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门前有条石板路，宽约三尺，铺了约莫有五十年。每天早上四点半，王大妈的木头推车就会从这条路上经过，车轮与石板的缝隙间发出规律的”咕噜咕噜”声，像是某种报时钟。

那声音几十年如一日，成了我们小镇的某种仪式。

王大妈今年七十八，或许是七十九，没人说得准。她的脸上布满皱纹，像是被水泡过又晒干的老姜。眼睛却很亮，像是夏夜里的萤火虫，不大但有光。

豆腐摊就在镇上中心的老槐树下。一张木桌，上面放着几块豆腐，白得发亮。旁边一个铁皮盆，盛着卤水。还有个小竹篓，里面装着一些青菜，偶尔会有几个鸡蛋。

“二两嫩豆腐。”我妈咪嘴说道。

王大妈没抬头，手上的菜刀已经切下去了。那刀好像长在她手上一样，落在豆腐上，既不多也不少，恰好二两。

“大妹子，今儿个雨水大，给你搁点卤水带回去。”王大妈说着，用勺子舀了点卤水到我妈的饭盒里。

我妈点点头，递过去一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那是我们常客的价格。别人家二两豆腐要一块二。

“下次买点嫩点的给孩子吃。”王大妈突然对我妈说。

我妈愣了一下，回头看了看站在不远处的我，点点头。我那会儿正在上初中，瘦得像根竹竿。

后来我才知道，王大妈对每个来买豆腐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谁家的孩子考试了、谁家的老人病了、谁家最近手头紧了，她都知道。

王大妈的生意规矩很怪。一般人会赊账，但她从不赊账。镇上的李婶有次晚上急着买豆腐忘带钱，说明天还，王大妈直接摇头拒绝了。李婶气得直跺脚，说她不近人情。

可奇怪的是，她却经常借钱给镇上的穷学生。

镇上的张小勇，现在是县医院的主任医师，当年上学时家里穷，每个学期的学费都是王大妈借的。借出去就像石头沉进水里，从不提还。

还有现在开小超市的刘强，初中时父亲意外去世，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王大妈每个月都会塞给他二十块钱，说是买本子的。

这些事我都是听我妈讲的。我妈说：“这老太太，算盘打得真怪。”

王大妈的摊位从来不挪地方。夏天太阳晒，她就把摊子往槐树阴凉处挪一挪。冬天北风吹，她就在旁边放个小火盆，烧些木炭取暖。

火盆上常年放着一把沾满油渍的铁壶，煮着稀稀拉拉的白粥。那是她一天的口粮，中午就着咸菜喝上一碗。

有次我放学路过，看见王大妈把粥分给了一个流浪汉。那流浪汉满脸污垢，头发打结，穿着一件破棉袄。王大妈给他盛了满满一碗，还从袋子里拿出一块豆腐干。

流浪汉吃完，想留下一个塑料瓶子作为报答，被王大妈摆手拒绝了。

“吃饱了就好，别的不要紧。”她说。

王大妈其实姓黄，嫁到王家后才成了王大妈。她丈夫早年间在煤矿上班，因为一次矿难去世了。当时她才三十出头，带着一个儿子。

她儿子王建军，也是我们镇上有名的人物。听说当年是全镇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还是重点大学。毕业后去了省城，成了某个部门的负责人。

王建军每年要回来两三次，都是开着亮闪闪的小车。但没人见过他去王大妈的豆腐摊。据说是嫌弃母亲做的是苦力活，有辱他的门面。

每次王建军回来，都住在镇上唯一的三星宾馆里，然后叫王大妈过去吃饭。王大妈总是推说摊子走不开，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倒是王建军的儿子，也就是王大妈的孙子小王，每年暑假都要来住上一阵子。那孩子长得白净，一看就是城里孩子。奇怪的是，他特别喜欢跟着王大妈去摆摊。

有天下午，我在县城上完补习班回来，远远就看见王大妈的豆腐摊旁围了一圈人。

“是要倒了吗？”

“该不会是被城管给撵了吧？”

人群中传来各种猜测。

我挤进去一看，原来是王大妈坐在小板凳上，满头大汗，脸色发白。旁边的孙子小王手足无措地站着，看样子吓得不轻。

“大妈，我去叫个车，送你去医院。”王铁匠提议道。

王大妈摆摆手：“不用，歇一会儿就好了。”

但她刚站起来，就又坐回了板凳上。

最后还是李婶的儿子开着三轮车，把王大妈送到了镇卫生院。大夫说是心脏病，需要去县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那天晚上，镇上的人传开了，说王大妈这回怕是不行了。

第二天早上，我正准备上学，听见院子外面有人喊我爸的名字。

是李婶。

“老张，不得了啦！王大妈那孙子在卫生院大哭大闹，说是王建军不肯掏钱给他奶奶看病！”

我爸皱了皱眉头：“这孩子，大惊小怪的。王建军在省城，那么大的官，怎么会不管他妈？”

李婶摇摇头：“可不是嘛。那小王说打了好几个电话，他爸爸都说没空管这事。最后说让他奶奶先住着，等周末他回来再说。可医生说再拖两天会有生命危险啊！”

我爸思索了一下，说：“这样，我去看看。”

我跟在后面，一起去了卫生院。

王大妈躺在病床上，眼睛半闭着。孙子小王坐在一旁，眼睛红肿。看见我爸进来，他立刻站了起来。

“张叔叔，求你帮帮忙吧。我爸不接我电话了……”

我爸拍拍他的肩膀，然后走到病床前。

“老黄啊，”我爸用她的娘家姓叫她，“感觉怎么样？”

王大妈慢慢睁开眼睛，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张老弟，没事，小毛病。过两天就能出去摆摊了。”

我爸摇摇头：“大夫说了，得去县医院。我这就安排车。”

王大妈突然握住我爸的手：“不去，花那冤枉钱干啥。”

“钱的事不用你操心。”我爸说。

王大妈却固执地摇头：“我这把年纪了，死了也就死了。别麻烦别人。”

小王在一旁急得直跺脚：“奶奶，你别这样说啊！”

不管王大妈怎么反对，我爸还是联系了县医院的救护车，把她送了过去。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是严重的心脏病，需要做搭桥手术。手术费用加上后期治疗，至少需要十万元。

小王打了无数个电话给他爸爸，最后王建军只回了一条短信：正在开重要会议，钱的事慢慢想办法。

王大妈知道后，轻轻拍了拍小王的手：“好孩子，别难为你爸爸了。我们回家吧，省得花冤枉钱。”

那一刻，我看见小王眼中闪过一丝我从未在孩子眼中见过的决绝。他转身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小镇：王大妈的手术费齐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那钱不是王建军出的，而是镇上的人凑的。

先是卫生院的护士小李发了一条朋友圈，说王大妈需要手术，家人又不管。这条消息被迅速转发。

然后是已经在县城当医生的张小勇，二话不说打了两万块钱过来。

接着是开小超市的刘强，送来了五千元现金。

更多的是镇上的普通人，三百五百地送来。甚至有的老人，颤颤巍巍地拿出皱巴巴的零钱，说是给王大妈添副草鞋的。

最让人震惊的是王大妈的记账本。小王从她的床底下翻出来一个旧铁盒，里面有一本发黄的账簿。

上面工工整整地记录着这些年来借给学生们的钱，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但奇怪的是，这本账簿上没有一个人的名字被划掉，好像她从来没有期望过有人还钱。

账簿最后一页，却整整齐齐地贴着一些汇款单和感谢信。有的是当年的学生，后来有了出息，主动还钱；有的则是一些陌生人，说是因为听说过王大妈的事迹，特意来帮助她的。

那个生锈的铁盒里，还有一张发黄的全家福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建军大学毕业那年”。照片里，年轻的王建军穿着学士服，笑容灿烂，王大妈站在一旁，眼中满是骄傲。

手术很成功，王大妈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就出院了。

出院那天，来了许多人，有镇上的邻居，也有专门从外地赶回来的学生。唯独不见王建军的身影。

小王告诉我们，他爸爸说工作太忙，抽不开身。

王大妈却很看得开，她拉着小王的手说：“你爸爸公务繁忙，是为国家做贡献呢，不用管我们。”

我看到小王眼中含着泪水，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回到镇上后，王大妈的身体逐渐好转。但医生叮嘱她不能再干重活，豆腐摊也就没有再开张。

镇上的人轮流给她送饭，有时是李婶家的红烧肉，有时是王铁匠家的馒头。王大妈总是推辞不要，但架不住大家的热情。

今年初夏的一个下午，王大妈在自家门前的躺椅上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当消息传开，整个镇子都安静了下来。

王大妈的葬礼定在周日上午。按理说，这事应该由她儿子王建军操办。但王建军只派了一个助理过来，说是工作走不开，让助理全权处理。

那助理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手上提着一个精致的公文包。他向镇上的人表示，王局长会支付所有丧葬费用，并且会按照最高标准操办。

谁知道这话刚说完，就遭到了镇上人的一致反对。

“王大妈一辈子节俭，哪里用得着那些排场？”李婶说。

“就是，她活着的时候你们不管，死了倒想摆阔气？”王铁匠也附和道。

小王站在一旁，眼眶红红的。他对那位助理说：“请你回去告诉我爸爸，奶奶的葬礼，我们镇上的人自己会办好的。”

助理有些尴尬，但还是离开了。

王大妈的葬礼没有豪华的灵堂，没有专业的乐队，更没有华丽的花圈。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木头棺材，放在她生前每天摆摊的那棵老槐树下。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参加葬礼的人把整个小镇挤得水泄不通。

有从城里专程赶回来的大学教授，据说当年就是王大妈借钱资助他读的大学；有开着豪车来的企业家，听说是王大妈当年给他买过课本的学生；更多的是普通人，他们手里拿着一束野花或者一个小小的纪念品，静静地排队等待向王大妈告别。

最让人动容的是，有十几个年轻人，穿着统一的白衬衫，胸前别着黑纱，整齐地站在棺材前。他们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都自称是”豆腐奖学金”的获得者。

原来，这些年王大妈借出去的那些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受过王大妈帮助的学生，毕业后要资助下一代学生，并且把这份恩情传递下去。这个传统被他们称为”豆腐奖学金”。

葬礼进行到一半，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来。车门打开，王建军走了下来。

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脸色憔悴。旁边跟着一个中年女人，应该是他妻子。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让他们走到棺材前。

王建军站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过了很久，他才开口：“我对不起我妈……”

话音未落，他的双腿一软，跪在了棺材前。

他的妻子想扶他起来，但王建军却摆摆手：“让我跪一会儿，让我好好跟我妈说说话。”

人群中有人轻声议论，但更多的是沉默。

王建军从怀里掏出一个发黄的信封，双手颤抖着打开。里面是一张简单的纸条，上面只有几行字：

“建军：

妈知道你工作忙，不用担心我。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有出息。你现在这么有本事，妈心里比喝了蜜还甜。有空就多陪陪小王，别让他也像你小时候一样，总是一个人。

你的钱我一分也没动，都放在老地方了。我这辈子没给你攒下什么家产，就这点积蓄，留给你养老吧。

妈”

王建军念完，泪水已经打湿了整张纸。

他转向小王，声音哽咽：“儿子，你奶奶生前说的’老地方’是哪里？”

小王擦了擦眼泪，带着王建军回到王大妈的老房子。在床底下，他们找到了那个生锈的铁盒。

盒子里除了那本账簿，还有一个布包。打开后，里面是厚厚一沓存折和现金。

最上面放着一张纸条：“建军的大学基金”。

王建军的双手颤抖着，翻开第一本存折。那是一本已经停用多年的老式存折，上面的存款日期是三十年前，存款人写着”黄秀英”——王大妈的本名。

存折上记录的第一笔存款是五元，日期正好是王建军考上大学的那一天。

后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笔小额存款：三元、两元、有时候只有五毛钱。几乎每天都有一笔，从不间断。

王建军翻开第二本，第三本……一共有十几本存折，加上现金，总计金额超过五十万元。

“这……”王建军说不出话来。

小王在一旁小声解释：“奶奶每天四点起床做豆腐，卖到晚上六点。她从不坐车，每天推着小车走五里地去进原料。下雨天她就穿着雨衣去，从来不休息。”

“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奶奶会在树下打个盹，但只睡十分钟就起来继续。她说耽误了生意就没钱存了。”

“冬天下雪，奶奶的手冻得裂开，她就用布条缠着，继续切豆腐。”

王建军听着这些话，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魄，瘫坐在地上。

王大妈的葬礼结束后，王建军没有立即回省城。他在镇上住了下来，每天都去王大妈曾经摆摊的地方坐一会儿。

一周后，他宣布了一个决定：用王大妈留下的钱，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在镇上成立一个”豆腐奖学金基金会”，专门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

基金会的第一任会长不是王建军，而是小王。虽然他还在读高中，但王建军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王大妈的心意。

临走前，王建军找到了我爸。

“张叔，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照顾我妈。”他说。

我爸摇摇头：“她帮助过那么多人，我们不过是略尽绵力罢了。”

王建军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爸拍拍他的肩膀：“你妈早就原谅你了。她常说，‘我儿子有大本事，是为国家做贡献，哪有空管我这个老太婆’。”

王建军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如今，小镇的中心广场上，立了一座小小的雕像。

那是一个老人的形象，她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放着豆腐。雕像的底座上刻着八个字：“至善至真，大爱无声”。

每年的清明节，这里都会摆满鲜花。

而那棵老槐树下，依然有人摆着豆腐摊。那是王铁匠的儿子，他跟王大妈学了手艺。

据说他的豆腐格外嫩滑，味道和王大妈的一模一样。

更奇妙的是，他也从不赊账，却经常借钱给穷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