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承祯，字子微，法号道隐，这位杰出的道教人物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一说639年，羽化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作为唐代著名的道士与思想家、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对我国道家思想体系的发展贡献卓著。

司马承祯

自二十一岁起，司马承祯便矢志修行，其后近七十年光阴中，他虽多次应帝王之召入朝宣讲道法，却始终保持着淡泊宁静、无为而治的生活态度，大部分时间选择隐居山林，潜心修炼和深化修养。期间，他还笔耕不辍，撰写了一系列阐述道家思想的著作。

司马承祯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嵩山的初入道门时期，他在那里接受了道教的启蒙教育；天台山时期，进一步精研道法，实践修行；王屋山时期的深居简出与思想提炼。

司马承祯出身高贵，他是晋彭城王司马权的后代，他的父亲、祖父及曾祖父都曾担任过朝中官员。在北周和隋朝时期都是权贵。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很多门阀士族都笃信五斗米道，其中司马氏家族尤为突 出。司马承祯从小就受到家族传统和浓郁道家气氛的影响，对仙人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旧唐书》记载：“(司马承祯)少好学，薄于为吏， 遂为道士。 ”

司马承祯自幼勤于学问，多才多艺，在诗词、书法、绘画及音乐等领域皆展现出深厚造诣。尽管出生于仕宦家族，他却淡泊名利，心向修道成仙的追求。

潘师正

在21岁时，司马承祯毅然前往嵩山，拜道士潘师正为师，潜心研习道教符箓、辟谷养生、导引术法以及服饵修炼之道。

嵩山不仅是司马承祯踏入道教修行的起点，也是他与一群初唐时期崇尚自然、超脱世俗的文人墨客因共同的方外志趣而紧密相连之地。在这片灵山秀水之间，他们结成了一个影响深远且在道教史和文学史上均享有盛誉的团体——“方外十友”。

《新唐书·陆余庆传》中提到的“方外十友”，“（余庆）雅善赵贞固 、 卢藏用 、 陈子昂 、 杜审言 、 宋之问 、毕构 、郭袭微 、 司马承祯 、释怀一 ，时号‘方外十友’除此之外还含有唐代相关文人，比如王适、李白、孟浩然、王维和贺之章等人。

李白在其青年时期曾邂逅司马承祯，并为此创作了流传后世的《大鹏赋》。公元696年，陈子昂在其作品《别中岳二三真人序》中记载，他曾在嵩山为数位下山云游的道士送行，其中便包括司马承祯，描述其“见司马子微冯太和，霓裳渺然”的情景。卢藏用与宋之问这两位文学名士也各自撰写了题为《寄天台司马道士》的诗作，诗句中的“旧游惜疏旷，微尚日磷缁”表达了他们对在嵩山共度时光的怀念。

“方外十友”的结缘，恰是唐代文人与道教紧密联系的一个生动写照。当时，道教自身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关注心性理论并呈现义理化趋势，从而更好地迎合了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与此同时，唐代社会上下，从帝王至平民百姓普遍热衷于追求神仙之道，文人群体也不例外，对仙道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例如，在杜审言临终前赠予宋之问的遗言中提到：“识金石之契密，悔文章之交浅。”

司马承祯能与众多杰出文学家保持紧密交往，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以及卓越的道教修为。

公元696年，司马承祯在嵩山潜心修道整整三十余载后，于五十岁这年与旧交作别，踏上了遍访道教名山的游学之旅。他相继造访了茅山、大霍山及衡山等道教圣地，深入求道研学。最终，司马承祯选择了天台山作为隐居修行之地，并在此处度过了近30年的岁月，因其与天台山的深厚渊源，自号“天台白云子”。

天台山坐落于天台县西北方向约二十五里之处，其九座主峰环抱成垣，宛如一座天然城池，巍峨壮观。在天台山期间，司马承祯隐居修炼，还广收门徒传授法要，并致力于整理《桐柏道藏》，从而开创了上清道茅山宗的一脉分支——南岳天台派。

随着他在天台山上多年精研不辍，司马承祯的名声逐渐远播至大江南北，成为一代备受尊崇的高道大德。

武则天听闻其名声，便将其召至京都洛阳讲道，并亲自下达手谕，高度赞扬他的高尚道行与操守。当他离开京城时，武则天特地下令著名诗人麟台监李峤在洛阳桥东为其践行。 这次召见，对司马承祯来说绝对是意义非凡，在历史方面，也是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司马承祯政坛人生的开端。

公元711年景云二年，司马承祯六十五岁，唐睿宗李旦派遣其兄司马承祎前往天台山亲迎入宫，在景龙观下榻，并就阴阳数术以及治国理政之大略向他求教。彼时，诸多道士借助占卜、祈福等阴阳方术攀附权贵，但司马承祯却不屑于此，他对皇帝说阴阳术数为“异端”，理国应当以“无为”为本。这一举动既体现了他对世俗权势的淡漠不逐，又彰显了他对于皇权的超然态度。睿宗非但未因此而不悦，反而高度评价司马承祯，赞誉他如“广成子再世”。

尽管司马承祯深受睿宗的高度赞赏，但他却无意在繁华京城久留，恳请回归山林潜心修行。他离京之时，睿宗赐予他珍贵的宝琴和霞纹帔以示恩宠。公卿以诗相送者多达百人，足见其在当时的声望之隆。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时年八十高龄的司马承祯受到玄宗皇帝的特别邀请来到京城。鉴于天台山距离京畿遥远，往来不便，玄宗特意下令让司马承祯在地理位置更为适宜的王屋山上建造一座阳台观，以便他专心修炼。为了提升阳台观的声望与地位，玄宗亲笔题写了“廖阳殿”三字作为其匾额，并特派朝中大臣护送匾额至王屋山。此外，玄宗还与司马承祯共同主持了松亭和先师庙堂的修建工程，此举令王屋山迅速成为当时朝野瞩目的热点，极大地提升了它在道教界的影响力。

据《重修王屋山阳台宫碑》记载，在唐朝时期，中岩道士司马炼师——即司马承祯，在此地创建了一处庄重的道场，并树立雕像以示崇敬。道场内部，墙壁上绘制有仙人、龙、鹤、云气等寓意深远的画面，这些举措进一步推动了道教的传播与弘扬。从而使王屋山成为一个深受尊崇的福地。

王屋山被誉为道教十大洞天之首，自古以来便汇聚了众多仙道流派，如太平道、黄故道、天师道、上清派以及后世的全真道和太一道，均与王屋山保持着深厚的渊源。著名道教人物司马承祯，选择在此地度过他的晚年。

司马承祯在王屋山隐修长达八年，预感生命将尽之际，他特意决定指派其侄子司马绰亲自监督镌刻《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贞白先生即陶弘景，以此来表达对陶弘景的崇高敬意。两个月后的6月18日，司马承祯羽化登仙，享年八十九岁，安葬于王屋山西北角。

据司马承祯当时的弟子记载，在其逝世后，观坛周围聚集了大量的仙鹤盘旋飞舞，同时一股白云从观坛喷薄而出，直通天际，伴随着悠扬的乐音，大师的面容栩栩如生，仿佛仍在人世。玄宗对此深感震撼，并下旨称颂：“混沌无形，自然转化为虚无，尽管世间万物有形有象，至高境界却是深远无垠。”并赠银青光禄大夫，谥称“正一先生”。

司马承祯对王屋山道士群体的影响极为深远且持久，其遗留下来的诸多经典文献成为了王屋山道士修行和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作为王屋山道教的核心人物，司马承祯所著的《坐忘论》等著作是道教学术史的一座高峰，是道教从外丹术向内丹术即内心炼养转变的里程碑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