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三月的一天，宰相赵鼎上奏道：“近来春雨连绵，我担心会伤害庄稼，打算到临安府向老天爷祈祷。”大臣孟庾、沈与求说：“多雨，天气持续低温，蚕必然会受到大面积的伤害。”宋高宗说：“我下令在宫中养蚕，就是希望知道稼穑的艰难。祖宗昔日曾经在延春阁两壁上画有农家养蚕、织绢的具体过程，元符年间被改画成了山水。”（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

由宰相赵鼎与大臣孟庾、沈与求针春雨持续不断的议论，宋高宗说到了自己下令在宫中养蚕的目的，为的是表明自己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对于宋高宗这里的联想，我们应该表示应有的赞赏，那就是他虽然贵为皇帝，但是对于底层人民的生活还是比较关心的。而这或许也是他作为南宋开国皇帝能够多少做成一些什么的重要原因——举凡开国皇帝，往往都对民生、民情高度重视，并且能够予以一定的改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前朝覆亡的经验教训就在眼前。

宋高宗这番话的后半部分或许是无意中提到的“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绢甚详，元符间因改山水”，在我看来，更为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祖宗，这里指的是宋仁宗，即北宋第四位皇帝，也是在在位时间最长（21年）的赵祯，他当年在宫中的墙上画了“农家养蚕、织绢”为主题的《蚕织图》；但是，到了宋哲宗与宋徽宗的时期，它们却被改画成了山水！

为什么宋仁宗要在宫中的墙上画上《蚕织图》？原因显而易见：并不是他喜欢绘画，喜欢与宫中的生活存在相当距离因此可能别有风味的农村生产与生活的场景，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在一众帝王之人中，相对而言有着自己宏大的政治理想，较为关心民生，也深深知道想要国家繁荣昌盛，那么，必须重视什么的皇帝。或者说，他在宫墙上画上《蚕织图》，无疑是要让自己与自己身边的人，不忘衣食都是从哪里来的，应该对于农人更多体恤和同情，更多关心和爱护。而他在位期间，国家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被称作“仁宗盛治”，应该与此存在因果关系。

宋哲宗与宋徽宗，在很多方面与宋仁宗很不一样。宋哲宗属于“短命”皇帝，10岁登基的时候，因为太过年幼，由他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亲政之后也只做了7年皇帝也就撒手西去了。他的一生不只短暂，而且因为个人经历的特殊性等，为政高度情绪化，所以，做成的事儿十分有限。而他把宫墙上的《蚕织图》改成了山水，则反映了他思想的肤浅，与基层民众感情上、心理上的距离，与宋仁宗政治方面的差距巨大。而宋哲宗之后的宋徽宗我们同样知道，他就是一个超级大玩家，书法与绘画是他所喜欢与所擅长的，但治国理政却是一塌糊涂。而他为什么会一塌糊涂，我们从他的宫墙上绘画主题的变化能够看出些许眉目。

唐朝的诗人李绅的“悯农诗”中，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人们听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往往会引发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无限同情，对来之不易的粮食的万分珍惜。而当做皇帝的在宫中看到宫墙上所画的《蚕织图》的时候，大概也是有可能对于自己身上所穿的绫罗绸缎的来之不易十分感叹，进而可能把他们的冷暖放在心上，并珍惜身上所穿，勤政为民。反过来说，对《蚕织图》皱眉，更之以“山水”的人，则有可能在心旷神怡的同时，忘了这一切而沉醉于花花世界中不能自拔。

所以，宋仁宗能够有所作为，成为一代仁君，而宋哲宗与宋徽宗们则成为北宋王朝的掘墓人，是不是毫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