，技术性岗位的聘任，以及警察录用工作。 通过对相关法规范的梳理可见，我国警察权以中央事权和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为主，地方事权较少且有限。这一格局源于自清末警政革新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始终追求统一的警政制度建设，确保基本制度的全国整齐划一和统筹设计。同时，我国不实行普遍地方自治，即便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警察作为武装性质的纪律部队也不能地方化，使得地方事权呈现局部、有限的特征，并采用可控的授权模式以防止地方化。然而，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和问责力度的加大，“两个积极性”模式因规范不足受到批评，事权不清导致责任不明，因此，亟须通过法治手段对事权划分进行明确规范。 《人民警察法》赋予‬的‬警察权‬中，除消防转归应急部门和“其他”尚待补充外，其余可归为七类，如‬刑事执法、治安管理、道路交通管理、安全保卫、出入境管理、边防管理及计算机网络管理。依据“全国统一”和“因地制宜”标准，可大致划分为中央事权（如出入境管理、边防、安全保卫、计算机网络管理）、央地‬共同事权（如刑事执法、治安管理、道路交通管理）以及少量因地制宜的地方事权（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管制等）。然而，考虑到我国单一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人员流动常态化及跨区域合作需求，并防止准武装力量地方化，地方仅在执行中拥有有限决策权，仍‬需由公安部或省级公安机关制定统一规范。 中央事权与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在实践中差别不大，均通过“层层发包”的方式由地方公安机关执行，体现出“警力下沉”和“执法重心下移”的趋势。在“全国统一”基础上，中央事权应允许局部创新，共同事权则兼顾“因地制宜”，地方事权则多集中于刑事执法、治安管理和交通治理等具体事务，但不具有独占性。整体上，我国警察权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相对较少，且粘合度较高。通过在《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等法规中明确事权划分，引入“全国统一”和“因地制宜”标准，细化地方决断范围，同时通过单行法明确地方事权，促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灵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