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历史朝代歌，其中有这么两句：“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其中，从汉末到三国，再到两晋、南北朝，是继大一统王朝秦和汉之后一段相当长的大分裂时期，其中仅包含了西晋王朝短暂的36年的统一时期。有人说“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风云变幻方见英雄本色，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而这一段较长时期的乱世，“始作俑者”其实就源于汉末桓灵时期至三国建立的这一段。

一般认为，汉末乱世始自黄巾大起义充分显现，之前东汉内部政治腐朽黑暗，外戚宦官干政，动荡态势已成定局。但多数人对这一时期局势的了解，其实基本来自于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相当成功，基本固化了一般人对东汉末期直至三国建立时如董卓、曹操、袁绍等一干人的印象，而这些人的本来面目却已经逐渐模糊。小说当然毕竟只是小说，三分史实、七分演绎而已；那么，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范晔的《后汉书》呢？这两本正史对汉末乱世以及董卓、曹操、袁绍等历史人物的记载是值得信赖还是需要存疑？真相当然只有一个，只不过需要仔细梳理，需要抽丝剥茧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到达源头——历史作家刘三解的《汉末之变：曹操发迹与董卓之死》，初平三年（192年）之前的曹操和董卓为主角，对这一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主要忠奸贤愚进行了“挖掘”，展示了一个颇有诸多不同的乱世众生相。

汉末乱世究竟是什么样？曹操在其文学作品《蒿里行》中曾有反映，通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诗句，描绘了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生灵涂炭、民生凋敝的景象。这一时期，史书的记载中，董卓进京，将朝廷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试图解决汉王朝的统治危机；曹操则借讨董战争将自己塑造成“朝廷守护者”的形象。董卓和曹操，究竟谁才是不折不扣的篡权者？或者说，谁才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呢？《汉末之变》对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证，考证的结果大体上倒不出乎意料之外，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结果具有了无异于颠覆性的效果。

究竟是哪些考证结果颠覆了一般人的认识呢？比如对曹操的认知。曹操在任洛阳北部尉时，确实曾经竖起五色棒，逮着了小黄门蹇硕的叔叔夜行而杀之，但此举真的就证明了他不畏权贵吗？《汉末之变》给出的结论却是，曹操杀蹇硕的叔叔是用了法外重典，即他是在滥用职权，也就是说其罪不至死。还有譬如，所谓“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真相到底如何呢？《汉末之变》认为，确实是因为吕伯奢之子垂涎于处于逃亡中的曹操等人的马匹、财物，想要谋财；而且认为，曹操虽然也确实是因为神经过敏而杀人，但他在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时，不是洋洋自得，而是无奈之举。还有譬如，曹操所谓不少英雄义举，如他到底是不是天下讨董的第一人，到底有没有收降百万黄巾等，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经过了掩饰，是一种“权力制造的信息差”，但历史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真相是如此难得，即使如《三国志》《后汉书》这样的正史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呈现。但只要深入挖掘，综合进行印证，总还是不难拼出一个近似的原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