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监察御史张祯将当时朝廷的十大弊政，总结为十祸——轻大臣、解权纲（放弃朝政大权）、事安逸、杜言路、离人心、滥刑狱等。这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给人印象至深：“陛下因循自安，不豫防虑（没有事先提防和考虑）。今海内不宁，天道变常，民情难保，正当修实德以答天意，推至诚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劳，声色之乐，宴安鸩毒（安逸享受害人）之惑，皆宜痛绝勇改。而陛下乃泰然处之，若承平无事时，此事（追求）安逸所以为根本之祸者也。”

这是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元纪》中的一段记载。其时，朱元璋、张士诚、刘福通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元朝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元顺帝依然极尽享乐，对朝政之事漫不经心，以致身为监察御史的张桢再也看不下去了，因此，向皇帝呈上了他的这份奏疏。

从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登基到现在，元顺帝已经在龙椅上呆了24年了。登基之初的元顺帝还是颇有雄心壮志，很想努力做一个好皇帝的，尤其是在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他扳倒权臣伯颜而亲政的最初的几年时间里。可惜的是，他没有能够将这样的雄心壮志一直坚持下去。为什么？元朝后期，天灾频仍，内忧外患并起，社会矛盾加剧，国家动荡不安，让人看不到前途是一个方面；而漫长的帝王生涯，让元顺帝产生了严重的职业倦怠，也应该是另一个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之下，元顺帝“躲进小楼成一统”，尽情享受末世狂欢来了！

还是在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元纪》里，有这样的记载：稍早一些的至正十三年（公元1354年），从六月到八月都没有下雨，但是，在皇城里，清宁殿、前山子、月宫诸殿宇依然还在营造。不仅如此，西蕃僧人有因为擅长名为“大喜乐”的“房中术”而被任命为大元国师的。更有一些奸臣利用高丽女人作为耳目，刺探显贵人家的夫人与普通百姓的妻子，从中选择漂亮而擅长性事的介绍到宫中，数天之后才放出去。元顺帝的弟弟巴朗等人，甚至在元顺帝面前赤身裸体共居一室。

对于元顺帝这样一些做法，张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向皇帝呈上了眼前的这份奏疏。而他这样做，一定是希望元顺帝看能够“痛绝勇改”，回到正路上来，努力解决目下朝廷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唤回民心，稳定社会，拯救国家。然而，他这份奏疏呈上之后的结果却是没有被人理会。不仅如此，不久之后他更是因为正直敢言而被当权者深恶痛绝，最终被调离了中央，出任地方上的“廉访签事”去了！

对于当政之人——比如说当朝宰相，之所以这么处理他，是不是得到了元顺帝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处理方式，一定是元顺帝喜闻乐见的——假如不是对于“圣意”的揣摩十分到位，他的宰相能够在相位上一直带着吗？而当皇帝和他手下的宰相之人都是这样的思维的话，那么，这个朝代的结局可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想象——11年后，无视臣子“根本之祸”的提醒的元顺帝，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中仓皇出逃死在路上，元王朝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