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宋太祖赵匡胤一生中最大的功绩是剪灭群雄，基本上完成了大宋疆域层面的统一，其次就是削藩，解决了外重内轻所导致的频繁改朝换代的痼疾。但他虽然剪除了地方上的藩镇，却在京师汴梁培养起了最大的藩镇，并最终直接导致了皇权异位。本质来说，太祖生前准备迁都的行为就是想摆脱汴京势力，在洛阳重振皇权。

开宝九年（976）三月初九，太祖启程前往洛阳，此次洛阳之行的目的有两个：给父亲赵弘殷扫墓和南郊祭天。但这只是官方的说法，匡胤真正的目的是想考察洛阳，将国都由汴梁迁往洛阳。

太祖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行为让笔者想起了北魏孝文帝迁都，孝文帝当年迁都也是打着南征的幌子将鲜卑贵族裹挟到洛阳以既成事实强制性迁都。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和孝文帝一样，匡胤的皇权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架空，他不能以个人意志来主持迁都。

孝文帝当年是被以鲜卑贵族为代表的旧势力严重制约，匡胤的皇权也一定被某种势力所束缚，让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

既然同样需要以别的理由裹挟百官至洛阳，这就说明，在京师汴梁存在着一股严重威胁皇权的势力，而匡胤迁都也是为了摆脱这股势力，重振皇权。

任何时候，迁都都是一次权力和利益的重新配置，皇帝完全可以利用分配权培养自己的新班底，重振皇权，匡胤迁都的举动只是复制了孝文帝等人的传统做法而已。

当然，即使到了洛阳，匡胤向百官摊牌时也不能以这个为理由，而是从政治、军事层面来说服百官。

匡胤抛出的第一条是汴梁的地理短板，汴梁地势开阔无险可守。汴梁是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国都，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妥妥的交通枢纽，而且经过周世宗柴荣的打造，其城市建设，人文、商业环境都领跑别的城市，是作为都城的首选。

但汴梁的短板也是非常明显。汴梁地处平原，除了北临黄河之外其它三面均无险可守，尤其是在契丹占据幽云的情况下，汴梁就随时面临契丹的军事威胁。公元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领契丹铁骑灭亡后晋王朝的事已经验证了汴梁作为国都的危险性。

也就是说，北宋的经济中心（江南）、政治中心（开封）、军事中心（西北、东北）事实上是处于分离状态的。虽然运河可以解决汴京的粮食问题，但地理短板却将北宋时刻置于危险境地。

北宋为了弥补地理短板就必须在汴京的平原上安排大量的军队驻守，而军队的增加必然会造成财政负担，使冗费问题不断突出。

再加上太祖为了削藩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将地方上的精锐都调入京师，这就更造成了北宋的冗费问题。

虽然宋初的国力可以应付这部分开支，但是随着时间的拉长，禁军数量只会越来越庞大，到时候就真成为帝国的痼疾。

我们可以来看一组数据：太祖时，禁军数量是二十万；太宗时，是六十万；仁宗时，这个数据已经飙涨至一百二十五万。

可见，京师禁军的数量是不断攀升，持续加大财政的压力。同时，禁军的增加肯定也需要更多的官员来管理，又导致了冗官现象，冗官和冗兵现象共同导致了冗费问题。

三冗问题导致宋神宗即位后打开账本一看，大宋百年之积，就只有一本空账本。好吧，只能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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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北宋当时的军事中心在西北和东北，要同时防御西夏和契丹的边患，所以北宋势必要在汴京的东北和西北驻扎大量的军队。本质来说，在签订澶渊之盟前，北宋实际上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必须在东北方向驻扎大量的军队以随时应对和契丹的战争。

但是如果迁都洛阳的话，洛阳北临邙山，南系洛水，东据虎牢关，西控函谷关，有群山环绕的山河之胜就可以减配禁军，减轻朝廷的财政压力。按照太祖的设计，迁都洛阳也只是权宜之计，大宋最终还是要将都城迁往长安，实现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的重合。

这样就可以形成朝廷直接控制沿边士马的格局，不仅能同时将禁军和边军掌控在手里，防止边将的坐大，还可以大大节约开支。

用匡胤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开国皇帝不仅要解决创业问题，还得做一系列制度设计给帝国的长治久安打好基础，所以，作为创业皇帝就不仅要有大略，更要有雄才。

总结起来就是：太祖迁都既是为了国都的安全，保证禁军和边军在朝廷的掌控中，更是为了节约成本。

从这个角度来看，匡胤算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政治家。

但开封的区位优势也是非常明显。首先，经过五代的大力建设，尤其是后周世宗时代，汴梁已经形成了外城、里城、皇城的格局，有一套非常完备的作为都城的配套设施。

同时，开封作为运河的中转枢纽，是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当时，江南和淮南的物资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开封，轻松就供养了开封的皇族、官僚群体以及庞大的军队。所以，朱温占据了开封从而得了天下，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也都是将汴梁作为都城的，就是看中了汴梁的交通优势。

虽然此时的经济中心在江南，但汴梁的运河优势却可以将江南财赋转运至京师，还能进一步繁荣汴梁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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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匡胤就曾经非常自豪地对吴越王钱俶说过：“朕有三条腰带，分别为汴河、惠民河、五丈河。”

太祖自己对汴梁的优势也有一本清楚的账。

事实是，汴梁当时是北宋国都的首选，既能解决经济问题，又可以兼顾东北和西北的边军，虽然有地理层面的短板，但毕竟利大于弊。

所以，基于此，当太祖提出迁都的想法时马上就遭到了百官的强烈反对，起居郎李符列举了八条迁都洛阳的不便：

洛阳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争破坏已经破败不堪；洛阳的宫殿已经残缺不全；洛阳没有祭祀的配套设备；百官的办公区域也没有；洛阳地区的经济条件较差，无力供养朝廷机器；洛阳的粮食不足，供养不了数量庞大的军队；洛阳的军事壁垒不完备；巡幸洛阳的车队过于庞大，不好操作。

说的也都是现实。

不可否认，如果北宋迁都洛阳，势必得重新经营，透支民力，造成不必要的财政压力。

但百官看到的都是眼前的困难，而太祖看到的却是未来的困局。

这也正常，人和人的站位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自然也不同，百官只顾眼前的得失，而作为皇帝的太祖就必须得拉长眼光兼顾大宋的长久利益。

再说，北宋建国时完全继承了后周的政治资源，而后周的官僚队伍都是五代积累起来的，已经在汴京完成了家族的原始积累，如果迁都，其权益肯定会受损，所以才会极力阻止太祖迁都。

由此可见，通过禅让制度开国的王朝是很难推行改革的，因为既得利益者太多。

但太祖为了推进迁都事宜，直接就呆在洛阳不走了，准备和百官打持久战。

在这种情况下，百官又将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推了出来代表大家给太祖做工作：“汴京有汴河之利，供养几十万军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陛下迁都洛阳，粮食问题怎么解决？

说的也是现实。何况，汴梁作为国都的格局已经维持了好久，怎能说变就变？

太祖依旧选择忽视。

在百官劝阻无用的情况下，晋王光义就站了出来，以“在德不在险”的理由否定了太祖迁都的想法。

到了这一步，太祖已经非常被动了，因为宗室和百官是同时反对迁都：百官怕权益受损；晋王光义是怕在汴京多年的经营被太祖摧毁，无法实现问鼎的意志。

实事求是地说，太祖虽然开国就在一力削藩，分别将禁军的领导权稀释，将地方节度使的军权削弱，但却在无形中培养了光义这个最大的藩镇。

和太祖一样，光义这个藩镇是在京师，而不是在地方。不同之处是，匡胤当年是控制了禁军，而光义是裹挟了百官。

至于光义坐大其实也很好理解，太祖要削藩就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力量以为后备，而弟弟光义则是最好的人选，因此才会有光义爵封晋王，被任命为开封府尹的事。

但结果却是，太祖虽然削藩成功，但却不得不接受光义坐大的事实。光义坐大，不仅威胁到了皇权，且影响了大宋的继承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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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削藩，就是为了大宋江山的千秋百代，希望皇权能在儿孙手中形成接力，但光义的坐大却在无形中威胁到了太祖子孙的储君地位。如果太祖以儿子为储君，那么光义就是储君最大的威胁，将来很可能会导演颠覆皇权的事。按照五代的惯例，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

所以，太祖就想出了以迁都来摆脱晋王势力的主意，利用迁都后的分配权重新培植忠于皇权的势力，培养、塑造、强化儿子的储君地位。本质来说，太祖迁都，实际上就是为了削藩。

但光义此时的势力已成，已经具备了裹挟百官意志的能量，所以，当太祖提出迁都的想法时，立马就遭到了百官的集体反对。

再加上百官也不想迁都，使利益受损，反对的力量就更大。

当光义站出来亮明底牌之后，太祖明白，自己已经无力迁都，只能无奈接受现实：“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迁都失败，已经让太祖看到了大宋国运的未来，也让他看清了大宋此后的权力格局。事情到了这一步，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他也只能以弟弟光义为储君，只是，他的内心是极其不甘心，将立储的事是一拖再拖。

于是就有了斧声烛影后太祖遽然驾崩的事。

本质来说，斧声烛影事件是皇权和藩镇的博弈，结果是藩镇取胜，太祖生前极力削藩，但最终还是没能走出藩镇的围城。

光义是五代、北宋历史上最后一个以藩镇身份冲击皇权成功的人。

这样看的话，太祖巡幸洛阳一事其实是对百官对于迁都态度的测试，在发现自己已经被架空的情况下就只能接受现实，向晋王集团妥协，回到了汴京。

只是，北宋因为权力问题迁都失败却给后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发生于1004年的契丹大举入侵事件再次验证了汴梁作为国都的不可行，终于导致了后来的靖康之耻。

不过，这也不能怪北宋的后世之君，因为太祖都没办成的事，子孙肯定也不能，只能被动接受历史早就写好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