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宝贵从小生长在天津，父亲在码头上做搬运工人，他自己经常跟父亲在码头上拾破烂。
那时，码头上常闹事，日本鬼子和码头上的“把头”常常压迫工人。他父亲和工人们却不怕他们，陶宝贵从小就学会了这一手，谁要欺侮他，他就敢反抗。
陶宝贵在1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经人介绍进了发电厂当学徒。
那时，日本鬼子多凶，可是陶宝贵并不怕，日本鬼子打他，他照样敢还手。在当时，他自然免不了要吃眼前亏，但是他全然不顾。
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反动派“劫收”了天津，成立了伪工会，把从前害过人的汉奸流氓全弄进工会里当委员，工人们就派代表到伪法院去告他们。
伪法院的法官当然是替国民党政府服务的，不但不处理那批汉奸流氓，反而说他们是地下工作人员，状子给驳了回来，还把代表们扣押了好几天。
工人们又到伪工会去评理，看门的不肯放很多人进去，陶宝贵就一个人先进去，想找个懂事的人讲讲理。
他一跑进门，一群流氓围上了他，有两个流氓冲过来想动手打人。陶宝贵不能给工人丢脸，他一拳把一个流氓打倒在地上。
流氓们一起拥上来，围住陶宝贵就打。
在外面的工友们等得火起，就闯进门，正见陶宝贵被他们围打，立刻一齐动手，打散了那些狗腿子，把陶宝贵救了出来。
工人们把受了伤的陶宝贵送到医院去医治。有一天，厂里烧锅炉的张大哥前来慰问。张大哥对陶宝贵说：“一个人反抗是不中用的，大家联合起来才有力量。”
陶宝贵咬紧牙齿熬住痛，坐起来抓住张大哥的手，向张大哥讨主意。陶宝贵出院后，和工人们一起把伪工会的汉奸流氓赶跑了，并且成立了自己的新工会。
这一下，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派特务、宪兵到厂里来抓人。他们好像如临大敌似的，连美式装甲车都开进了工厂。
那些汉奸、特务全都是美式装备，挎着手枪，拿着铐子到厂里，把陶宝贵、张大哥和一些进步的工人都抓走了。
全市的工友为了援救被捕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罢工，人流像潮水一样翻腾开来。这一来当局慌了，最后只好答应释放被捕的工人。
在释放之前，陶宝贵被押着过堂，一个干瘦得像猴儿似的老特务想骗他在悔过书上打手印，被他拒绝了。
那个老特务冷笑了几声，用力拍着桌子叫骂起来。当局把陶宝贵给放了，可是他们命令工厂把他开除了。特务紧盯着他，他走遍全市工厂也找不到工作。
国民党当局用这样的手段对付陶宝贵还不够，还想把他全家逼上死路，特务常常到纱厂去威胁陶宝贵的妹妹——陶桂兰。
陶宝贵的小妹妹陶小凤，只有九岁，在纺织厂工人子弟学校上学，特务常叫一些小流氓在路上吓唬她，吓得陶小凤再也不敢上学校了。
有一次，陶大娘劝陶宝贵，叫他缓和些。他回答说：“宁死也不能低头。”张大哥出狱后，他领着陶宝贵到市郊的一个小树林里，给他介绍了一位地下党的同志。
就在树林里，陶宝贵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从这天起，他的眼睛亮了，斗争的目的更明确了。
陶宝贵入党后，为了生活，要经常躲过特务的盯梢，出去找零活做，并且还组织工人活动，参加工人的示威游行。
天津解放了，陶宝贵回到自己的工厂，他们兄妹两个每月领到了工资，物价又稳定，一家四口过着愉快的日子。
陶宝贵想到自己的一家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南方还没有解放，还有成千上万的弟兄过着苦日子，就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
陶宝贵到南方新解放地区工作了一年多，当地工会组织健全了，新干部成长起来了。上级预备调他到华北一个工业学校去学技术，可是当他听到市长“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后，他决心积极响应。
陶宝贵向上级请求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经过上级核准，他同参军的同志们一同乘火车向北走。在列车上，他同班长王振鲁最要好，两人带头唱歌鼓舞战友。
列车在天津停下了，陶大娘、陶桂兰、陶小凤一同跑进车厢，来看望陶宝贵。陶宝贵握着陶桂兰的手，祝贺她也入了党。
陶大娘递给他一包慰问袋，他本来不要的，经桂兰一劝，他才拿了一支钢笔和一个日记本。列车开了，陶大娘、陶桂兰、陶小凤等站在月台上欢送战士们。
列车经过市郊，陶宝贵指着窗外一连串的厂房告诉王振鲁，说那座红砖砌的厂房，就是他工作过的水电厂，旁边是他妹妹陶桂兰做工的纺织厂···
列车在东北丰饶的土地上行驶了两昼夜，第三天，到了鸭绿江边，列车刚到站，立刻听到一个胜利的捷报。
这时，敌人已经遭受到中朝人民军队铁拳般的重击，全线溃退。我们的部队在当天跨过鸭绿江，一连几天急行军。
12月下旬，部队冒着深寒大雪，追击到临津江边，指战员们情绪沸腾，准备进攻。
上级知晓陶宝贵过去在发电厂里做过工，所以安排他和王振鲁进了电话排。他俩准备在战斗中立功。
陶宝贵写好一封决心书，请班长王振鲁交给首长，决心书上写道：“为了保卫中朝两国的母亲和孩子，为了保卫祖国的生产建设，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坚决要求上级给我重要的任务，派我到战斗的最前线去。”
下午，团长和参谋长巡视阵地去了。政委接到陶宝贵等的决心书后，就命陶宝贵和王振鲁配合侦察排，去了解敌人阵地的情况，作为进攻前的准备。
临走时，政委还叮嘱他，说是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并且必须要争取时间。
晚上，在团指挥所门前，政委向即将出发的侦察排讲话；陶宝贵和王振鲁背着电话机和电线，站在队伍的末尾。
团长的话讲完后，侦察排出发了，他们一直走向江边。侦察排决定渡过临津江，战士们手拉着手，涉过冰水，走向对岸。
队伍进入敌后，侦察员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分头活动去了，只留下侦察班长和电话排长等几个人，隐蔽在交通壕里。
电话排长吩咐王振鲁和陶宝贵把电话机接好，然后，他同团指挥所通了话。过了一些时候，敌人开始开炮，炮弹在天空中闪过一道道红亮的火光。
电话排长又要和指挥所通话，就拿起听筒，陶宝贵紧摇电话，结果电话不通了。
王振鲁和陶宝贵都要求出去查线，可是电线剩得不多了，电话排长叫他俩找到断头后匀匀线，想办法克服困难。
他俩跳出战壕，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路上东撞西碰的也不知摔了多少跤，来到江边，还没有发现断线的地方。
两人毫不犹豫地渡过了临津江。过江不远，就发现了电线的断头和周围的炮弹坑。陶宝贵把自己带来的电线都接上了，可是，两人把线拉近一比，中间还空着一段。
这时，两人手里拿的线都在发麻，说明侦察班和团指挥所双方都急于通话，现在来不及找拐弯的地方匀线了，两人拉着线往一起凑，正好拉上了手。
电流从他俩身上传过去，他俩知道人的身体过电是不能支持过久的，况且寒潮使他俩的身体变得麻木起来，可是，他俩的手越捏越紧，好像互相鼓励说：“坚持！坚持！”
忽然，两人觉得身子一阵轻松，原来，双方已经通完了话，两头的电停止了交流。这时，王振鲁无力地瘫在地上，陶宝贵熬着痛站起来去扶着他。
王振鲁渐渐恢复过来，随着陶宝贵活动活动身体。接着，他们两个人开始工作，从几个转弯处把电线匀过来，接上了。
他俩全身疲惫。在他们身后是自己的阵地，只消费半个钟头就可以回到那里，得到温暖和休息；但他俩并没有回头，顶着寒风，熬着剧痛，往江边走去。
陶宝贵和王振鲁重新涉过江水，爬上峭壁，登上陡坡，又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了一阵。但不知怎么一来，迷失了方向。
天快亮了，他俩一闪身钻进旁边一个松树林子，跳进了敌人挖的交通壕。
停了一会，王振鲁探出头去一看，见左右两侧山头上全有敌人，离他们最近的只有半里路，他俩无法脱身了。
在交通壕里，发现有敌人遗弃的军服，陶宝贵捡起一件穿在身上，叫王振鲁也捡一件穿上，这样，好搅乱敌人的视线。
两人紧偎在一起坐在壕里。陶宝贵想起了他刚进入朝鲜，敌人从清川江败退时，那些野蛮的敌人屠杀朝鲜居民的惨状。
陶宝贵越想越激愤，仇恨的火焰烧得他心里隐隐作痛。
天黑了，他俩从壕沟里爬上来，直爬到山顶。突然，前面亮光一闪，敌人又开始放炮了，他俩伏下身子，借着炮弹出口时的亮光一看，眼前山坡上排开十几门大炮。
原来，他俩爬到敌人的炮兵阵地上来啦，陶宝贵看到前面有一点红色的火星一闪一闪的，像是一个敌人在抽烟，他决定把这个“舌头”捉回去。
他俩缓缓地向前爬行，绕到敌人身后不远的地方，王振鲁悄悄地站起身来，猛地一下扑了上去，用胳膊挟住敌人的脖子。
敌人越挣扎，他越使劲，一会儿，敌人瘫软下去，随后这家伙一伸腿，不再动弹了。陶宝贵向周围探视着，他发现离这里不远的地面上冒出一线灯光。
陶宝贵捡起敌人的卡宾枪，主张再干他一下，王振鲁凑到陶宝贵耳朵旁，悄悄地说：“走！”他俩爬到敌人掩蔽部前面，把耳朵凑在地面上一听，果然里面有叽哩咕噜说话的声音。
王振鲁给了陶宝贵一个暗示，两人冲了进去。只见里面两个敌人，一个在打电话，看样子像一个军官在指挥打炮，另一个像是个卫兵。
陶宝贵端起枪，对准他们的胸口，两个敌人只好举起手来。王振鲁就掏出钳子，把电话线剪断了。
那个卫兵望着陶宝贵挤了挤眼睛，撇了撇嘴，用手抹脖子，像只落水狗似的发出吚吚唔唔的声音，看意思是问：“杀不杀？”陶宝贵连连摇头，用枪示意叫他们跟着走。
两人押着俘虏走到江边，两个家伙起初不肯下水过江，陶宝贵用枪对着他们一比，他们才缓缓地走下水去。他俩像赶两条笨牛似的，把俘虏赶过江去。
他俩押着俘虏，离自己的阵地越来越近，陶宝贵一阵高兴，完全忘记了刚才的疲劳。
他俩回到了自己的阵地，就把两个俘虏送到指挥所。团长问明情况，知道两个俘虏里一个是卫兵，另一个是炮兵营的参谋长。
政委虽然很高兴，但是他说陶宝贵他们的工作还是有缺点的。陶宝贵和王振鲁走出了指挥所，向连部走去。
他俩一回到连部，迎头便听到战士们热烈地议论着进攻的消息。
他俩向连长简单地报告了这两天的情况，连长也向他们正式传达了进攻的命令。这一来，他俩更兴奋了，准备好自己的工具——电讯机、电线等，期待进攻的信号。
当天黄昏，总攻开始了，阵地上空升起无数的绿色信号弹。接着，我军的大炮开始轰击敌人的阵地。
战士们向前猛冲，仅仅十五分钟，主攻部队已突破临津江。团直属队也随同大军冲过了江，在南岸的山谷里预备好掩蔽部，使团指挥所迅速地向前推进。
电话排的工作又紧张起来，电讯员们集中到团指挥所附近的工事里。不久，一组一组都分派出去查线去了，却单单留下陶宝贵和王振鲁两个。
两人正想去向上级要求分配任务时，电话排的排长来领他俩到指挥所去。团参谋长因为团部指挥所和师部的电话线中断了，叫陶宝贵和王振鲁赶紧把线查通。
政委叫陶宝贵要勇敢和冷静，因为在炮火下查线和战斗员的工作不同，是一件细致的工作。陶宝贵提出保证，决心完成任务。
他俩向首长们敬了个礼后，走出指挥所，背上电话机，飞也似的直奔江边。他俩到了江边，发现原来的电话线已被炸成许多节了，就立即接上断头，拉着线走下江水。
敌机飞来，用机关枪扫射着，忽然，王振鲁“哎呀”一声，他中了弹，倒在陶宝贵的身上。陶宝贵将王振鲁拦腰抱住，拖回南岸，跑进江边的工事。
这时，工事里的战士迅速爬过来，递过救急包。可是王振鲁知道自己受的伤太重，不中用了，就把袋里的一百块朝鲜币交给陶宝贵，让他转交给指导员作为最后的党费。
陶宝贵接过一百元朝鲜币后，紧紧抱住班长；可是王振鲁还是叫他快走，要他立刻去接线。
陶宝贵对班长看了一眼，就跳出工事，昂着头，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拉起了线，坚定地向江边走去。
他走到对岸时，一颗炮弹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他脸上虽然流着血，可是仍沉着地用电话机试听一根断线，检验那根线是不是通到师部。
他从话筒里听出师部正在呼叫团指挥部的番号，他又试了试手里的线，然后，赶紧把它接上。陶宝贵来往巡查，一旦发现电话线再有损坏，立即检修，然后才重回南岸。
陶宝贵跳进江边的工事，王振鲁已经不见了，在他刚才躲过的地方，留下一滩血迹。
一个战士看见陶宝贵满脸血迹，上衣被炮弹片撕得绽裂出白色的棉花，再看下面，见裤子冻得像个铁筒，并且有血迹，就替他撕开裤筒，用纱布包扎腿上的伤口。
陶宝贵一拐一拐地走到指挥所，团首长们正站在指挥所前进行观察，看见了陶宝贵，就问他关于王振鲁的消息。
政委见陶宝贵受了重伤，就命令身旁一个战士去叫民工来，要抬他到后方去，可是，陶宝贵仍不愿下火线。
当民工来抬他时，一阵剧痛使他昏迷了过去，政委看见他衣服开了花，遮不了寒，就脱下自己的大衣，盖在他的身上。
过了一些时候，陶宝贵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身上的大衣是政委的。
陶宝贵被送回祖国，躺在天津的一家医院里。每天，他都要收到许多从各地寄来的慰问信和慰问袋，他原先工作过的发电厂的工友们，连生产计划、工作总结等都给他寄来了。
几个月过去了，春天来到，他的身体渐渐复原。一天，陶大娘拿着她和两个女儿合拍的照片给他看，他告诉妈妈：自己已经递上了重返前线的志愿书，准备出发了。
5月1日那天，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纪念日里，陶宝贵和他的战友们为保卫和平，重新走向朝鲜，走向战斗的最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