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京城开封以东的京东东路地区，因为受灾而遭殃的老百姓四处游荡，生活没有着落，地方上频繁发生盗抢之事。宋仁宗打算增加兵力予以防备，打听谁能够镇守郓州（今山东菏泽下辖之郓城县，位于山东西南部，属于华北平原）。当朝宰相回答说刘夔能够胜任，于是宋仁宗便提拔任用了刘夔。刘夔到了郓州，打开官府的粮仓赈济饥民，因此而活下来的人很多，盗贼也渐渐减少并最终消失了。（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对于京城附近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恶化，宋仁宗高度警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不加提防任其发展，没准儿真有可能动摇其政权。但是，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又是可以商榷的。从宋仁宗最初“益兵为备”看来，他至少是有武力镇压的预案的；但是，刘夔上任以后，采取了怀柔之法，而从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方法无疑更好。什么原因？那是因为刘夔对症下药，开对了药方。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一般而言，不到饥寒交走投无路挣扎于生死线上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走极端——揭竿而起或者说造反起义之类的。为什么？因为儒家教导人们安分守己思想长期的浸淫，也因为造反起义的代价往往十分惨痛一旦失败将面临“诛灭九族”的惩罚。所以，当社会动荡，其源头不过是在天灾人祸导致人们衣食没有着落，不得不寻求其它生路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正视他们面临的困境，通过开仓赈济一类的方法予以纾解，他们自然而然可能放下手中的锄头镰刀。

刘夔无疑是对老百姓的心理非常了解的朝廷命官，所以，他采取了无疑十分温柔也十分对路的平息事态的方法——“发廪赈饥民”。于是，一场危机轻松地被他化解了。而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假如是采用另一种方式——武力镇压来对付这些饥民，很有可能导致矛盾升级，危机扩大，亦即更多的老百姓投身到反饥饿、反镇压的武装斗争中来。即便是一时将乱民镇压下去了，但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却有可能因此加深，日后一旦有火哪怕只是划一根火柴，都有可能遍地燃起熊熊大火。如此这般，朝廷的麻烦也就更大了。

所以，尽管说中国的老百姓十分温顺、十分善良，但对于治人者来讲，是不是也该适当珍惜这样的政治环境，对老百姓更多仁爱、更多关心、更多尊重、更多保护？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虽然道理是这么讲，但就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来看，似乎有些治人者并不这样看，亦即对中国老百姓的善良毫不珍惜，他们更相信的是权力，是武力，是老百姓不服，那么，他们就试图压服。所以，类似的悲剧总是频繁地在我们的历史上上演，而朝代的周期性更替也成为一条定律。

刘夔的赈济息盗，能不能给今天的我们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