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循名责实，书法史著作应当肩负三大任务。

一是描述各种字体和书体发展演变的过程，二是揭示这种发展演变的原因，三是对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种种现象加以评论，使后人有所借鉴。在这三大任务中，最基本的是描述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往书法史著作连这一点都没做到，可见我国书法史研究状况之落后。

要改变这种现状，提高研究水平，除了加强作者的历史意识之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掌握更多的有关资料。好在地下文物大量出土，不断为我们弥补“史不足征”的遗憾。今天，我们研究四至十一世纪的书法历史，就可以凭借敦煌文书。敦煌文书中不仅有许多字体演变的资料，通过分析排比，可以昭示从隶书到楷书，章草到今草的渐变过程。而且，在书体风格的演变方面也蕴藏着大量宝贵资料。限于篇幅，我们仅以初唐到中唐的书风演变为例。

唐朝书法风格，初期欧阳询和虞世南的字继承二王传统，点画细劲，结体秀长，风格清朗俊逸。到中唐，颜真卿等人的字与它们截然不同，结体开阔，点画浑厚，一变而为雄浑豪放。这是两个极端，用黑格尔事物发展的三段论式来说，即一正一反。历史地看，这种正反交替不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也经历了一段时期，即唐中宗与武周时期。检索当时的敦煌文书，如《观音经》和《七佛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等，字形已经改变了初唐的瘦长，趋于方正，完成了向中唐变革的第一步，而点画仍然比较细，结体方法仍以内为主。显然，它们正处于蜕变之中。这类文书作品很多，仔细分析它们的点画和结体，与当时褚遂良和李北海的字比较接近。由此，我们得以确认褚和李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历史地位：他们是初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代表书家。

进入中唐，颜真卿在褚、李开阔结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粗点画，采用外拓方法，最终完成了书风的根本变革。但这种变革也不是空无依傍的。在敦煌文书中，我们就发现不少与颜真卿早期书风相近的作品，如伯2170女官赵妙虚写的《太玄真一本际经》就与《多宝塔》比较接近，斯2157《妙法莲花经》的题记结体方正，全用外拓，已具备颜体行书的特征。前者写于695年，后者写于691年，比颜真卿的字早了好几十年，想必对颜体形成有所影响。这足以说明颜真卿的变法也不是天才的闭门造车，而是在一定的时代风气基础上展开并敦煌遗书评介取得成功的。