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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二年（戊戌，公元458年）

春正月丙午朔，魏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吉凶之会，听开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议国政，故禁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及州、镇，或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过失，有司穷治，讯掠取服。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

乙卯，魏主如广宁温泉宫，遂巡平州。庚午，至黄山宫。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戊寅，南如信都，畋于广川。

乙酉，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丙戌，建平宣简王宏以疾解尚书令。三月丁未，卒。

丙辰，魏高宗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帝大起宫室。

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纳之。

允好切谏，朝廷事有不便，允辄求见，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连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语或痛切，帝所不忍闻，命左右扶出，然终善遇之。时有上事为激讦者，帝省之，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

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数十百人，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

帝谓群臣曰：“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尝有一言规正。唯伺朕喜悦之际，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王公。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少，不过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书令。

时魏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以自给。司徒陆丽言于帝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不立。”

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乃言其贫乎！”

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悦为长乐太守。允固辞，不许。帝重允，常呼为令公而不名。

游雅常曰：

“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为不诬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以为然。及司徒得罪，起于纤微，诏指临责，司徒声嘶股栗，殆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高子独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此非所谓矫矫者乎！

宗爱方用事，威振四海。尝召百官于都坐，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以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此非所谓风节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恸于鲍叔也。”

乙丑，魏东平成王陆俟卒。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

帝不欲权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顾觊之为之，又省五兵尚书。

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上欲重其选，乃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为之。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既而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觊，琳之之孙。彧，谧之兄孙。兴宗，廓之子也。

裴子野论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于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鲜有败事。

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渎，无复廉耻之风，谨厚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于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如河西。

南彭城民高阇、沙门昙标以妖妄相扇，与殿中将军苗允等谋作乱，立阇为帝。事觉，甲辰，皆伏诛，死者数十人。于是下诏沙汰诸沙门，设诸科禁，严其诛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尼多出入宫掖，此制竟不能行。

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荡不拘。帝初践祚，擢为仆射，居颜、刘之右。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抑扬，又好非议朝政，上已积愤怒。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阇反，上因诬僧达与阇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赐死。

沈约论曰：

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傅说去版筑为殷相。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随时俯仰，凭借世资，用相陵驾，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

裴子野论曰：

古者，德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之士，犹显清途，降及季年，专限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唯论门户，不问贤能。以谢灵运、王僧达之才华轻躁，使其生自寒宗，犹将覆折，重以怙其庇荫，召祸宜哉！

九月乙巳，魏主还平城。

丙寅，魏大赦。

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阴山，会雨雪。魏主欲还，太尉尉眷曰：“今动大众以威北狄，去都不远而车驾遽还，虏必疑我有内难。将士虽寒，不可不进。”魏主从之。辛卯，军于车仑山。

积射将军殷孝祖筑两城于清水之东。魏镇西将军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将军傅乾爱拒破之。孝祖，羡之曾孙也。上遣虎贲主庞孟虬救清口，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遣中兵参军苟思达助之，败魏兵于沙沟。师伯，竣之族兄也。上遣司空参军卜天生将兵会傅乾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共击魏兵，屡破之，斩魏将窟瓌公等数人。十一月，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将三万骑助封敕文寇青州，颜师伯御之，辅国将军焦度刺豹子坠马，获其铠矟具装，手杀数十人。度，本南安氐也。

魏主自将骑十万、车十五万两击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处罗可汗远遁，其别部乌朱驾颓等帅数千落降于魏。魏主刻石纪功而还。

初，上在江州，山阴戴法兴、戴明宝、蔡闲为典签，及即位，皆以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是岁，三典签并以初举兵预密谋，赐爵县男。闲已卒，追赐之。

时上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猎文史，为上所知，亦以为中书通事舍人。凡选授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杂事，多委明宝。三人权重当时，而法兴、明宝大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

吏部尚书顾觊之独不降意于法兴等。蔡兴宗与觊之善，嫌其风节太峻。

觊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

觊之常以为：“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而暗者不达，妄意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

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

【原文华译】

大明二年（公元458年）

1 春，正月一日，北魏设酒禁，酿酒、卖酒、饮酒全部斩首；婚丧嫁娶，可以暂时开禁，但有一定时限。北魏主拓跋濬因为士民经常醉酒斗殴以及非议国政，所以禁酒。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官府衙门及州、镇，或者微服杂乱于各官府衙门之间，探察百官过失，有司穷治，刑讯逼供；百官受贿满布匹二丈的，一律斩首。又增加法律条文七十九章。

2 正月十日，拓跋濬前往广宁温泉宫，顺便巡视平州。

正月二十五日，抵达黄山行宫。

二月二日，登碣石山，观沧海。

二月四日，南下到信都，在广川打猎。

3 二月十一日，刘宋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4 二月十二日，刘宋建平宣简王刘宏因病辞去尚书令职务；三月三日，去世。

5 三月十二日，魏高宗拓跋濬回到平城，兴建太华殿。当时，给事中郭善明，性格狡诈，游说皇帝大起宫室。

中书侍郎高允进谏说：“太祖（拓跋珪）开始建设首都时，所有工程，必定安排在农闲季节。况且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就算是要扩建，也应该逐渐进行，不可仓促。现在计算下来，需要抽调民夫二万人，再加上送饭的老弱，又是二万人，工期需要半年。一个人不耕种，就有一个家庭要挨饿，何况四万人的劳费，简直难以计算！这是陛下应该留心的。”皇帝采纳他的谏言。

高允喜好直言劝谏，朝廷有什么事不恰当，高允就求见皇帝，而皇帝也常屏退左右接待他。有时从早上一直到日落，有时连日不出，群臣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说话有时很痛切，皇帝都听不下去，命左右将他扶出，但是，始终都还是善待他。

有人在奏章上言辞激烈，皇帝看了，对群臣说：“君王就像父亲一样，但是，假如父亲有过错，儿子为什么不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进谏，而是在私室之中，避开旁人去说呢？不就是不愿让他父亲之恶彰显于外吗！至于事君，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君有得失，不能当面陈说，而要上表公开进谏，这是要彰显君王之短，而表明自己之直，这是忠臣所为吗？像高允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过，未尝不当面直言，甚至有朕所不堪耳闻的，高允也无所回避。朕能听闻自己的过失，而天下不知，这难道不是忠心吗！”

与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都做了大官，封侯，他的部下，官至刺史、二千石级别的，也有数十百人，而高允做侍郎，二十七年都没有升迁。皇帝对群臣说：“你们虽然手执弓刀，在朕左右，不过是白白站在那里而已，未尝有一言规正朕；只是趁我高兴的时候，求请官爵，如今，皆无功而至王公。高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少，不过为郎，你们不羞愧吗！”于是拜高允为中书令。

当时北魏百官都没有俸禄，高允常让他的儿子们去打柴卖柴，以补贴家用。司徒陆丽对皇帝说：“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儿女，都不能建家立业。”

皇帝说：“你为什么不早说？现在见朕用他，才说他家贫吗！”

即日，亲自到高允家里，看见只有草屋数间，粗布被褥，旧棉絮做的棉袍，厨房中只有盐和蔬菜而已。皇帝叹息，赐给布帛五百匹、粟米一千斛，拜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坚决推辞，皇帝不许。皇帝器重高允，常呼他为“令公”，不叫他名字。

游雅常说：“以前史书称赞卓茂（见公元25年记载）、刘宽（见公元165年记载）的为人，心胸狭窄的人还不相信。我与高允交往四十年，从未见他有喜怒之色，才知道古人不诬。

高允内文明而外柔顺，说话慢声细语，好像说不出口。当初崔浩曾对我说：‘高允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缺乏的，就是刚毅勇猛的矫矫风节而已。’我也以为然。等到崔浩犯罪，起因不过都是一些纤微之事，皇帝诏书指责，崔浩声音嘶哑，两股战栗，几乎说不出话；宗钦以下，伏地流汗，面无人色。而只有高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词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这不就是所谓矫矫者吗！

宗爱当权的时候，威震四海。曾经在议事厅召集百官，王公以下都趋庭望拜，唯有高允，只是登上台阶，长揖而已。由此观之，汲黯可以躺在床上见卫青（参见公元124年记载），也不算是抗礼了！这不就是所谓风节吗！了解一个人确实很不容易，我曾经错看了他，崔浩又把他说错，这就是鲍叔牙死后，管仲哀恸的原因了。”

6 三月二十一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7 夏，四月十一日，刘宋皇帝刘骏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8 皇帝刘骏不愿意大权掌握在臣下之手，六月六日，分吏部尚书，设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又撤销五兵尚书。（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掌官员档案及评审、升迁、任命，权力较大。五兵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掌兵权。刘骏将吏部尚书一分为二，分割他们的权力。而五兵尚书，干脆就取消了。）

当初，在晋朝的时候，任命散骑常侍，皇帝的选拔和民间的声望都很重要，与侍中差不多；后来，逐渐变成一个闲散官职，没有分量，用谁也就比较轻率。皇上想要提高散骑常侍的地位，于是任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担任。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权力重大，而常侍是个闲职，仅改变人选，不授以实权，就算皇上希望提升它的重要性，人心又岂能改变呢！”

后来，散骑常侍的地位又变得卑下了，而吏部的地位照样尊贵。

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的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论曰】

选拔官员之难，先王就说过，上古时代就是如此。周礼，对人才的培养，始于学校，在他的家乡，由乡里和州府进行评定，把姓名呈报给六事（朝廷六位大臣：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而后转呈给天子。在汉朝，州郡收集本地人才的事迹，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延聘为掾属，三公考察他们的能力得失，再由尚书上奏给天子。一个人才，要经过这么多部门和大臣的检阅，所以能官得其才，很少有坏事的。魏、晋改变了这种做法，所以吏治失误很多。

相貌忠厚，态度诚恳的，其内心的阴险，可能深如溪壑，听其言，观其行，尚且担心不能真正了解他，何况如今千千万万的官员，只靠一次面试，全国官员的职位，专断于一个部门，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为了升官晋爵，下面的人谄媚，上位的人渎职，不再有廉耻之风气，不再有谨厚之操守；官邪国败，不可收拾，假使让龙做尚书，舜做天子，要想吏治清平，恐怕也不能做到，何况后世任命的官员呢！孝武帝（刘骏）把吏部尚书一分为二，却不能学习周、汉的经验，那无非是朝三暮四，又有什么意义！

9 六月二十四日，北魏主拓跋濬在松山打猎。秋，七月二十八日，进入河西。

10 刘宋南彭城居民高阇、和尚昙标以妖妄相互煽动，与殿中将军苗允等阴谋作乱，立高阇为帝。事情被察觉，七月二日，皆伏诛，被处死者数十人。于是皇帝下诏，整顿诸寺院，淘汰不肖之徒，又设立若干条禁，从严执行连坐诛杀；自己不能戒行精苦的，一律还俗。但是，很多尼姑经常出入宫掖，这项禁令竟不能施行。

中书令王僧达，幼年即聪警能文，但是行为放荡不拘。皇帝初登基时，擢升他为仆射，居于颜竣、刘延孙之上。王僧达自负才华，认为自己当世无人能及，一两年之间，就期望能升到宰相。可是后来却被调任为护军，怏怏不得志，累次申请外放到地方工作。皇上不悦，由是逐渐将他降级，五年之中，七次贬官外放，最后甚至被弹劾。王僧达既觉得耻辱，又满怀怨气，所上的表奏，有赞有弹，又好非议时政，皇上对他的愤怒不断累积。

路太后哥哥的儿子曾经去拜访王僧达，坐上他的卧榻，王僧达下令把席子拿出去扔掉（路太后的哥哥路庆之曾经当过王家的马夫，所以王僧达认为有失身价）。太后大怒，坚决要求皇上杀王僧达。这回赶上高阇谋反，皇上就诬陷王僧达与高阇通谋，八月十五日，逮捕王僧达，交付廷尉，赐死。

【沈约论曰】

君子、小人不过是对一类人的统称，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

所以姜太公以屠夫、钓鱼翁的身份，起而为周朝国师，傅说以建筑工人的身份，起而为殷朝国相，可见一个人能明耀天下，还是沉寂于黑暗，全由他的才能决定。到了西汉、东汉，这个道理也并未改变：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不过，到了近代（沈约是南梁人），就分成“豪族”与“寒门”两个阶层。魏武帝曹操开始设立九品制度，用以评估人才优劣，并不是看他世族门第高低。而各州中正官及一些庸俗之士，则为了自己的利益，随心任意，凭借世家门第，互相攀缘；因此沿袭，于是成为制度。

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豪族和寒门的差别，就泾渭分明了。

【裴子野论曰】

在古代，一个人只要有德有义，就会得到尊敬，不在乎你是不是贩夫走卒；如果无德无义，也没人尊重你是什么名门望族！高官贵爵的子孙，跟普通人一样。虽然也有贵族和平民的区分，但并没有豪族和寒士的对立。晋朝以来，虽然稍有改变，但草泽奇士，仍可踏入显途；而到了现在，却只看门第。于是三公之子，傲视九卿之家，黄门、散骑侍郎的子弟，又不把县令看在眼里。互相骄傲轻视，争夺利益，只论门户，不问贤能。以谢灵运、王僧达之流，既有才华，又轻浮急躁，如果让他们生在寒门，照样会被摧折。而今，他们仗恃自己的门第，招来大祸，岂不是活该！

11 九月四日，北魏主拓跋濬回到平城。

12 九月二十五日，北魏大赦。

冬，十月四日，北魏主拓跋濬北巡，想要讨伐柔然，到了阴山，天降雨雪，拓跋濬想要还师，太尉尉眷说：“如今动大军以威北敌，离开首都不远，而车驾遽还，敌人必定怀疑我有内难。将士们虽然寒冷，不可不进。”拓跋濬听从。

十月二十一日，驻军于车山。

13 刘宋积射将军殷孝祖在清水东岸修筑两座城池。北魏镇西将军封敕文攻击，清口戍主、振威将军傅乾爱拒战，击破北魏军。殷孝祖，是殷羡的曾孙。

皇上派虎贲主庞孟虬将兵救清口，青州、冀州二州刺史颜师伯派中兵参军苟思达协助，击败北魏兵于沙沟。颜师伯，是颜竣的同族兄长。

皇上又派司空参军卜天生将兵与傅乾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会师，共同攻击北魏兵，屡战屡胜，斩北魏将领窟瑰公等数人。

十一月，北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将三万骑兵协助封敕文，入寇青州，颜师伯抵御，辅国参军焦度刺中皮豹子，皮豹子坠马，焦度夺得其铠甲、长槊等装备，手杀数十人。焦度，本是南安氐人。

14 北魏主拓跋濬亲自率领骑兵十万人、战车十五万辆攻击柔然，穿过大漠，旌旗飘扬千里。柔然处罗可汗远遁，其别部乌硃驾颓等率数千帐落投降北魏。拓跋濬刻石纪功而还。

15 当初，皇上在江州时，山阴人戴法兴、戴明宝、蔡闲为典签。皇帝即位之后，把他们都任命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年，三位典签都以初举兵时参与密谋的功劳，赐爵县男；蔡闲已经去世，追赐爵位。

这时皇上亲览朝政，不信任大臣；而心腹耳目，不能不另行物色。戴法兴颇知古今，一向得到皇帝的亲待。鲁郡人巢尚之，是寒门士子，涉猎文史，为皇上所知，也被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凡是选官授任，或迁徙诛赏的大处分，皇上都与戴法兴、巢尚之商量；内外杂事，则多委托给戴明宝。三人权重当时，而戴法兴、戴明宝大肆收受贿赂，凡是他们说要举荐某人为某职，没有办不到的，于是天下趋炎附势之徒，都集中过来，二人家门之外，聚集成市，家产都累积至千金。

唯独吏部尚书顾觊之不巴结戴法兴等。蔡兴宗与顾觊之友善，嫌他风节太峻，顾觊之说：“辛毗有言：‘孙、刘不过让我做不成三公而已。’我认为：人的禀命有定分，不是智力所能改变，唯应恭己守道；愚昧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妄意侥幸，白白亏损了正道，而对得失并没有什么帮助。”于是把他的意思，命侄儿顾原撰写《定命论》，加以阐释。

【学以致用】

01，思考高允的风范从何而来？

厚朴中医的创始人徐文兵老师有个关于贵字的解读，三点：

1，人贵有自知之明

2，贵生

3，和为贵。

能做到这三点就是贵人。

这可跟一個人有沒有钱，有没有权无关。你能做得到，你就是一位贵人。

我们很多人是做不到这三点的。即便是崔浩，也栽倒在上面所列第一条上。

高允是做到了这点，这也是高允身上最大的底气来源。

我们要学到高允这样子，那么，也得有自知之明，这是关键。

如何做到呢？

想来想去，唯有《大學》里面的知止，诚意、正心了

用《百子铭》里面的一句话：自饮长生酒，逍遥谁得知。

02，“帝不欲权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顾觊之为之，又省五兵尚书。”

只有不自信，又没有方法论的人，才会想到把所有权力集结于一身。

任老爷子以前说过自己在华为就是个“傀儡”领导，这句话的背后，是他花了几十年，把个人权力赋予在了组织上面

换句话说，他不在华为，华为依旧能够正常运转。

有很多做的好的公司都是这样干的。

一个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并且也会有“打盹”的时候，你能防止永远不出错吗？ 这是不可能的

刘骏把组织的权力收集到个人手里，那么，即便是他身邊传话的人都會是权力极大的人，而这种人对组织，或者全国来讲，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贡献。

03，王僧达这种人物原型很常见

这就是中了至圣先师所讲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员工觉得公司应该给自己涨薪，升职，但是公司却提拔了别人，于是心中不满，传播抱怨...辞职

老板觉得自己的牛肉饭馆来钱慢，要去干区块链，元宇宙....离开熟悉的业务干新业务，然后呢？ 跨界哪有那么简单。

我们每个人都会陷入这种状态，我也时常与自己“内斗”。先做好自己，不要成为王僧达的这种现象。

觊之常以为：“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而暗者不达，妄意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

谁说打工永远没有出路啊

用余老师的话说： 当招商银行的行长，与当一个超市的老板，你愿意做哪个？

所以，一个人得觉醒自己的正知正见。 然后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走。

当你到了那个位置，自然就会有那个位置的能力

换句话说，还没有达到那个位置，那就好好学习，好好进步，把自己的能力提升，时机到了，也许你也能開一個小超市，按照胖东来的理念去运营，你也是很不错的老板。

所以，不断的自省自问自查，知己到了一定层面，你能感受到你这一生，哦原来要去做这样一件事。 那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所谓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