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在科举制被推广并成为王朝的主要选人机制之前，帝国的权力曾长期被门阀势力所垄断，而门阀的形成又和土地兼并、教育垄断、战争、禅让制度有关，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周期才形成的一股势力。
实事求是地说，在科举制全面推广之前，西汉的选才制度才是最成熟的，不仅能实现给朝廷换血的功能，避免出现官僚世家威胁皇权，而且能选出优质人才服务帝国。
在军功派及其子孙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汉武帝就适时兴办太学并推广察举制作为帝国的选才机制：太学为帝国集中培养优质人才；察举制负责将地方精英筛选出来并推荐到朝廷。
一般来说，太学生毕业进行集中考试之后，成绩甲等的直接进入郎官队伍进行实习作为官僚集团的替补；乙等的被下放到地方充任郡县长官的属吏，在地方上进行实际政务的历练。
属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并得到地方官的认可之后，往往又会被以“孝廉”或者“秀才”的身份推荐到朝廷。在经过新一轮的考试之后，合格者会被补入郎官队伍进行重点培养成为官僚集团的替补。
这里要强调一点，属吏的来源并不都是来自京师的太学生，还有地方长官自行招聘的办事人员，他们都会被以“孝廉”的身份推荐到朝廷。
凭借太学和察举制度，西汉王朝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选才机制，保证了朝廷对地方人才的筛选，使官僚队伍能够时常有新鲜的血液被补充进来。这样做，既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素质，朝廷的治理质量，又维护了皇权的权威，一举多得。
但是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朝廷对地方豪强势力是相当警惕的。豪强由于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子弟都有条件接受教育，从而更容易成为郡县长官的属吏，也更容易被以“孝廉”的身份推荐到朝廷。
这样一来，豪强在财富优势之外又有了权力的加持，势力只会更加大，严重威胁帝国的权力中枢。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朝廷才会对地方举荐上来的“孝廉”进行集中考试，既是对他们才能的筛选，也是对他们出身的调查，保证朝廷所吸收的人才永远是能力在线而又没有家族势力作为背书的那拨人。
说白了就是，既要治理帝国的精英，又要维护皇权的权威，人才和权力都要。
对于豪强阶层，朝廷还会重点进行打击，西汉地方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击、抑制地方豪强势力，这一任务甚至和其政绩挂钩，西汉朝廷许多重量级官员都是通过打击豪强从而得到升迁的。同时，酷吏政治也是朝廷打击豪强势力的重要手段。
也就是说，在西汉，豪强势力并没有和权力形成合流，不管是官僚集团还是地方豪强都在皇权的控制范围内。
但地方豪强会通过土地兼并逐步扩张自己的势力，官僚群体也会利用察举制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因为，帝国不可能代代都是汉武帝这样的雄主，皇权衰弱，地方势力自然就会野蛮生长。经过无序扩张，西汉末年，这两股势力都已经成长为严重威胁皇权的存在。
同时，豪强和官僚世家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豪强以家族势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为背书可以轻易获取权力；世家也能通过权力扩张家族财富。
王莽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同时得罪了这两股势力。
所以，新朝末年，群雄逐鹿，世族势力和豪强群体已经成为决定天下归属的重要力量，光武帝刘秀正是在得到地方豪强和世家的支持才得以问鼎建立了东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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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是世族力量的快速扩张期，世族通过垄断教育和察举制不断将家族蛋糕做大。而世族对教育的垄断又是因为太学的废弛，从而将博士的传授之风转移到家族。
世族有经济基础，有知识的积累，有大量的藏书，是完全可以完成以家族之力对于人才的塑造的。尤其是世族通过对经典的勘校、考据、解读，出现了各家对某一学科的垄断地位，比如，汝南袁氏擅长解读《易》、弘农杨氏专攻《尚书》...
在完成人才的塑造之后，世族又通过察举制将子弟运作到重要岗位上去，形成了世族世代垄断权力势力不断扩张的局面。
到了末年，已经出现了袁绍这种四世三公门阀故吏遍天下的极盛家族。马太效应在世族群体体现得是淋漓尽致。
为什么东汉的皇帝不是重用外戚就是宦官，就是让他们充当自己的代言人打击世族群体。但当袁绍率领世族成员血洗了宦官集团之后，世族就已经彻底掌控了天下的话语权。天下切入了群雄逐鹿的频道。
天下大乱，正是地方豪强扩张势力的黄金期，豪强利用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大量的宗族成员、奴婢，凭借坚固的宅墙发展起了私人武装。而普通百姓为了寻求庇护也就将自己的人身权和土地出让给豪强，如此，豪强的势力就更加强大。
以世族为主体的各诸侯为了增强实力也都积极拉拢这些实力雄厚的地方豪强，并将他们引入官僚体系。事实是，三国时代，魏蜀吴三方都积极拉拢地方豪强，打造和世族、豪强共治天下的格局。比如曹操，其阵营中不仅有颍川荀氏、清河崔氏这样的世族力量，也有臧霸这样的地方豪强。
都说曹操是寒门的代表，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其为了扩张势力，平衡政治，还是不得不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并常常重用这些大姓、名士所推荐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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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的孙策虽然曾经一度打击豪强和世族，但孙权后来依然不得不采取和世族、豪强合作的方式来巩固权力，维持在江东割据的格局。
当然，偏安蜀地的刘备也必须保证益州本地士大夫和豪强的权益才能在蜀地立足，维持蜀汉的盘子。
等于说，天下承平时，豪强是朝廷打击的对象，乱世到来时，豪强又是军阀争取的对象。
如此，豪强在权力的加持下也成为了和世族势均力敌的势力，双方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逐渐形成合流之势。
结果只能是，皇权越来越衰弱，以世族和豪强为代表的官僚群体却越来越强势，逐渐控制了天下的话语权。
到了曹丕篡汉时，为了得到世族的支持，于是就不得不拿出九品中正制以出让人事权的方式来获取这帮人的支持。
没办法，凡是通过禅让立国的王朝就必须得继承前朝的政治资源，曹丕要想上位就必须得得到世族和豪强的支持，而世族在已经积累了足够财富的情况下他们最想要的就是子孙后代的仕途能够得到保障。
于是，九品中正制就顺势产生。本质来说，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
如此一来，每个大臣家族的“品”就都被固定了下来，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永远属于这一“品”，“士族”阶层就由此产生了。
由于第一品在理论上属于完人和圣人，所以第二品就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品级，而真正的士族都是二品家族，可以在门第的保障下世代做官。
为了垄断地方上的权力，世族凭借对品级评定的权力又将部分名额分配给地方，每个郡都有数个二品名额。为什么世族都将籍贯放在自己的姓氏之前，比如，弘农杨氏、琅琊王氏，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为了强调、突出自己和家族的社会地位。
由此，地方和朝廷的权力就都被世族所垄断，成了皇帝和世族共治天下的格局。世族构建的壁垒到底有多坚厚，一个低于二品的士人要想升到这一等级，要么需要获得皇帝的特别赏识，要么得到世族的一致认可，才能晋级。所以，真正能突破阶层的人很少。
而且，世族之间还通过通婚，编写家谱的方式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阶层，严防下品的渗透。
在世族势力全面垄断权力的情况下，任何想打破现状的人都会被世族势力联合剿杀，曹爽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其侵犯了世族的利益被司马懿联合世族给诛杀。
高平陵政变的胜利代表了世族势力进入全面掌权的时代。
随后，司马炎在代魏的过程中，世族势力再一次得到扩张。和曹丕一样，司马炎要想上位，就必须要得到世族势力的支持。
连续两次禅让，世族势力达到了权力的巅峰。西晋为什么是一个极其奢靡的时代，就是因为世族在达到权力巅峰并给权力上了“保险”之后由于没有追求就只剩享乐，结果又将西晋给玩废了。
当然，司马炎为了制衡世族势力也做了宗王典兵的设计，以司马氏宗室来压制世族势力。由于司马家族也是世族成员，所以西晋本质上还是世族的天下，只不过此时的司马氏属于第一家族而已。
但司马炎的设计却导致了八王之乱，在胡人南下强势冲击西晋王朝的情况下，晋室只能衣冠南渡。
由于西晋的禁军遭到毁灭性打击而晋元帝司马睿又是在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世族的支持下在江东建立了东晋政权，所以世族就全面掌控了权力，形成了“皇帝垂拱，门阀当政”的新格局。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东晋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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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世族在掌控权力的情况下肯定也会产生不臣之心，有冲击皇权的想法和行为，比如王敦叛乱、桓温逼宫、桓玄造反。
即使在刘裕以军人的身份颠覆了东晋建立了刘宋王朝之后，世族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变化，只不过被权力边缘化而已。江南的财富、朝中的高位依然被世族所垄断。
以琅琊王氏为例子，其家族到底有多煊赫，据毛汉光先生考证，在两晋南北朝两百余年的时间区间内，琅琊王氏官居五品以上的族人就有一百六十一人，而这个时期五品以上官员的总量也就一千七百多人，琅琊王氏占了十分之一。
另外，琅琊王氏官至宰相的有五十多人，二十五人官至吏部尚书，做到刺史、太守级别的更是不计其数。
在艺术领域，琅琊王氏也有一百多人名传后世，比如“书圣”王羲之。
因此，琅琊王氏被称为“华夏首望”“中古第一望族”。
南朝史学家沈约曾无比感慨地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
直到侯景之乱，世族在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新的门阀又随之崛起——宇文泰所创立的关陇集团，以世袭的方式垄断了军、政、财等各个领域的资源。
为什么科举制没有早早诞生，原因就是其没有生存的土壤。
等到唐朝灭亡经过五代的战争洗牌之后，门阀势力才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此时，科举才成为选才的正式机制。
中古时代，就是一部门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