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改革的本质是创新，利用现有条件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比如商鞅变法。由于北魏是从游牧部族直接过渡到封建帝制，所以其改革就只能照抄前人的经验，孝文帝改革完全是以魏晋为模板将北魏打造成门第社会。但北魏虽然在汉化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成功完成了转型，可魏晋的弊端也被北魏是完美继承，最终，这些弊端成为了加速北魏灭亡的主因。
先说西晋。西晋王朝是在世族利益受到威胁时司马懿代表世族通过发动高平陵政变维护了阶层利益并由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
本质来说，西晋王朝是皇帝与世族共治天下的格局。
当世族掌握所有优质资源后就在精细化的生活中迅速退化：清谈、务虚、奢侈、斗富...是世族生活的主题，认真做事反而会被当成笑话。帝国的政治生态在世族文化的腐蚀下被严重扭曲。
当时，西晋在已经一统天下之后，其最大的敌人是大量南迁在北方和汉人杂处的胡人，世族高速退化，具备武力优势的胡人颠覆西晋王朝的概率就越大。
读史的人一般将西晋的问题归结为八王之乱，可是作为王朝基本盘的世族的无能也是西晋灭亡的主因，比如，出身琅琊王氏的太尉王衍关键时刻根本就拿不出来什么有用的策略，还白白葬送了朝廷的禁军。
直到被杀之前，王衍才明白了问题所在：“如果我们之前不崇尚清谈，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
我们，指的就是世族，而王衍的个体也代表了世族群体：能力退化、没有但当...在帝国生死存亡之际完全无所作为，只能眼睁睁看着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西晋灭亡的表面原因是贾后乱政、八王之乱，主要还是作为王朝主体的世族已经完全腐化，无力解决历史问题。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将国都由平城迁往了洛阳，利用洛阳的文化、政治优势，孝文帝拉开了全面汉化改革的序幕，通过在制度、语言、服装等层面的改革彻底实现了移风易俗。
请注意，孝文帝移风易俗只是将鲜卑贵族身上的游牧属性抹除而已，本质还是将北魏打造成为了魏晋一样的门第社会，将鲜卑贵族纳入魏晋的门第体系中，以魏晋模式来运行北魏系统。
其实这也能理解，北魏是从游牧部落在短时间内进化为封建帝制，没有任何治理中原的成熟经验，所以就只能照抄前朝的作业，等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动作之后再进一步细化，搭建一套适应北魏自身的系统。
说白了就是，先将框架搭起来，然后再解决相关枝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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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照抄了魏晋模式，所以魏晋的弊端也必然会在北魏身上尽显，具体表现就是世族的腐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孝文帝的弟弟高阳王元雍。
元雍在日常工作中毫无亮点，其最大的爱好就是“炫富”，不仅常年垄断北魏“首富”的头衔，还彻底带坏了北魏的风气。和西晋世族一样，门第化的鲜卑贵族也是集体斗富。
据史书记载：元雍有童仆六千，妓女五百；出则随从唱道，入则歌姬舞女。一切衣食住行都是穷尽想象力的高配，王府堪比皇宫。据说，元雍一顿饭的消费就得花费数万钱，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伙食费。
就连史家在整理这段史料时也被惊到了：“从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
一般来说，后人都想在功业层面超越前人，但元雍却在奢侈这条路上玩出了新的高度，总结起来就是：贵极人臣，富兼山海。
同时垄断了权力和财富。
本质来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既然元雍能堕落到如此程度只能说明一件事：洛阳的环境、土壤出问题了，在元雍的背后一定还有一群“元雍”在享乐这条路上挑战极限。据史书记载：河间王元琛不仅府中珍宝无数就连马槽都是用银做的，马辔更是用金做的。
为了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富有，元雍还时常办个人“展会”，将其私人的收藏都陈列在家中的显眼位置然后邀请同僚来参观。据说，元琛招待客人用的器具都是从西域买来的玛瑙杯、琉璃碗、水晶钵等中原罕见的东西。
当然，最让众人开眼的还是元琛马厩里的西域良马。
看着元琛府中的一件件“孤品”，众人在羡慕、嫉妒的同时一定还在想一件事：如何超越元琛。
环境影响了个体，个体又同时在反向塑造着环境。
元琛的行为严重刺激到了章武王元融，在从元琛家里回来之后，元融就病倒在床，三天三夜没有下床，而他生病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元琛的财富比他多，把他气病了。
因为，一直以来，元融总以为自己是仅次于元雍的魏国第二大富豪，谁知，元琛早就悄悄超越了自己。
行文至此，笔者只能说，比起北魏贵族之间的斗富，西晋的“石崇们”简直弱爆了。
这其实很正常，当北魏以制度化的方式将资源向贵族集中时，贵族的腐化就已经不可避免，尤其是草原民族在面对中原的精细化生活时更是把持不住，很少有能走出这座围城的部族。为什么鲜卑部族的开拓热情一直在下降，就是因为，通过战争，他们已经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也已经习惯了中原式的生活，不想再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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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又是，任何一个王朝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当洛阳贵族垄断了包括权力、财富在内的优质资源之后，边地的六镇将士所能获得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
既然分配不公平，那么产生矛盾就是必然的。在时间的重力下，洛阳和边地之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道鸿沟有多深，双方之间的矛盾就有多大。
同时，贵族政治必然会引发世庶矛盾。西晋的八王之乱为什么会发展为燎原之势，原因就是庶族阶层在无法获取资源的情况下迎合了八王之乱，想通过权力的洗牌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世庶矛盾也是西晋灭亡的主因。
在资源被贵族垄断的情况下，北魏的世庶矛盾只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北魏末年爆发了大范围的农民起义，且许多百姓响应了六镇起义，原因就在这里。
同时，军人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世族垄断资源不仅造成了世庶矛盾，还同时造成了文武矛盾，当时，不管是朝廷的禁军，还是六镇将士，其在政治和物质层面的待遇是一落千丈，被贵族群体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神龟二年（519）二月二十日，洛阳爆发了禁卫军大闹尚书台事件，起因是，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建议朝廷，禁止军人担任朝廷要职。也就是，将贵族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制度化。
军人在权力、物质层面同时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就以兵变的方式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尔朱荣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后洛阳的禁军为什么表示认可，就是因为，元子攸曾经担任过禁军将领，禁军想通过权力的洗牌为自己争取利益。
而当时执政的胡太后在兵变后也只能向禁军做了相应的妥协，暂时平息了事件。由此可见，北魏朝廷的权威已经严重衰落，不足以应对内部矛盾的冲击。
没办法，在钟离之战中北魏禁军遭受重创之后，朝廷的权威就已经一落千丈，出现了外重内轻的情况。
外重内轻对历朝来说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朝廷会随时面临边军的冲击，被颠覆。而此时的北魏由于世族专政，六镇将士和朝廷的矛盾已经到了快要爆发的临界点。
胡太后不想着消弭矛盾，就必然得接受边军以武力冲击朝廷权威的现实。于是，六镇起义事实上已经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神龟二年禁军大闹尚书台事件只是悲剧的预演，当北魏朝廷无力也无意解决矛盾时，就只能接受六镇兵变的现实。
说白了，和南朝一样，北魏的衰败也是因为士族化：士族化的本质是对于资源的垄断，武力值的下降。
东晋、宋齐梁陈都是因为执政主体在士族化之后出现武力严重下降的趋势，再加上对资源的垄断，于是就让其和庶族、军人群体的矛盾不断加剧，结果就是，边地屡屡冲击朝廷中枢，改朝换代。
为什么南朝在刘宋之后是不断衰弱，就是内耗所引起的资源消耗，同时又被北朝抓住机会不断蚕食。
北魏的问题和南朝是一样一样的。区别只是，宋齐梁陈是被环境所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士族化，而北魏的士族化却是孝文帝主动选择的结果。
所以，不管是王朝还是个人，要想避免踩坑其实很简单，将别人踩过的坑一一列举然后想办法避开，北魏要想走出历史的死胡同，其实就应该从西晋，还有江南的南朝吸取经验。
但这实际上也是在为难孝文帝，他能够将迁都和汉化改革这两件事办成就已经达到了其能力的极限。再说，当时的北魏还要北御柔然，南征江东，是没有多余的精力来解决内部问题的，只能是水来土挡，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加上孝文帝早逝，持续改革的事就只能交给后代来完成。
但遗憾的是，北魏皇帝的综合素质在孝武帝之后出现了递降趋势，宣武帝元恪放弃皇帝亲征的惯例就能说明问题。北魏为什么会在钟离之战中遭遇惨败，原因就是由于皇帝没有亲征导致朝廷的政令和前线的沟通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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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皇帝素质下降，那么其就没有能力解决世庶矛盾、文武矛盾这些棘手问题，不能持续改革。
更重要的是，北魏还从宣武帝开始，出现了女主干政，外戚专权的事，甚至宦官、权臣都一时涌上了历史舞台。
各种矛盾交织，北魏很难挺住。
所以，和秦朝末年一样，矛盾的爆发只差一把火，六镇将士主动点燃了这把火，于是北魏的乱局就成为了燎原之势。北魏在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的乱局中分裂为东西魏。
本质来说，任何王朝末年的乱局大都是由内部矛盾引发的，而改朝换代实质上就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士族垄断了资源，乱局是迟早爆发。
一切的根源都是，孝文帝抄了魏晋的作业将北魏朝廷士族化。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孝文帝，因为，北魏在封建帝制这条路上本就没什么经验，只能照抄前朝的作业。
既然吸收了前朝的优势，那么自然也会继承其弊端。
有些事，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