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历史从来不缺机会,但为什么有人能顺势而为成就人生,有人却一辈子都在感叹命运的不公,这里边除了能力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态度问题,主动性往往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像曾国藩和湘军本来只是被定义为配角,但最终却成为绝对的主角,并深度影响了近代历史。
事实是,湘军虽然平定了太平军,但却是导致清廷统治崩溃以及之后军阀混战局面的根源。
1852年7月26日,谁也不会想到,清廷一个普通的人事任命竟然会深刻改变了历史的格局,这一天,礼部右侍郎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乡试的正考官。
本来只是正常的一次公差,但当曾国藩再次回到京师时已经是恍若隔世的1868年,离开时,他只是一名稍有级别的京官,归来时,却已经是封疆大吏的身份,且是带着军功回来的,其背后更有湘军、淮军、楚军的武力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左右历史的主动权。
更重要的是,曾国藩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清朝的权力格局:地方势力的崛起导致外重内轻,尤其是东南各省;汉官、湘系的崛起使满官在地方权力层面一步步被边缘化;朝廷曾经的一言堂变为慈禧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不得不考虑汉官的利益。
总之,权力、利益层面的旧格局被全面打破。而这一切,都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在剿灭太平军之后所改变的。
1852年9月8日,当曾国藩行至安徽太湖县境内时,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曾国藩当即回家奔丧。按照正常流程,曾国藩在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先在家丁忧三年,然后回到京师继续打卡上班,蹉跎人生。
如果曾国藩的人生按照这条轨道发展,那么他的事业极限有可能是做到六部尚书,然后在修身、学问层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曾国藩没有剿灭太平军的军功,他绝对不会有如今的江湖地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人都是在出名之后,他的人生叙事、思想体系才会被流量裹挟着被大众追逐。因为,当一个人拿到了世俗意义的成功结果后,他的言论、经验往往就会成为大众想要复制奇迹的“圣经”。
实用性,永远是大家汲取知识的原动力。
曾国藩是先有了军功,完了才在文化层面出名的。当然,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的人生体会也变得更加深刻,足以在修身、精神层面封神。
这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了由湖南巡抚转来的咸丰皇帝的谕旨,命令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协助湖南巡抚剿灭境内的太平军。
请注意,清廷只是让曾国藩帮办团练,协助湖南巡抚的工作,并没有对其寄予厚望。
对于咸丰皇帝为什么允许汉人大臣帮办团练,笔者的看法是:清廷主力八旗和绿营已经被现实验证了在武力层面的无能,必须吸收新鲜血液来更新部队,就像大明当年在卫所制崩溃的情况下允许戚继光等将领自主组建部队一样,这属于历史经验;再者,咸丰不想八旗、绿营被太平军消耗导致朝廷无所依凭;同时,咸丰还可以借助太平军之手消耗掉汉人、地方力量。
只要地方团练处于可控状态,那么对于清廷来说只能有好处。
文宗实际上还是有水平的图源/剧照
至于为何选中曾国藩则是因为,曾国藩是京官,属于湖南地方的翘楚,可以借助其威望集中湖南资源将团练办起来。
也就是说,朝廷只是在借助曾国藩在湖南地方的影响力,并没有对其本人寄予多少希望,按照咸丰皇帝的意思,团练办起来也只能被湖南巡抚控制。
当时,咸丰皇帝前后共任命了45名在籍官员办理团练,其中山东一省就有13名之多。
按照正常逻辑,曾国藩即使迎面撞上了历史机遇,但出彩的机会也并不大。
但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改变历史则在于他对现实非常深刻的认知,以及主动作为的态度。
在观察了清军和太平军作战的表现后,曾国藩得出了八旗已经不足以承担起平定太平军重任的判断,认为,要想剿灭太平军,必须更新平叛主力,而地方团练则是最合适的选手。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课题,任何一个王朝在末期其主力部队都无法承担起御敌的重任:金国末年,猛安谋克严重退化,导致金国不得不招募新兵来抵御蒙古大军;明朝中后期,卫所制崩溃,大明在保留卫所编制的情况下不得不大量招兵以应对各方战争...
清朝只是遇到了老的历史课题而已。
曾国藩熟读历史,不可能不明白解题思路:招募新兵以对抗新兴势力。
咸丰皇帝和曾国藩都在历史经验中找到了解题思路,只不过,二人都没有想到,局面有一天会彻底失控。
但曾国藩也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招兵,那样只会成为清廷重点打击的对象,因此,他特意在“团练”二字上做文章:将由地方乡绅控制的武装称之为“团”,将雇佣的外乡士兵称之为“练”。
很快,他就发展了一支数千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的湘军的雏形。
由于曾国藩在操作的过程中越过了配角的红线,要求绿营和团练一起训练,结果就引发了剧烈的冲突,曾国藩的性命甚至都受到了威胁。在两个系统不能兼容的情况下,曾国藩就于1853年9月29日将自己三千人的小部队拉到衡阳单独操练。
1854年2月25日,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训练,曾国藩的部队已经发展为一支由十营陆军、十营水军组成,共计一万七千人的队伍。
对标戚继光当年招兵的标准,曾国藩以偏僻之地的乡民为招兵对象,将他们身上淳朴、勇悍的个人素质内化为湘军“忠勇血性”的团队文化。由于湘军大多是同乡、师生,所以其粘合力特别强。这一点,也是受戚继光的启发。
曾国藩借鉴了戚继光的经验图源/剧照
而且,湘军还设立了专业的运输部队“长夫”,并配备了当时相对先进的火器装备。
在待遇方面,湘军也比同时代的清军要高。
请注意,曾国藩此时并不敢公然将其队伍称为“湘军”,湘军被正名还是后来的事,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暂且将其称之为“湘军”。
湘军初出江湖虽然因为曾国藩个人的原因遭遇了靖港之败,曾国藩也上演了跳水自杀的丑剧,但湘军主力还是在1854年的4月27日至30日创造了湘潭大捷,8月份接着又收复了岳州,10月14日攻克了武昌。
这完全是咸丰帝意料之外的一个结果,从他收到捷报时的表现就能看出来:“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建立如此奇功。”
此时,曾国藩无疑成为了焦点人物,被各方关注,就连太平军都主动调整了战略,将曾国藩、湘军作为主要对手。
此时的历史走向已经完全不受个人意志的控制:在太平军将湘军视为主要对手的情况下,曾国藩就必须承担起主力任务;在八旗已经腐化的情况下清廷就必须任由湘军扩张使其承担起主力任务。
也就是说,湘军前期的发展是曾国藩个人意志的产物,后期的扩张则是历史的需要。前期是被人推着走,后期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进。
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是曾国藩和湘军承担起了平定太平军的主力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经受了各种考验。很多时候,曾国藩是在与死亡并行。但平定太平军的结果毕竟让他享受了巨大的红利。
对于曾国藩个人,他收获了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的身份,节制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政,妥妥的封疆大吏。此时的湘军也已扩张至三十多万之众,使曾国藩在清廷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
对于湘系来说,也借助战争完成了在地方上的权力扩张:当时,全国的八名总督,有三名就是出自湘系,分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此外,四川总督骆秉章、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和湘军大有渊源。全国的十五名巡抚中,有七人也是出自湘系。
湘系在地方全面崛起图源/网络
当然,淮军和楚军也属于湘军的枝系。
江南是太平军起义的重灾区,湘军在平叛的过程中完成了湘系势力在南方的扩张,深刻改变了清朝的权力格局。为什么曾国藩能避免兔死狗烹的历史悲剧,一个是他及时裁撤湘军的态度,更重要的还是,湘系的势力太过庞大,慈禧根本不敢动曾国藩,甚至还不得不妥协,刺马案就是慈禧对湘系的妥协。
湘军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权力格局,还深刻改变了历史的发展。由于湘军是以同乡、师生、亲友作为纽带,以一支支独立的营建制组成的集团军,所以,湘军各营的独立性特强,从大帅到统领再到营官,湘军职权归一,不能越级指挥。
也就是说,湘军内部实际上是派系林立,曾国藩的权力并不能做到对湘军的全覆盖。为什么1864年湘军在攻克天京城之后,曾国藩不敢反叛清廷,割据东南,原因就是,湘军虽然有三十万的编制,但直属曾国藩的却只有十二万人左右,而所谓的嫡系,也就曾国荃麾下的五万人而已。
怎么说呢,湘军的集权程度并不如当时的清廷高效。而集权程度则往往决定了一个政权、一支军队的前途。
在不能将湘军形成合力的情况下,曾国藩根本不敢弄险。
由于湘军财政独立,所以其和清廷之间的粘合力就更差,湘军事实上只对曾国藩个人负责。为什么湘军会对曾国藩进行集体劝进,就是因为,在湘军的认知中,其和清廷之间并没有统属关系,他们更想自己推选代理人来代表其利益。
总结起来就是,湘军和清廷之间并没有实际的统属关系,而曾国藩对湘军的统驭能力也有限。为什么曾国藩后期剿捻无力,一个是因为湘军暮气已重,能力有限,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并不能将湘军形成合力对付捻军。
这就导致,只要曾国藩一旦出局,那么湘军内部马上就会四分五裂,分裂为各股势力,甚至会为了权力和利益搞互相兼并。
再加上淮军和楚军的存在,军阀混战几乎就是清朝之后局势发展的必然。曾国藩在世时,赵烈文就已经预见了五十年后的局势演变。
湘军对近代史的影响由此可见。
当然,这些曾国藩可能早已预见到了,但也已经无力改变,只能叹息一声。
只能说,改变历史,往往就在个人的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