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说道潘伯鹰的“狂”。如陈巨来在《十大狂人》中说他“自命为第一流人物”，“为人作书写扇，总是作伯鹰为某某书，已名高高在前”，除了章士钊、沈尹默、张大千、谢稚柳、张伯驹、陈巨来、陈蒙庵等数人之外，对其他人等皆“目中无人矣”。郑逸梅则在《艺林散叶》中记述：“潘伯鹰有狂人之号，有以所刊之诗集贻彼者，往往鄙薄之，或垫砚，或揩笔。”又据说，1949年以后，潘伯鹰在自己的书房“隋经堂”悬挂字幅：“不读五千卷书者，不得入此室”。

但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需要冷静面对这些资料。比如，陈巨来的记述就局限于个人狭隘见闻而失准，潘伯鹰并非“目无余子”，他为乔大壮、杨世骥、潘受、钱君匋等人作传写序，他与篆刻家蒋维崧保持联络，他将藏印交由新加坡友人周颖南出版，他与很多文坛人士和书道同仁交往。而且，这些资料也未必能在多大意义上帮助我们理解潘伯鹰-当我们面对潘伯鹰的书迹，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狂态。人的个性往往具有多个侧面，将一两件轶事任意放大，很可能获得一个扭曲的想象。

潘伯鹰潜心投入书法艺术相对较晚，始于抗战时期的中年岁月。他与沈尹默关系密切，在重庆时，就获得沈尹默的指导。1961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沈尹默为主任委员，潘伯鹰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是沈尹默最得力的同道与助手。潘伯鹰所著《中国书法简论》是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部书法理论佳作，细致周到，清晰明了，集中体现了其与沈尹默基本相同的书法观。该书的不足之处仅在于其对明清书法的认识部分，过于贬抑明末诸贤，几乎无视清代中后期崛起的碑派书法，与当代书坛认识殊异。此外，两人的书风也非常接近，都致力于对晋唐书法的广采博收。

在投身书法之前，潘伯鹰已是小说家、诗人、鉴赏家。他的小说曾经在当时文坛引起反响，《人海微波》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后引起关注，被郑正秋导演拍成电影《春水情波》，由当时的影后胡蝶主演。他的诗词不仅赢得了民国时期众多诗坛名家的称赞，更获得了当代中青年诗词研究专家刘梦芙、徐晋如等人的激赏。多种文艺素养滋育了他不同寻常的观察、感受、模仿能力。一位论者说：“潘诗最为可观之处是其能将经历之盛毕现于诗中，悲悯之心尤其深重，观人于微、观物于屑、观世于细，故能成就其体。”

这种“观人于微、观物于屑、观世于细”的习惯对训练书法是有直接帮助的。潘伯鹰强调书外功夫，但是他没有依仗自己的多种修养疏忽技术训练，而是一丝不苟地临池。与一般人满足于粗枝大叶不同，他细致、严苛地观察临摹对象。他甚至主张：“学古人书法的正规方法是三套功夫同时并举的。那便是“钩”、“摹”、“临”的三套。”他的书法之所以很快取得成就并受到沈尹默的赏识，与他在多种文艺修养滋润下的聪慧有关，与勤奋的态度有关，也与细致的方法有关。

潘伯鹰于楷书临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于行书临二王诸帖；于草书临王羲之《十七帖》和孙过庭《书谱》。大体以晋、唐为主干，并上溯至隋，下延及宋。今人喜欢将潘伯鹰与沈尹默、白蕉的书法做比较。

这种比较是合理而必要的，因为他们都是当时海上帖派书法旗鼓相当的名家。我的看法是：若以社会影响论，潘伯鹰逊于沈而等于白；若以风格异同论，潘伯鹰近于沈而远于白；若以最终成就论，潘伯鹰稍逊色于沈、白二公。潘伯鹰有他独到的地方，他极力追求端庄整洁，结字优雅，笔力厚重，因此确立了自己的书法形象，但是他的不足是不必讳言的。在技术训练方面，他或能在具体的某碑某帖上有擅胜之处，但是总体上没有沈尹默那么变化多姿、老练圆融，丰富性不足；在神采韵致方面，他则难以达到白蕉的潇洒利落、收放自如，生动性不够。

不及沈尹默的部分，他可以凭借岁月来弥补，但他未能获享沈的长寿；不及白蕉的部分，乃与取法和趣味有关，他过度地依恃唐楷，过度醉心于融合晋唐，恰恰因此造成了他的笔下晋韵被唐法所羁勒的不足。晋韵与唐法各有其堂奥，如果有足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我们完全可能将它们分别发挥到一种崭新的境界，如果极意融合两者，很有可能反受其害。试观潘伯鹰所临《书谱》，就可以见到这种追求的弊端-孙过庭的随机章法、纷披笔画都被潘伯鹰收拾得整齐划一，因而趣味索然。

潘伯鹰对文房用具极为讲究，力求精美。他十分喜爱硬毫笔。硬毫有利处在于不拖泥带水，不足处在于其柔韧性不够，易导致笔画转折时简单生硬；另外，硬毫蓄墨量较少，不利于在连续书写中保持理想的节奏感。潘伯鹰如果乐意尝试多种工具，笔下或许会出现更多意想不到的崭新变化。

潘伯鹰（1904－1966），安徽怀宁人。原名式，字伯鹰，后以字行，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书法家、诗人、小说家。著小说《人海微澜》、《隐刑》、《强魂》、《雅莹》、《残羽》和《蹇安五记》。论著有《书法杂论》、《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作品出版有《潘伯鹰行草墨迹》等。

潘伯鹰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书法涉猎面广，尤得力于王羲之、褚遂良、赵孟頫。擅楷书、行草，有自己风貌。用笔刚毅凝重，妙在巧拙互用。小楷亦有清婉宏宽气。书学主张正草并进，碑帖兼学，以为这样可以相互得到补益，而最高境地当于字外求之。其生平艺事，有人加以评次，为一书法，二诗，三文，四小说，五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