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前，当自己的正确主张不被大多数人认同时，毛主席曾两次主动离开军队。一次是红四军七大，一次是赣南会议。
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会议，目的是解决关于红四军内部建军原则的争议。但由于特派员刘安恭的介入，谁也没想到会议失控，虽然后来保住了前委，但毛主席却意外落选前委书记一职。这让毛主席意识到接下来自己的正确主张很难在红四军中贯彻落实，于是主动选择了离开军队，到地方调研。
无独有偶，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村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红军进攻赣州，但却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严厉批评，而且之前很多一直支持他的红军高级将领也认为打下赣州不成问题。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深感孤立无助，于是再次主动要求离开军队，前往东华山休养。毛主席刚刚走后，大会便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现在很多人认为，毛主席这两次离开军队，完全是负气出走。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毛主席是共产主义信仰坚如磐石的革命者，心胸宽广，肚量大如海，不可能那么小气。再者，中央红军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队伍，那就是他的心血是他的命根子，他不可能因负气而放任不管。
毛主席之所以两次离开，其实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谋略。通过暂时离开，让大家都有时间认真反省自己；通过暂时离开，用部队失去自己指挥后在战场上的表现来印证自己的正确，达到用事实教育反对者的目的。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确英明，两次以退为进的谋略完全正确。七大会议后，红四军执行中央决定，不顾毛主席一再提醒，孤军深入广东东江地区创建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合围，损失惨重。
直到此时，红四军上上下下才意识到真的离不开毛主席。好在陈毅及时带回中央肯定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九月来信”，毛主席不但恢复了全部职务，而且进一步树立了在军队中的权威，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扫清了障碍。
赣南会议后，红一方面军于1932年2月发起赣州战役，红过一月苦战，攻城不克，负责攻城的红三军团反而陷入被反包围的绝境。到这时候，大家都想不出主意了，不得不派项英到东华山请回毛主席，重新赋予其指挥权。
其实毛主席虽人在东华山，目光却时时刻刻关注着前线局势，项英上山请自己前已经想好了对策。重掌军权后，毛主席大胆起用起义不久的红五军团，成功掩护红三军团撤出了重围。
那么，毛主席两次以退为进的谋略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为何第三次却不灵了？
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于江西宁都县召开了全体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等人出席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召开的目的是统一作战方针。
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苏区的蔓延，加上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党内军内开始滋生出骄傲自满的情绪。导致前方中央局与后方中央局及上海临时中央产生了明显的对立局面。
在宁都会议上，毛主席“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军事策略被指责为“守株待兔”、“专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批评前方中央局对革命迅速胜利及红军力量缺乏信心和估量不足、毛主席的防御策略是“消极怠工。”
朱德、王稼祥等人极力支持毛主席，但反对者占了绝大多数。刚到苏区的周恩来虽然不太了解情况，不过他深知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态度比较温和，并不赞成大家对毛主席横加指责。
为了平息纷争，也好向上海临时中央有个交待，周恩来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由自己担负指挥责任，毛主席仍留在前方协助；一是由毛主席担负指挥责任，自己负责监督行动方向的执行。
当然，这两种方案并不为后方中央局所接受，而毛主席自己也不满意。最后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局面，毛主席以生病为由，再一次请假离开军队。
实话实说，在这种万般无奈的形势下，毛主席请病假，仍然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临走之前，他曾交待周恩来，如果有需要，可派人前来找我。
但这一次，毛主席万万没有想到，他前脚刚走，后脚便被撤销了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而且直到通道会议之前，再也没有人像前两次那样请他回去指挥红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红四军七大那一次，因为上海中央实际负责的是李立三和周恩来，李立三当时还是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坚定支持者。所以当陈毅返回上海汇报七大会议内容时，李立三完全站在毛主席一边，周恩来也同意李立三的意见。
而且，红四军七大后，红军进入广东东江遭受了重大损失，刘安恭牺牲，朱老总已悔之不及，意识到红四军离不开毛主席。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示加上朱、陈的觉醒，所以毛主席很快便回到军队。
赣南会议后之所以毛主席能重回军队，是因为当时赣州战役失去控制，中央红军面临覆灭的险境，唯有毛主席能力挽狂澜，所以再次复出也在意料之中。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央“左”倾教条主义者还未完全占据上锋，王明“左”倾军事冒险政策还未在苏区广泛推行。加上毛主席指挥红军取得了前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红军中的威望达到了顶锋。所以当赣州战役失败后，大家习惯于对毛主席军事指挥的依赖性，请他复出便理所当然了。
而宁都会议不同，宁都会议本来就是赣南会议的延续，赣南会议后，“左”倾教条主义者虽然同意毛主席复出，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宁都会议期间，王明虽然并不是中央名义上的“一把手”，但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实质上的核心决策者，是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革命速胜论”的忠实拥护者与执行者。
在王明军事“左”倾冒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头脑发热病”开始在苏区流行。即使有个别清醒之人，也无力对抗整个局面。
再者，宁都会议后，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朱德、周恩来继续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并没有出现赣州战役的凶险局面。
而第五次反围剿时，上海临时中央已搬迁到苏区瑞金。王明路线的代理人博古成为党的总负责人，将军事指挥的棒子交到了外国顾问李德手中。因此，即使第五次反围剿遭遇比赣州战役更大的失败，他们也绝不愿意毛主席复出指挥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