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历史已经无数次验证了一个事实，守业比创业的难度指数更大，因为，创业是阶段性的，考验的主要是技术，而守业却是一场不能随便下桌的持久战，考验的是政治智慧。都说创业期间的刘邦是九死一生，但其实，刘邦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在称帝之后，是如何建立稳固秩序保证帝国系统长期良性运转的大事。
对于汉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建立汉帝国的事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知，此时的刘邦建立的并不是帝业，而是霸业的完成，楚汉之争本质上是项羽和刘邦在争夺主导天下霸权的过程，而英布、彭越、萧何、曹参等人更多是刘邦的盟友，绝非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因此，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皇帝、诸侯王、列侯都是所谓的爵位，都是众人凭借军功获得的政治分红。
所以，刘邦的皇权天然面对挑战，一是实力层面不如异姓诸侯王和列侯群体中的任何一方，二是皇权所对应的绝对权威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汉初的政治就存在这样一个隐患，一旦刘邦驾崩之后，刘氏皇权肯定会被功臣或者诸侯王给完全架空，成为周天子的角色。
如果哪天众人拿军功说事将皇权转移到其他实力派的手里也是极有可能的事。因为，天下是众人打下来的，刘邦功高可以做皇帝不代表他的子孙也可以。
所以，称帝之后的刘邦首先面对的政治课题就是，如何保证皇权安全、保证皇权在刘氏手里有序传递的大事。
对于这个难题，刘邦的方案是，消灭异姓诸侯王，由刘氏代替异姓诸侯王。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一系列削藩动作，异姓诸侯王群体有些是被刘邦用政治手段削掉，如韩信，有些是被刘邦以武力手段削掉，如英布，在驾崩之前，刘邦已经基本完成了削藩工作，只剩燕国的收尾战。
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刘邦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帝国未来发展的具体脉络。
对于刘邦削藩，大部分人的认知都是，刘邦这是在杀功臣，不讲武德，实际上，这个说法不对。因为，韩信、英布等人严格上并不算功臣，而是刘邦的盟友，在共同消灭项羽这个敌人之后，诸侯之间又开启了大鱼吃小鱼的游戏，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春秋和战国时代的诸侯兼并战争的延续，区别只是，此时刘邦的头衔不过是皇帝而已。
历史学者李开元将秦二世元年（前209）到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的这段时间称为后战国时代，笔者认为是非常确切的。
这样看的话，刘邦削藩严格来说应该是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不是受刘邦个人道德所主导的行为。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是此一时彼一时，是运动式发展的一个过程，在楚汉相争期间，刘邦和英布等人属于盟友关系，在项羽被消灭于垓下之后，他们又成为了竞争关系。
作为时代精英，英布和韩信等人其实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韩信敢收留钟离眛又在犹豫要不要和刘邦兵戎相见，就是这种心理的具体表现。
刘邦将异姓诸侯王消灭本质上是汉国以绝对的实力兼并了别的诸侯而已。为什么娄敬建议刘邦定都长安就是建议刘邦不要放弃关中大本营以保持对诸侯的绝对优势，以便兼并他们。同样，将齐国及时打造为朝廷的势力范围也是为了拥有对诸侯的绝对优势，从东西两个方向钳制诸侯。
所以，对于刘邦和异姓诸侯王之间的博弈我们绝对不能以“削藩”和“杀功臣”来定义。
在剪灭异姓诸侯王之后，刘邦就有了对其地的分配权，原则上，刘邦此时完全可以将其作为朝廷直辖的郡县，但现实却根本不允许刘邦这样做。因为，刘邦还有另一个威胁，功臣群体。
本质来说，功臣和异姓诸侯王一样，和刘邦都是盟友、合作关系，都属于对皇权的威胁，刘邦剪灭异姓诸侯王实际上是以霸主的身份联合列侯群体兼并了势力强劲的诸侯。因为，强大的诸侯王群体同样是功臣的威胁，皇权和列侯联手灭掉了共同的对手。
一切都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游戏的重演。
对于列侯群体，刘邦只能保证他们的权益，因为，只要他敢对这一群体动手列侯马上就会联合起来分分钟换个皇帝。打击异姓诸侯王刘邦有联合的对象，但若要打击功臣，他马上就会成为孤家寡人。
再说，在没有培养出合格、完整的官僚队伍之前帝国必须由功臣来支撑。
如此看的话，刘邦并没有杀功臣，而是对功臣进行了优待。部分人所说的刘邦杀功臣只是曲解了功臣的含义，萧何、曹参这些人才算严格意义上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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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刘邦不仅没有杀功臣，还以制度的方式保证了功臣的利益。从汉六年（前201）开始，刘邦就断断续续对功臣进行封侯，每次封侯都会与被封侯者进行盟誓——“使山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
誓文以红色书写于铁券之上，此铁券为合符，一半藏在宗庙，一半由功臣自己保管，为保障功臣权益的正式文书。
但列侯群体同样是对皇权的巨大威胁，刘邦也必须制衡，所以，刘邦就果断将异姓诸侯王的封地封给刘氏，以刘氏诸侯王作为朝廷的外援来保卫皇权。
刘邦如此做功臣其实并不能说什么，因为他们的权益并没有被侵夺，刘邦只是以异姓诸侯王曾经的封地来封赏刘氏而已。而且，刘邦也非常聪明，将打击异姓诸侯王、分封功臣和分封刘氏为王这几件事是穿插同步进行的。
所以，在分封刘氏为王之后，刘邦基本完成了皇权的扩张，再也不用担心功臣对皇权的威胁。
最后就是如何维护新秩序保证其平稳运行的问题了，因此，刘邦在驾崩前的前195年三月打了一张重要的牌——和诸侯王、列侯群体进行盟誓，史称白马之盟。具体内容史书也有记载：“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击之...”
也就是说，盟约保证刘氏享有对王权的垄断，他们的义务是保卫皇权，如果谁敢越过这条红线，大家都有义务攻击他。这就是，当吕后准备对吕氏封王时，王陵马上就站出来反对“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原因。
同时，这也是吕后驾崩之后齐王刘襄起兵的核心原因，齐国要以武力来维护白马之盟的盟约，履行藩王的义务，将吕氏诸王清理出局。功臣发动的诸吕之变，其法理也是来自白马之盟。为什么陈平和周勃敢同意吕后对吕氏封王，就是因为，他们早就想好了将来对付吕氏的办法，那就是白马之盟。
对于功臣，白马之盟保证了他们对侯爵的垄断，但他们同样有保卫皇权，不得擅自起兵称王的义务。
当然，皇帝虽然有封王封侯的特权，但也有不能越过因功封侯的红线的义务。为什么汉景帝想封大舅哥王信为侯时丞相周亚夫敢站出来反对，就是因为有白马之盟的存在：“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白马之盟虽然不是正式的朝廷文件，只是单纯的君臣约定，但其却保证了汉武之前的帝国秩序，决定了帝国初期的一系列大事。这是刘邦生前最重要的政治行为，其保证了汉帝国由霸权政治向帝业转化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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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制衡功臣，刘邦除了大封刘氏为王之外还将吕氏外戚作为盟友来保卫皇权，刘邦在驾崩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吕后执政的地位。
单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刘邦都不可能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皇太子，因为，戚夫人没有政治资源，无法起到保卫皇权的作用。
所以，历史上的大事我们只要能在感情层面祛魅仅仅从利益层面进行分析，一切就都非常清晰了。
总结起来就是：刘邦在国都长安和庙堂以吕氏外戚为盟友，在地方以刘氏诸王为盟友，在内外两条线都布置了保卫皇权的力量。而白马之盟只是对这一政治格局的确认而已。
除了君臣之间的约定，刘邦还以正式的诏书来保证帝国的安危。高帝十二年（前195）三月，刘邦下诏曰：“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自起兵者，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当然，刘邦之所以敢如此说是因为他对众人都进行了军功的分红：功大者为王，其次为列侯，其次享有封邑；重臣的亲属也给了一定的分红；列侯和二千石官吏都在长安给安排了大小不等的宅第；跟随前往汉中和还定三秦的人给予世世代代的免除赋役的政策。
只有将分配这件事搞好了，刘邦的一切政策才能顺利落地。
说实话，这些事才是对刘邦最大的挑战，因为，在创业阶段，他可以联合所有人共同对付项羽的楚军，但面对称帝之后的政治战，刘邦则是孤军奋战，其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对于创业皇帝来说，建立新秩序的政治战才是最大的挑战。
但话又说回来，战争也只是政治这个大课题中的一个分支而已，其所带来的挑战本来就有限，任何一个皇帝在称帝之后首先都要完成从军事家到政治家的身份转变。
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能应对前行路上的一切挑战。
这一点，刘邦明显是合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